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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及其关系，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的综合性创新课题。说其复杂，是因为仅就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或是中国近代消费转型问题已是非常复杂的课题，本书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探讨洋货进口问题，又要研究消费转型问题，并要探究出洋货进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居民消费转型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难度更大。说其综合性，是因为该选题不仅涉及对外贸易问题，还涉及消费领域的研究；不仅涉及消费经济学理论，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其中最为困难的是需要从洋货进口的角度探讨出西方物质力量与中国近代消费模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说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就笔者管见所及，不管是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还是消费转型问题本身都应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相应的研究至今甚少，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消费领域研究的专题论文只有4篇，有关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专题研究论文只有2篇。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是“外力”。这里的“外力”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力和宗教力等，西方列强凭借强制力向中国输出的洋货就是其经济力的物质载体，洋货是启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美国学者罗斯托指出消费是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
，消费史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居重要地位。说其创新性，是因为目前学术界不仅没有深入系统地对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消费转型问题两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更未出现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本书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切纳入了研究视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在将洋货销到中国每一个角落获取最大利润目标的驱使下，输入中国的洋货数量日巨，品种日多，洋货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激发了中国居民几千年来少有变动的消费模式发生巨变。因此，说该课题是著者一次大胆地开创性尝试。这是本书的新意所在，也是选题的意义所在，更是难度所在。
拓垦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这块学术荒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一是深入系统研究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贸易史、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风俗史的研究。二是中国近代消费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可以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三是为了解和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洋货大潮和崇洋消费风气等经济文化现象提供历史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洋货以其良好的质量、精美的包装、强大地宣传攻势迅速打开中国市场，中国再次出现洋货浪潮，国货与洋货之争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全国工商联在全面调研后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削弱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的社会使用与消费动力，阻碍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市场销售，因此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提出要逐步消除普遍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推动我国自主创新产品和民族品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增强民族品牌消费意识的提案。
本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十分繁杂，要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需要大量的史料来佐证，但迄今有关中国近代洋货进口和近代消费领域的研究还比较零碎，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下面，就著者视野所及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做一学术总概括，以作为本书深入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1.关于进口贸易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进口贸易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较多地散见于有关近代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中。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分为资料性和研究性两类。资料性成果主要有：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等。研究性成果主要有：王云五主编陈重民著的《中国进口贸易》，郑友揆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姚洪卓著的《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等。上述著者们在这些著作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资料。
2.关于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近代社会生活、风俗变迁方面的研究。关于近代社会生活、风俗变迁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类研究中都零星涉及有洋货进口与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生活、消费风俗变革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内容。就笔者所见择其要者列举如下：乐正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演变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学者，在其所著的《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中指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大，进口洋货量、消费洋货量都居全国之首，是演成近代上海人崇洋消费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
朱英也是较早注意到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方式变革之间内在联系的学者，在其所著的《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洋货的日趋普及……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消费方式的变革表现为趋新赶时髦、盲目崇洋等。
孙燕京对晚清崇洋社会风尚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她的著作《晚清社会风尚》中提到近代洋货的逐渐流行造成洋货市场不断扩大，为消费观念上形成崇尚洋货风尚奠定了物质基础，即洋货“越来越适应中国人的消费口味和消费习惯，导致洋货消费市场不断扩大”，随着洋货的逐渐流行，在消费观念上也形成崇洋风气。
