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文本，那么对这个文本的不同阐释就构成了各个阐释者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无疑有着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独到见解。虽然邓小平并没有单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论述，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基本原则、根本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已经深入到了哲学层面，闪烁着哲学的睿智光芒。这些阐述和理解，构成邓小平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既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和真精神，又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意蕴。
马克思的哲学表现于马克思的著作即文本中，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要阅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就呈现出了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多样性局面。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指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这种理解范式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将其“应用”和“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主要观点是：（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存在方式。（3）物质是在时空中运动的，时空是运动的存在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5）认识来源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人们能够而且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6）把以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理解范式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并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培根认为，“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
霍尔巴赫认为，“世界不是自己产生自己……世界不是创造物；世界之所以不是被创造的，因为它不可能被创造。世界永远存在；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它是自身原因……物质的运动是由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物质异类性的必然结果；物质运动的多样性，物质活动表现的多样性乃是自然界的多样性的唯一原因”。
这种旧唯物主义发展到霍布斯那里的时候，达到了系统化，形成了三个具有典型性的命题：“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统一的。”
可以看出，传统范式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认为这种唯物主义是枯燥乏味的，是敌视人的，这种唯物主义“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因此，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绝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和的平均数，绝不仅仅是两者的机械相加，况且，旧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如果马克思的哲学是沿着旧唯物主义的理路进行的，仅仅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机械相加，还侈谈什么革命性变革？
况且，这种理解模式在逻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也是彻底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是一种“新唯物主义”，二者浑然一体，有机统一。但它绝不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样理解，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这种“推广运用论”要成立，就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必须假定马克思先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社会，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在社会历史观中开始并实现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是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假定只要把一般唯物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去研究社会历史，就一定能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可是，这一假定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爱尔维修曾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可在社会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批判的研究，但他的社会历史观却也是唯心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旧唯物主义都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的。
应当说，这种理解范式在普及哲学教育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它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简单化、片面化和教条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但没有如实地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和真精神，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而且还造成了今天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这种误解渗透到人们心灵的深处，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彻底的批判精神。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富有批判精神的后现代思潮掀起的思想文化论争中，马克思基本上属于“缺席者”。
然而，从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的代表著作都贯穿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只要我们看看他的部分著作的题目或部分章节的标题就可以知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工具理性、大众文化、消费异化、极权制度等现代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据此，我们或可期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有赖于建构一种后现代语境中的批判理论。
作为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马克思哲学在资本主义还处在早期阶段时就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持续变革中所显现的“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性危机”的表征不谋而合。因此，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遭遇，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马克思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性存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重写，是马克思哲学传统的一种延续、游移和增补。
例如，詹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德里达则强调，解构不仅仅是对话语和哲学概念进行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福柯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危机。博德里拉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构。即使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传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长期以来被忽略、被压抑、被边缘化乃至被遗忘的因素，但也是在解构其中心地位之后才使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重构，其实是一种非总体化的、充满异质性和内在张力的重构。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是从学习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开始的。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学马列的态度时，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分析这些话语，我们对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的，接受的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经由学习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因此，邓小平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区别的。第二、邓小平是本着“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这就决定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高屋建瓴的，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提纲挈领式的，并不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
如果这样的两点结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对传统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反思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在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大相径庭，实际上殊途同归，“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空话，而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向邓小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还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尖锐，其中的含义是：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并不一定得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赞成。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关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对此，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毫无疑问，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追问这句话的前提，我们不得不产生出两个问题：一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有多种表现形态，那么他们是哪一种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对他的追随者对他的理论的误解感到非常恼火，并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因此，即使对马克思来说，也存在着一个自己对自身理论的理解问题。作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上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未受任何理解“污染”的原原本本的马克思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也就是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然而，这些文本是沉默的，他们虽然存在着，却不会自动地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只有当马克思的文本被一个个理解者作为理解对象来进行阅读和理解时，它的意义才会被表达出来。于是，理解者和他所处的历史情景就成为了理解马克思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来说，“不懂得现在，就不能正确的理解过去”无疑是一种非常正确的理论态度。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站在当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和真精神的科学揭示，而且还透显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特征。
