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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多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道亮丽彩虹。它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喃喃自语，恰恰相反，它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文明和哲学成果的结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总是通过对重大的时代问题、时代精神及其思想前提的批判性反思，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世界性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个产生于欧洲高速旋转的局部舞台上的理论成了高歌世界的雄鹰，“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具有自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一定时代的产物，都是通过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所建构的“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因而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该时代问题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观照该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体系，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哲学对时代问题的把握和揭示既不是图解、注释现实，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批判性地反思和表征时代意义和时代精神，它需要与现实“拉开间距”，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深层地透视时代精神、理性地规范时代精神、理智地批判时代精神、理想地引导时代精神。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从“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马克思将这个时代称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并认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当冷静地看待资产阶级时代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造成了严重的人类异化，造成了普遍的人类生存危机，况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于是，使人备受奴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如何拯救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被奴役、被遗弃、被侮辱的命运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面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将哲学关注的焦点从思辨的天国转向了现实的人间，以满腔的热忱、深层的理智去拥抱和审视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人类世界，密切关注着现存世界的变化，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马克思反对那种脱离现实、“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从而在世界之外遐想的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形式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应冲破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从而使哲学成为世界的哲学，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既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用自然来解释时代问题和人类活动，从而把物的尺度当做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也不像唯心主义那样仅仅从精神能动的观点去理解，从而把精神的尺度作为解释时代问题的根据，而是从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认为时代问题的根本依据在于人类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对时代问题解答的科学途径“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把人从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维，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得以实现和推进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发端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早已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理论多达数百种，鱼龙混杂，中国人民一时还难辨良莠。在寻求法兰西文明解救中国失望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旦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是因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启示录，它只提供给我们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教条。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会获得成功。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发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时代课题结合起来，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赋予其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智慧两大历史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时空拓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完成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紧紧抓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思考，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性质、道路、动力、对象、前途等事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阐明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坚持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统一，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在各个方面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完成的。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他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强调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提出了两手抓的方法论原则；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构想。这些论述和观点，无一不体现、塑造和引导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集中表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高超艺术和非凡的哲学智慧，继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境界。江泽民紧紧抓住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以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和励精图治的工作作风，观察和把握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从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历史高度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深刻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我们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转换为中国的语词
就万事大吉了，而是需要紧扣时代脉搏，需要有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需要不断地对时代提出的各种重大的新问题进行实践反思。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正在成为澎湃的时代潮流，并在广度、深度、强度、密度四个维度上推进，形成了当代全球化的强势语境，使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问题界域都发生了重大转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中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不仅需要对全球化问题进行集中深入的系统研究，更需要在理论范式上进行创新。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全球化理论资源——世界历史理论，但是，我们今天对全球化问题的实践反思是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背景中进行的，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化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为契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
为什么要以全球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理论问题呢？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实际需要。中国的发展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是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利益的同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不可否认的。日益凸现的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冲突也说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问题。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考虑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类文明正在面临着巨大的转折。我们正在融入其中的全球化是全球的市场化，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然而这种全球化在带来全球发展的同时，也正在导致全球性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危机、极限，诸如全球性的环境、资源问题，导致恐怖主义、国际冲突的流行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等等。这是时代向全人类提出的挑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无视这一挑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做出回应，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新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家对生态问题和人的生存问题、人的价值问题展开研究，这一研究必然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全球性问题，引向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正是在这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表明：离开民族性而执著于时代性是盲目的，同样，离开时代性而执著于民族性是狭隘的。任何片面的、僵化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阻碍其发展，更谈不上理论创新。只有从时代的问题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时代性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文化的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