李长莉虽然没有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洋货进口对居民消费模式变迁产生的影响，不过其著作中包含不少洋货进口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消费观念变迁产生影响的内容。在她所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中提出随着中外贸易的逐渐扩大，五光十色的洋器物及日用洋货开始进入城镇居民的生活。
还在其所著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中指出洋货输入是引起上海人生活方式、伦理观念变迁的重要诱因，“西器洋货，以其新奇的异域风格，制作的奇巧精致，种类数量的繁多，给人们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随后又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日益流行，蔚成风气。”
刘志琴在其与同事合作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洋装在中国的流行“与其说是由于观念的变革，不如说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的回应。”
谯珊提出“外力”尤其是进口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在其所著的《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一文中，论述了近代城市消费观念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并指出崇洋是消费生活的主旋律。
蒋建国认为晚清外贸经济的发展既是广州消费模式发生变革的前提条件也是结果，在其所著的《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2005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史进行多方位地研究，论文中涉及洋货进口对广州洋货消费市场、消费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还有张静如、刘志强也在他们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中谈到民国以后中国居民在衣食住行上“崇洋”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大。赵新平在《民初社会时尚流变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到民初社会时尚流变带有鲜明的“崇洋”倾向，生活方式领域西化色彩越演越浓，崇洋趋新成为从都市到乡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且盲目崇洋之风亦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类著述还有不少，不再一一罗列。
上述著述各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洋货进口对中国近代居民消费结构、观念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但缺乏深入地探讨。各位学者的观点、思想及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写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3.关于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程恩富是较早注意到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学者，在其主编的《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近代上海洋货输入对上海消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该书指出洋货进口引起上海消费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洋货逐渐改变了上海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并从吃、穿、用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洋货对上海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袁欣认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施与了决定性影响，并从食品、衣着、灯火照明等方面的消费说明了洋货进口对近代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
林青的《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一文主要从资料整理的角度，以缝衣针、日用化学品、蜡烛、煤油、火柴、化妆品怎样占据中国消费市场为例，说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入，特别是日用百货”。
总的感觉是，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洋货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尚未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4.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西方有关消费经济的研究大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与重视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后，探讨社会主义消费的地位﹑作用及其规律成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一批专著和教材陆续出版，如《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尹世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消费经济学概论》（刘方棫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消费经济学》（厉以宁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尹世杰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消费经济学进行研究，出版了《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国消费模式研究》、《消费经济学原理》、《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消费力经济学》、《消费文化学》等一系列著作。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中国消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评判〉导言》中，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地论述，他认为生产在三个方面决定着消费：一是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二是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但马克思并不认为消费是消极的。他认为生存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人类要生存必然要消费，他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必须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又是生产的终点和起点，目的和动力。
1 .“洋”、洋货与洋货进口的区别。“洋”字主要含义有三：一是指来自外国的人、物，如洋人、洋布；或与外国相关的事务，如洋务。二是指贵重、美好的物品，如“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
三是指机械制造品。由于近代从国外输入的商品多为机制品，后来人们不管是从国外进口的，还是中国民族资本自己生产的机器制品都会在其前面加一限定词“洋”，如机织布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称“洋布”，机纺纱都称“洋纱”
。
洋货是指外国企业生产的货物，主要是指从外国进口的机械制造品，包括进口商品和在华外资企业制造的商品。
洋货进口本书是指直接从外国及香港进口的商品。
2.国货的含义。关于国货的含义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国货是指中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不包括我国传统的手工业制品（即土货）。如王相钦提出：“洋货是指外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国货是指中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不包括其他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而潘君祥等认为国货应该包括土货，他说：“在鸦片战争以后，起先人们一般把外国进口产品统称为洋货，而把与洋货相对的我国产品都称为土货。当时土货和洋货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生产地别不同，洋货是外国生产，土货是中国生产；二是生产手段不同，洋货大多为机制工业品，土货大多为手工产品。但是，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工业企业不断开设，我国也有了机制工业品。这些机制产品仿照洋货，又与原土货有别。随着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人把它称作国货，或把包括手工土货在内的我国产品统称为国货，以与进口的包括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洋货相区别。”
