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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货进口的数量
1840年前西方列强通过外交、政治等多种手段企图打开中国市场都未能得逞，于是不惜用武力迫使中国屈服，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中国市场，然后外国商人以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为依据在中国拓展商品市场。洋商们认为和“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进行贸易，市场空间一定很大，代表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濮鼎查就曾说：“所有英国兰开夏纱厂之出品，以供中国一省制袜之需，犹恐不足焉”
。英美商人对中国消费者消费洋货能力估计过高，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在1840年间，英国输华货值为524，198磅，1843年便一跃至1，456，180磅，1844年又升至2，305，617磅，1845年又跃至2，394，827磅
。1840～1845年5年间洋货进口总值增加了4.6倍。由于洋商对中国市场上洋货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估计过高，盲目输入，造成供过于求局面。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商品就开始下降，直到1850年一直维持150万磅上下的水平。1851年、1852年两年又有所上升，1852年进口总值超过1845年达2，503，599磅，以后又开始下降，直到1856年才又超过200多万磅。这一时期英国输华商品总的趋势是1842年后三四年增加迅速，1847年后有所减少，到1851年、1852年又有所上升，然后又下降，1856年后才又开始迅速增加，由表2-1五口通商时期中英直接贸易值可以清楚看出19世纪四五十年代洋货进口的发展趋势。
1842年后的近二十年间进口洋货数量虽比1840年前有所增加，但远未达到西方列强的预期。1852年广州代办密切尔说：“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
表2-1 1840～1859年五口通商时期中英直接贸易值
单位：磅
续表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1840年前中英贸易在中国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总值中就已占绝对优势，1842年后，继续维持这种优势，1869年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全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92.4％和75.6％，即使到1894年进出口货值在中国全部进出口货值中仍维持82.1％和53.1％。
因此，中英贸易能够代表当时中西贸易的一般情况。由于这一时期没有系统的对外贸易统计，所以只有从中英贸易的趋势看个大概，而英国输华贸易趋势也确实能够代表当时洋货进口的趋势。
（二）进口洋货的品种和构成
这一时期洋货进口的品种比较少，1843～1863年间上海主要进口的货物：灰布、白布、棉纱、斜纹布、染色布、麻纱、印花布、阔幅绒布、粗哔叽、羽毛纱、毛毯、铁器、马口铁、铅、手帕、手织布、玻璃器皿、木材、酒类等19种。
厦门从外国的进口商品有：孟加拉和孟买的棉花，英国的各种棉布、棉纱、铁、铅、钢、槟榔，马尼拉的水靛、胡椒、沙藤、大米和谷类、海参、鱼翅、牛角和鹿茸。
从1843年清政府所制定的进口货物分类标准看，这一时期进口货物分为48项，所列进口货物有80多种。
洋货进口结构中鸦片、棉织品高居首位，这两项商品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经常占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70％～80％。
如上海1850年进口货物比重，鸦片占54％，棉织品34％，棉纱6％，其他6％；1860年鸦片48％，棉织品44％，棉纱4％，其他4％。
此外，在中西方正当贸易中，棉纺织品在进口洋货总值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840年英国输华货物价值占其全部输华价值的62％，1845年为72％，1853年增加到81％。由表2-2可以看出，1840～1853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中，棉纱、棉布所占比重除1843年外都在62％以上。
表2-2 英联合王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62页表编制。
（三）洋行的数量和种类
这一时期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均由外国在华的洋行（即商业公司）垄断经营，从洋人在华开设洋行的规模和数量也能看出洋货进口的趋势。由于当时金融资本尚不发达，运费高昂，从事远洋国际贸易需要雄厚的资本，西方普通的中小商人无力涉足对华贸易，外国在华洋行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到1855年总计只有209家，旅华男子除兵丁外，共计942人
。此时洋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1842年前成立的老牌进出口商行，如英国的怡和、太古、宝顺、沙逊、广隆洋行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慎昌洋行、琼记洋行等，他们多是以经营鸦片贸易起家的，1842年后继续从事鸦片贸易，同时兼营纺织品输入和丝茶输出；另一类是新成立的洋行，如泰和、裕泰、祥泰等洋行，他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业务是经营棉纺织品的进口和中国丝茶的出口业务，同时也兼营鸦片贸易。
（四）洋货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1842年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但五口通商之初中国对外贸易重心仍在广州，不过1845年后上海进口洋货数量增加显著，对外贸易重心开始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从表2-3是1844～1856年上海、广州对英国贸易比较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变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在进口贸易方面仍占优势，但两口岸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在出口方面，广州下降，上海上升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1852年已超过广州。
