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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2前洋货已经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出现，进入了一些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雍正年间尚为皇子的乾隆就曾做诗歌颂进口玻璃：“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小院轩窗面面开，细细风棂突纱牖。内外洞达称我心，虚明映物随所受。风霾日射浑不觉，几筵朗澈无尘垢。溪畔高枝宿鸟飞，门前小径行人走。秋添潇洒看阶菊，春回消息凭庭柳。一径入望尽分明，万家为呈妍与丑。依稀对镜延清赏，裁诗可以铭座右”。
乾隆皇帝对洋货非常喜爱，曾下令：“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费。”
洋货不仅在皇家生活中出现，且像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洋货在上层人物的生活中也已广泛出现。查抄和珅家产中就有大小自鸣钟38座、洋表100余个
。1794年，行商石中和破产时，其中查抄的财产中，钟表、望远镜就价值222，650两，占到总资产的15％
。在上海开埠通商前，一些杂货店里已有洋货出现，如一位1832年来上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黎逊对城内商店的调查：“那时上海城内的店铺都很小，陈列着不少货品，其中也有西洋货。”
道光十八年（1838）狄听在奏折中也提到：“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架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即伶仃洋面鸦片走私趸船），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沿海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临近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
这表明1842年前已经有不少洋货经由海道输入江浙等地。当时由于江南购买洋货的人数增加，已经引起敏感人士的担忧，如江苏上元县管同（1780～1831）曾痛论洋货之害：“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蹙而从时尚。……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
不过整体上看，当时进口洋货量小，价高，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只能“望洋兴叹”，能够消费起洋货的只能是少数人，如有人云：“表可占时英吉利，炮能制胜佛朗机。奇珍异物知多少，不是中华日用资。”
当时进口洋货不仅品种少且售价高，由于其新颖、奇巧已引起部分居民对洋货的好奇和羡慕。如钟表在明万历年间始传入中国，到乾嘉时人已经成为有钱居民家中摆设之一，时人钱泳称：“自鸣钟表皆出自西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
嘉庆年间，“纱袍颜色米汤娇，褂西洋毡胜紫貂”
，已成京师时尚。19世纪20年代广州以佩戴挂表为时髦，1825年来中国经商的美国人亨利在广东看到：“中国人不是在口袋里藏一个挂表，而是在衣服外边，绣花的丝质腰带上，挂两个表，表面朝着外边露出来。”
上述例子说明洋货已经成为某些人炫耀性消费的工具，1829年福建监察御史章沅在《请禁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中谈到：“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
著名行商首领伍崇耀在家业昌盛时期，富甲天下，其子弟到处炫耀财富。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描绘伍家子弟崇洋斗富的场景，称伍家某子弟曾到香港定购洋毛呢，店主因为货已经被他人预定，所剩数量十分有限，便故意抬高数倍价格。伍家子弟知其用意，“故倍取之，不以值为嫌，遂空其肆中所有。”
这位富家子弟为求洋物一掷千金。
鸦片作为商品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药品，一是作为奢侈品即毒品。清朝初期鸦片是作为药材输入中国，量很小。18世纪初输入到中国的鸦片尚不足200箱，到18世纪中期就达到了1000余箱
。1773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确定以鸦片侵华政策后，运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猛增，促进了中国居民吸食鸦片的方式和工具的改进，中国鸦片消费市场逐步形成。这种畸形的消费方式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不仅严重摧残了中国居民的身体，毒害了中国居民的精神，而且走私鸦片贸易的发展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