本书为了表述的方便，国货的意义取用国产的工业品一说，传统的手工制品称为土货。
3.有关消费方面的概念和消费的性质。“消费”作为经济学专门术语，《经济大辞典》的解释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我国专门研究消费问题的《消费经济辞典》的解释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产品的使用和消耗，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认为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产消费，是指在生产活动中工具、原料与燃料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生活消费是人们为满足物质、精神需要而消耗的物质资料或劳务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物质生活消费与精神生活消费，它是消费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本书主要研究后者。
生活消费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亦即消费具有自然过程的性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消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消费的社会性。消费的社会性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消费主体的社会性。消费者的社会性决定了消费也具有社会性。消费者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二是消费观念的社会性。消费观念主要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群体、阶层和民族经常具有不同的消费观念。三是消费功能的社会性。消费不但维持个体的再生产，而且起着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四是消费行为的社会性。个体消费行为受参照团体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消费的社会模仿性。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竞争，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以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还表现在追逐时尚和流行。此外，消费的后果也具有社会性，即具有消费示范效应。五是消费供应的社会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自给性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小，消费者越来越需要通过交换或某种社会关系来获取消费品，消费供应社会化了。
1.与消费转型相关的基本概念。所谓消费转型就是由一种消费模式向另一种消费模式转变的过程，具体地讲是指消费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包括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的变迁。中国近代消费转型就是指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由传统向近代演化的过程。
消费模式是指人们消费关系和消费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是从总体上反映人们消费行为的主要内容、基本态势和质的规定性，是指导人们进行消费活动，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
影响消费模式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世界观、消费观等。
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按人们实际消费支出的不同方面，可以分为衣、食、住、行、用等不同部分。以消费主体取得消费品来源划分，可以把消费分为自给性消费和商品性消费。自给性消费是指消费主体以自己的劳动产品直接满足个人或家庭其他成员的一种消费方式，消费品不是通过交换获得而是自己生产的消费，自给性消费与自给性生产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本内容。商品性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换用货币购买生活资料而进行的一种消费。
消费方式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
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和消费趋势的整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不同的消费观念会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同影响。消费观念的变革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取向的更替，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相应的演变。
2.消费转型的分期。严格来说，很难把近代消费模式的转型截然分成几段，因为其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演变过程，但为了便于表述问题，笔者根据洋货进口的规模、中国居民消费转型的幅度把研究的时段1842～1937年
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1842～1894年为消费模式的初步转型时期，消费模式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国居民的主要消费模式仍是传统模式的延续；第二阶段为1895～1937年为中国消费模式的进一步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消费模式大规模地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传统消费模式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近代消费模式在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逐渐占主导地位。
著者运用消费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的内在联系等进行全方位考察，力图描绘出洋货参与中国近代消费转型过程的轨迹，并由此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运用的研究方法有：
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需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才能揭示出其本质，但经济统计资料不系统、不完整，给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本书对凡是能定量分析且必须定量分析的，尽可能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发现问题或验证定性的结论。
二是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是一个动态的、渐变的过程，因此在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时，需要在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探讨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背景研究，作为近代洋货进口和消费模式变迁的参照。中间4章是过程研究，对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和分析，最后1章是在前5章的归纳和升华。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是对1842年前中外贸易与消费模式进行概述性研究，分三节。第一节为中外贸易概述，对1842年前清政府的贸易政策、贸易关系、洋货进口结构进行概述。第二节为中国传统消费模式概述，对1842年前中国传统消费模式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消费模式的主要特点等进行归纳。第三节对1842年前洋货进口对中国传统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系统研究了1842～1894年洋货初步打开中国市场的过程，分四节。第一节分析了1842～1859年洋货进口趋势和特征。第二节分析了1860～1894年洋货进口趋势及其特征。第三节分析了这一时期洋货市场和消费主体。首先分析了1842～1859年洋货在中国销售的基本特征及消费洋货的主要群体，然后探析了1860～1894年间洋货在中国销售扩展的情况和主要消费群体的扩大情况。第四节对洋货初步打开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进行较为系统地考察。