表2-3 1844～1856年广州、上海对英贸易比较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1842～1859年洋货进口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洋货在中国市场上发展不快；二是鸦片走私在洋货进口总值中居首位。
（一）洋货进口发展不快的成因
经历1843～1845三年洋货疯狂涌向中国市场后，紧接着就是广州、上海、福州等口岸均出现洋货积压和滞销现象。在广州，在1845年就发生了存货积压现象。在上海，1845年洋货市场也已经出现“物价跌落”现象。
在福州，1847年驻福州的领事说：“关于英国或其他外国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目前还看不出任何有希望的前途”，他估计福建每年对进口棉织品的消费，应在200万匹以上，但是实际上通过海关在福州上岸的，只有几百匹。就是这几百匹，据说远远没有达到满意或有利的价格。
马克思考察了这一时期英国对华贸易状况后说：“1844～1846年间英美输出额底增长，到1847年已经成了纯粹投机的事业，在此后的十年中，这种输出额平均说来几乎没有变动”
。造成这一时期洋货在中国滞销、积压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要因素是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自然经济本身有着高度的自给性，农民生产了地主和自己所需要的绝大多数消费品，使中国居民与市场联系不大，从根本上限制了洋货市场的拓展，并且自然经济形式“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
而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多种非生产费用，这样土货的生产成本低于洋货，对洋货进行了最顽强地抵抗。
其次，洋商对中国市场需求缺乏了解，盲目输入，造成洋货供过于求。由于中国居民与欧美国家居民消费文化的差异，使东西方在消费习惯与观念、消费结构及消费方式以及消费需求、消费者行为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西方商人在尚未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把大量不合中国人消费文化及消费习惯的商品输入中国，如输入大批刀叉和睡帽。西方人吃饭时用刀叉，他们想当然认为中国人吃饭也用刀叉；他们睡觉戴睡帽，想当然认为中国人睡觉也戴睡帽，刀叉、睡帽注定成为亏本生意。在华洋商永格乐夫·顾克总结洋货在中国销售失败的原因时说：“华人之实际需要，洋商尚未加以研究”
。
最后，中国大多数居民消费能力低。由于广大农民收入偏低，在洋货面前缺乏起码的购买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来说，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
。洋布是机器生产，外表美观均匀，但不及土布结实耐穿，道光年间竹枝词云：“绵袍洋布制荆妻，颜色鲜明价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罢，浑身如蒜伴茄泥。”
土布生产几乎可以不计劳动成本，作为商品出售，价格非常低廉，洋货相对于土货是非常昂贵的，能够消费得起的人是少数。
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如鸦片大量输入吸收资金妨碍了正当商品的贸易，中国人对洋货的陌生、排斥等。洋货是凭借军事强制力进入中国市场的，所以最初中国人对洋人的恐惧、仇视与洋货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中国居民头脑仍禁锢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中，对西方人“鄙夷不屑与怀疑惊惧交融在一起”
。同西方人接触或为西方人做事皆为世人所不齿，冯桂芬在《采学西议》中说：“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
永格乐夫·顾克总结洋货在中国未得以推广原因时还说：“大多数华人对于舶来物品尚鲜认识，降至期末，除沿海各埠居民外，其他各地人民知用洋货者尚属廖廖”
。除此外，还有西方国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强大的银行业、航运业、修理业、加工工业等，缺乏进行大规模商品输出的工具，交易成本较高。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洋货在中国市场上发展不快的局面，但为后来外国商人摸清中国市场行情以及了解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同时也为加深中国消费者对洋货的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鸦片走私在洋货进口中居首位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更是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走私鸦片，数量和价值逐年增加，在进口商品中居首位。据估计1842年的进口货物总值，鸦片约占55.2％，居第一位，至1867年仍居第一位，占46％
。从进口鸦片的数量上看增加更猛，184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38，000箱；1852年就达到48，600箱；到了1854年，增加到61，523箱
。并且鸦片输入不受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据1850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报告中说：“以我收到最近三年来运到上海来的鸦片数量和价值的材料，其正确性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在1848年虽然棉花和蚕丝普遍歉收，而售出的鸦片已由8，349，440元增加到11，801，295元；1849年收成更坏，所有农作物都受了影响，上海周围的五个省区发生广泛而严重的灾害，但售出鸦片反而增加到13，404，230元，并由16，960箱增加到22，981箱。”
鸦片的进口和销售南方是以广州为中心，北方是以上海为中心，1850年3月23日包令致书翰函中提到：“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5万箱，……总值约为3，000万元；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 ／5，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