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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通常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为了谁的安全，即安全政策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同盟，也可能是一个地区或整个世界。二是为了什么样的安全，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还是生态安全。三是安全受到何种威胁，是具体的、清晰的威胁，还是抽象的、模糊的威胁。四是以什么手段来维护安全，消除威胁。
美国的国防经济安全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二战前，美国信奉的是孤立主义的国防经济安全观；二战后，美国则追求现实主义的国防经济安全观；“9·11”事件后，美国的国防经济安全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孤立”本来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尚未受到外界影响之前所处的一种状态，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对外界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缓慢地向更高级的文明演进。美国历史上的“孤立”尽管也是指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处的一种状态，但体现的内容却全然不同。这种“孤立”不是封闭自守，更不是权宜之策，而是借助美国民众早已形成的孤立情绪，利用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浩瀚的大洋把美国与欧、亚大陆隔开，以便将美国所面对的外部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孤立主义的安全观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强调本土安全。美国建国初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与欧洲大国抗衡。因此，为了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美国便利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将其与欧、亚大陆隔开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采取了强调本土安全的孤立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
二是反对与欧洲结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卷入欧洲事务，逃离战争与危险。美国学者马克思、韦尔—撒维尔指出，孤立主义是北美殖民地的一种传统，逃避欧洲的根深蒂固情结和避免卷入冲突的强烈愿望是其基础。约翰·亚当斯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不与任何欧洲大国达成任何结盟协定……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欧洲是战争的发源地，一旦与其联盟，就难逃战争的厄运，自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三是反对对外干涉，反对承担海外义务。1823 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声称美国不会干涉欧洲国家事务，也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国家事务。
“强调本土安全，反对干涉及卷入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安全观，深深影响了好几代美国人，成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指南。然而，1941 年 12 月 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事实证明美国本土安全与大洋外的战争密切相关，孤立主义再也无法用昔日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诚如研究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的美国学者达莱客所言：“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震惊使民众脑海中剩余的孤立主义情绪荡然无存，为美国人再次进行一场使世界事务成为国内信念之延展开辟了道路。”范登堡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也宣称：“对任何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一天结束了孤立主义”。
虽然孤立主义安全观在美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作用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很明显的，它适应了美国早期的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独立，为美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是一百多年来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
现实主义的国防经济安全观是目前国际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国防经济安全观。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安全的指示物，在主权国家上面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因此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anarchy），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所追寻的目标就是权力和利益。由于国家间总是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因此，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别国而言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因素。依据现实主义安全观，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或者说能否消除别国存在带来的威胁，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权力（ power）或能力（ capability），而这种权力或能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一个国家越要加强其安全，就越要加强其军事力量，因此，以实力求安全是现实主义国防经济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防经济安全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经济利益与目标。自 1945 年以来，美国在安全利益和目标的认定上，范围和内涵特别广泛全面。1997 年，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自从合众国建立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就拥有几个基本和持续的目标：维持美国的主权、政治自由和独立、制度和领土的完整；保护国内外美国人的生命和安全；为整个国家及其人民提供福利和繁荣。”
但是这些目标只体现了美国的传统利益，它所强调的重点是其军事实力和地缘控制等传统安全目标，而美国的目标与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此。由此，该报告又提出美国应尽其所能在必要时甚至不惜单方面使用武力，防止敌对的地区联盟或霸权出现；保证航海自由和国际海上、空中和太空通道的安全；保证可以不受约束地进入关键的市场，获得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并且在必要时击败对美国的盟国和支持国的侵略。
第二，安全标准。1945 年以来，美国为自己规定的“绝对安全”的标准是很高的。尽管理性告诉我们这种“绝对安全”是无法实现的，但在美国决策者中依然不乏“绝对安全”的鼓吹者和追求者。他们坚持美国的安全必须滴水不漏，天衣无缝。这一点在美国参议院 1999 年 10 月审议和否决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从绝对安全的标准出发，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依然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了批评，指责它的“核机制软弱”。不仅如此，美国还花巨资建设了世界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其军费 90 年代末相当于英、法、德、日、中、俄 6 国军费总和的1.67 倍。
第三，获得安全的途径。坚持冷战思维，以强化军事力量、军事集团和军事联盟来实现其安全目标。在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事集团解体后，美国不但没有解散北约组织，反而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同盟，坚持北约东扩。在亚洲，美国继续强化美日等双边军事同盟，并欲将其功能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把双边同盟作为整个地区的“保护者”、地区安全的主宰者。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还将其安全重心东移，积极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扩张，与日、韩、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对话与安全合作机制，意欲构筑亚太“小北约”。
二战后，美国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国防经济安全观，这种安全观深深影响着美国人的安全理念、政策和战略，他们笃信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和太平，必须将其防御推至海外，对有可能危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进行遏制和防范。
在“9·11”事件中，国际恐怖主义者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象征美国经济的建筑物——世贸大厦瞬间摧毁，并破坏了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地点——五角大楼，造成几千人死亡，给美国以沉重打击，从而造成了美国国防经济安全观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冷战后至“9·11”事件爆发前，美国始终认为其安全威胁要么来自其所称的“无赖国家”——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要么来自有可能对其形成挑战的中国、俄罗斯等地区性大国。然而，“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这种看法，使其深刻地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其主要安全威胁。因此，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2001 年 9 月 20 日，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将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经济等手段为辅，展开一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新型战争。但鉴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其作案方式、时间、地点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其背后支持国的难以预测性，美国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它再也无法明确把握威胁的来源。2001 年 9 月底，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报告中多次强调地理环境对美国安全形成的保护已经减弱；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旅行、贸易往来的增加，使敌视美国的国家和角色更容易渗透和直接袭击美国本土，不知道潜在与现实的敌人会如何利用新军事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何时能获得化学、生物、核武器及其他高杀伤性武器，无法了解今后几十年内哪些国家，哪种联合或哪些非国家角色会对美国及其盟国、友国构成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实力已明显超过其他国家。因此，如何定位敌手或威胁来源，以便对其进行打击遏制，便成为美国安全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前，美国人认为其本土是安全的，本土的不安全在美国强大实力的光环遮掩下已不复存在。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这种观念，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本土防务才是美国安全的最薄弱环节。2001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在地缘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不对称攻击将对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构成重大威胁”，本土防卫是“美国国防部最优先的目标”，美国社会长期秉持的安全观念必须“有所改变”。为了本土的“绝对安全”，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推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二是退出《反导条约》，强调太空主导权；三是扩大军费开支，进一步谋求军事优势。
“9·11”事件爆发前，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依然停留在传统的“遏制”、“威慑”战略上，继续沿袭冷战思维，把其主要目标集中于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上。“9·11”事件后，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调整了其军事安全战略，声称冷战时期的“威慑”与“遏制”战略已经不再适应“9·11”以后的形势，对“恐怖分子和暴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才是其新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认为，反恐不能依靠防守获胜，必须向敌人发起进攻，在最危险的威胁尚未形成之前就将其消除。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指出，北约必须“先发制人”，并且扩大“共同防御”的传统定义。他解释说：“如果恐怖分子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任何技术发动袭击，那么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动用任何手段进行防御就是可行的，这样我们就应该修改对防御的定义”。由此可见，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就是要从美国安全出发，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将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及其他威胁消灭于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