第三章主要研究了1842～1894年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初步转型，分三节。第一节考察了洋货进口对中国社会经济方式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了这一时期洋货进口在中国自然经济解体以及近代工业、商业及交通等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节对洋货进口与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的初步转型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在洋货进口的影响下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所发生的主要变化。第三节对洋货进口与中国消费观念的初步转型进行了研究，挖掘出了这一时期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初步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研究了1895～1937年洋货在中国消费市场上建立优势地位的过程及其成因，分三节。第一节探究了这一时期洋货进口趋势和基本特征。第二节分析了洋货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和消费主体发生的变化。第三节系统研究了洋货能够在中国市场建立起优势地位的原因。
第五章主要研究了1895～1937年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模式进一步转型，分三节。第一节研究了洋货进口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方式进一步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第二节分析和考察了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进一步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节研究和分析了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进一步转型过程所起的作用。
第六章归纳出了中国近代消费转型的基本特征和转型的不平衡性，分二节。第一节归纳出了中国近代消费模式转型的基本特征。第二节阐述了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转型在地域空间和社会群体上的不平衡性。
1.本书的创新之处：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四个方面，选题的大胆性、视角的独到性、观点的新颖性、搜集资料的广泛性。
一是选题的大胆性。该书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前人没有做过的课题，没有框架、观点、理论、资料可以借鉴和参考，从书的结构到运用的理论以及谋篇布局所有问题只能靠著者摸索和领悟，因此说将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著者一次大胆且具有开创性地研究尝试。
二是研究视角的独到性。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对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研究已从单方面侵略和掠夺、忽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朝着比较全面的、客观方向发展。尽管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就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的研究而言，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客观地评价，并且以往研究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对生产方式一隅的研究，是单一的、空中楼阁式地研究。本书选择从洋货进口的角度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社会心理等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视角，将洋货进口放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演变过程中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既要研究洋货进口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产生的影响，又要探讨洋货进口与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演进的关联，还要探究这些问题之间内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从全局、整体对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居民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观念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审视。这不仅拓宽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这也是本书的创新所在。
三是提出观点的新颖性。本书最重要的创新在于首次把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国近代消费转型过程所起的作用。著者学习并应用消费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洋货进口与中国近代消费转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得出了以下几点新的结论：（1）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洋货进口是启动中国近代消费转型的重要动力；（2）中国近代消费转型是外力催生的，具有多样性、融合性、渐变性、在地域和社会群体之间转型的不平衡性等特征，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即促进与抑制并存。除此外，本书还通过梳理大量报刊、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理清或完善了一些学术界尚未理清或完善的问题，主要有：（1）洋货在中国市场上扩展过程；（2）洋货能够打开并逐渐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3）洋货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和消费主体变化过程；（4）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是搜集资料的广泛性。有关洋货进口的史料还好一点，以前出版过一些与此相关的资料，而有关消费转型的史料只有在浩如烟海的近代报纸、杂志、地方志、时人日记等内淘筛。为了搜材料，著者曾长期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在一本本、一册册尘封的典籍中苦苦寻找。所利用的报刊材料主要有：《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国货研究月刊》、《国货半月刊》、《国货月报》、《中华实业界》、《商业杂志》、《银行周报》、《晨报副刊》等多种。在近代报刊中寻找材料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早期的《申报》字小、繁体、竖排、没有标点；且经常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收获甚微，如在翻阅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清末或民国时期的县志时，经常弄得满身灰尘而一无所获。著者仅对报刊的查阅就花去近1年时间，并做了数万字笔记。本书的写作中，搜集资料尽管非常困难，但著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能力所及应该收集的基本史料都搜集到了，著者自慰的是对资料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
2.本书的不足之处：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研究是一个牵涉面广、内容庞杂、学术界尚未重视的创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研究框架可以参考。在规定的短时间内，要完成本书结构的构建、资料的搜集以及撰写，感觉时间特别仓促，加之著者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书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如一些观点的提出尚需进一步锤炼，一些数据的编制尚需进一步验校等等。这是著者在今后有待于修正和进一步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