（一）邓小平以反本质主义的哲学智慧破解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论。
反本质主义是相对于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以一种先验设定的本质来理解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变化无常的现象发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深层的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绝对化、凝固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对事物进行认识，就会得出不同的本质；第三，本质是变化的、流动的，而非静态的、凝固的。
“文革”结束以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两个凡是”就是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坚持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就是坚持从“本本”出发还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问题。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并且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要达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同时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方向，使解放了的思想为实事求是服务，并达到新的实事求是。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不能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他们只不过是坚持认为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我们常说，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没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依然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仍然是坚持马克思的“本本”的。第二，从实践的角度讲，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人所共知，但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定做任何事情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千古名篇，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设想切入的。
要想摆脱上述理论困境，我们可以借助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时就会发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界定超越了本质与现象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思维，显示出了反本质主义的哲学智慧。
（二）邓小平以反表象主义的哲学睿智破解了那种“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假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注重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论。
所谓反表象主义，就是消解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追求的“思想客观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蒂指出，由于文化不是所有认识论主张的集合，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超历史、非人类的本质，由于我们文化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被视作文化的其他部门的基础，我们现时所持的任何信念都是适应于我们的特定目的和愿望的，因而随着我们的目的和愿望的改变，这些信念也就必然得到更新和创造。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的阐释是通过否定所谓“贫穷社会主义论”开始的。针对“四人帮”所鼓吹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荒谬的”。
这种论调的本质在于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
可问题是，如果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
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贫穷的否定就是对富裕的肯定，对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否定就是肯定了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和发展生产力。深谙辩证思维的邓小平，充分运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否定就是肯定的辩证法原理，以否定命题的形式阐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并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原则的理解还有其肯定方面的逻辑思路。生产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一直把生产力视作社会生产中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分析是与生产关系放在一起来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后人在很大程度上只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而往往对生产力本身强调不够，甚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反生产力”的思想和行为，将社会主义建设引向重生产关系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及其他诸如“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等“左”的思想都是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重新审视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他发现马克思特别强调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既然如此，不论生产关系怎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不发展生产力就到不了共产主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是否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通过否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来达到肯定（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思维方法阐明了注重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论。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是，社会主义不是静态的，凝固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此时此刻此地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模式，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会随着我们“目的和愿望的改变而得到更新和创造。”这样看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揭示既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智慧，又体现出了反表象主义的后现代理论思维。
（三）邓小平以反基础主义的哲学魄力破解了与本国实际相脱离的空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反基础主义是相对于基础主义来说的。所谓基础主义，按照R·伯恩施坦的说法，指的是如下的哲学信念、哲学共识，即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
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所有与基础、原理或中心相关的名称都指明某种“不变的存在”，但是，这种“不变的存在”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所有那些被传统哲学家奉为神圣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某种主观任意的虚构。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情况、实践特点是千差万别而又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把每个国家、地区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情况囊括其中。“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脱离本国实际的空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如果说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只知道生吞活剥的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本本”的话，那么，空马克思主义则是这样三种情况：一是认为理论就是理论，实践就是实践，二者并不相干；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不管什么情况，不分具体场合和具体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两句话肢解出来，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三是认为理论高于一切，不是以现实校正理论，而是用理论裁剪现实。在邓小平看来，这三种情况，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都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损失。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又是生动的、鲜活的、发展的和变化的，“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
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
更为重要的是“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就哲学层面来说，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坚守着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信念。即认为存在着一种“永恒的”、“非历史的”的理论基础或框架。马克思曾对这种基础主义的哲学信念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种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他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因此，邓小平对持有基础主义哲学信念的空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充分运用，也体现出了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向度。
我们所阐释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后现代视野，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说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有后现代视野就“好”。后现代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后现代主义对一切“非神圣形象”的“消解”到最后却陷入了“如果不是绝对，那就什么都不是”的相对主义深渊。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后现代视野启示我们：离开民族性而执著于时代性是盲目的，同样，离开时代性而执著于民族性是狭隘的。任何片面的、僵化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阻碍其发展，更谈不上理论创新。只有从时代的问题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时代性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文化的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也才能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对接、碰撞中奏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