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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人类历史现象的提问，说到底是对现存的那些束缚着人们思想创造的那种理性精神的反思，是新时代的理性精神的创造。所以，哲学对任何历史现象的提问都与特定时代的哲学主题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哲学发展的体现。
如果从这一视角来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对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理论所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是围绕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所展开的一次新的哲学创造活动。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就不仅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哲学命题本身进行哲学追问和反思，无疑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本，我们认为应该到理论和实践所包含的固有矛盾中去寻找。理论作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系统具有普遍性，而实践作为变革具体事物的客观物质活动，则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具有普遍性，理论对于实践（实际）才具有指导意义。因而理论与实践（实际）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共性与个性是有差别的。列宁指出：“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主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何时发挥作用及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则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情况、实践特点是千差万别而又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把每个国家、地区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情况囊括其中。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最基本、最原则的方式，而不是解决各类问题的具体的、现成的答案。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普遍性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个性、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
可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要“化”或者“被化”的。我们知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数学的中国化、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尽管也存在风格迥异的各种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数学学派。一旦有定论了，那结论马上就消褪了各种色彩，成了普遍的、各学派共有的能共同接受的东西。既然具有普适性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要“化”或者“被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也是普遍真理吗？为什么还要“被化”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适性与自然科学的普适性并不完全相同。自然科学的普适性是就其本性、现实性而言的，社会科学的普适性是就其本性、可能性和总的趋势而言的。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的实现不需要人的参与，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必须有人的自觉活动的参与才能实现。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规律实现的复杂性及其被“化”的必然性。
共性与个性又是统一的。毛泽东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发展于俄国。中国国情同欧洲、俄国有很大差别，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理论指导的要求，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作用和丰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和个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的普遍性和共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和发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中国具体实际是特殊的，但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是以个性形式存在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的，但不是脱离特殊性独立自存的抽象神秘的普遍性，而是同特殊性相联系、通过特殊性而存在，它所反映的普遍规律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度，包括情况十分复杂而特殊的中国都发生作用的具体的现实的普遍性，是以共性形式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正是因为共性与个性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每一方都把对方包含于自身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本身表明，要“化”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要被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关系呢？“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什么呢？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是个别结论？是部分的“化”呢还是全部的“化”呢？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
1.马克思哲学并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创作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新唯物主义”，以区别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包括马克思哲学，但又不能简单归结为马克思哲学。它包括马克思逝世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行哲学创造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有不同理解，因此，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就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多样性局面。恩格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哲学作了“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人主要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更是多种多样，纷繁杂驳。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更是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总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化，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中国化，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再生。
2.要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然而，社会实践的变动和发展，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殊情况作出的特定论断提出了挑战，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情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其问世24年之后，马克思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这样写道：“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虽然“《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十年之后，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根据美国和俄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变化，坦言道：“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
并依据新的材料对这种新情况做了预测和推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针对某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需要修正的部分理论，恩格斯甚至说：“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只能是部分地“化”，有针对性地“化”，只能“化”其“可化者”，只能是“化”其基本原理，而不是不加选择、漫无目的地“乱化”。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那也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理解，不能生吞话剥经典作家的词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观点加以理解不能脱离整个体系，必须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
1.以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维，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中得以实现和推进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创造性发展，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围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思考，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性质、道路、动力、对象、前途等事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阐明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坚持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统一，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原则和哲学概括。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新的发展，就在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强调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构想。这些论述和观点，无一不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为中心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一不体现、塑造和引导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
2.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切入点。
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好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学习好”，就是学习主体根据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情感意志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重构，就是要实现学习主体的对象化和哲学理论的主体化，学习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本质力量。所谓“运用好”，就要创造性地应用，就是要注重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有的放矢。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切入点。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就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的”必先立，“矢”须从“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唯物主义原则。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就是要首先找准明确的靶的，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找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创造出新鲜经验和理论。这个过程，就是有的放矢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3.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进行新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实践的拓展将无疑不断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角，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生长点，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