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是“外力”，其中洋货进口是一支重要力量；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洋货进口对其影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洋货进口催生了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本书以消费经济学等理论为指导，探究了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转型的基本特征。本书的选题视角新颖而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洋货进口的扩展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著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洋货进口的发展趋势及其成因，从洋货进口发展的总趋势、洋货市场发展的趋势、消费洋货主体的变化趋势等多个角度分别考察了洋货进口扩展的概况。洋货进口的总趋势是在曲折中扩展。19世纪四五十年代，因受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顽强抵制和居民对洋货的陌生和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洋货进口发展不快；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进口洋货品种多样化，且洋货营销网络开始形成，洋货初步打开了中国市场，进口货值不断上升；1895年后，内地风气渐开，交通日便，洋商深入内地，争相推广销路，洋货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进口货值陡形增加，庞大有效的洋货营销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且洋货在中国机制品、工业品市场上建立起优势地位。洋货市场发展的地域趋势是由沿海向内地，由南向北发展。1842～1859年间，洋货销量在中国居民消费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甚微，洋货市场集中在五个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行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向内地、腹地拓展商品市场，洋货市场不断扩大，华中和华南地区销量较大；1895年后，洋货营销网络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洋货销售区，销售洋货的商店遍及村村寨寨，除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的少数地区外，整个中国都是洋货的市场。消费洋货主体的变化趋势是人数由少到多，由高收入居民向中低收入居民发展。19世纪下半期，消费洋货的还主要是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中高收入居民；1895年后，洋货进口激增，售价较低，消费洋货不再是富人的专利，无论贫与富都成为洋货的消费者。

本书相对客观、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了洋货进口货值由小到大不断扩展直至在中国市场上建立优势地位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洋货售价较低。价格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关键因素，洋货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售价较低，而洋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售卖，造成的因素也很多，如列强通过军事强制力获得的特权在洋货售价降低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苏伊士运河开通降低了商品运输费用等。二是洋货物美、便用。中国居民选择价廉、物美、便用的洋货是自然选择。三是洋行采取多种手段刺激中国消费者。四是崇洋消费观念的推动。洋行重视市场调研，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上处处揣摩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不仅消除了中国居民对洋货的抵制心理而且还促进了以消费洋货为美、为时尚观念的形成，崇洋消费观念在1912年前后还发展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时尚。中国居民在崇洋消费观念的作用下，弃土货、国货，购买洋货者越来越多，购买量越来越大，有力推动了洋货进口的扩展。此外，还有很多因素，如洋行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相结合、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等都有助于洋货进口的扩展。

揭示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部分。本书所揭示的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转型过程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在洋货进口的影响下中国居民消费模式转型的条件逐渐成熟；二是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转型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洋货进口的刺激下，中国居民消费模式转型的条件逐渐成熟，洋货进口的扩展一方面瓦解了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近代中国消费模式基础的形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货进口日益发展，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传统的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渐趋衰落，亦即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开始瓦解；1895年后，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向中国输出的商品品种和数量空前增加，并加大了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力度，给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致命的打击，农村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经济基础瓦解。同时19世纪下半期，洋货进口的扩展还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产生；1895年后，洋货进口激增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进入发展时期，中国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增多，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条件成熟。

著者深入挖掘了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洋货进口改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在消费结构、方式、观念转型过程中均有体现。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初步转型期间（所谓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的初步转型是指19世纪下半期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高收入居民的衣食住行消费结构中开始出现洋货、中国居民商品性消费增加以及封建等级消费制度对居民限制减弱。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进一步转型时期（所谓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的进一步转型是指1895年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方式在较大范围内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传统消费模式的主导地位丧失，近代消费模式地位日益突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中洋货或仿洋货已经非常普遍，煤油、火柴、肥皂等洋货成为大众消费品；且商品性消费急剧增加，西式消费广为流行，等级消费制度开始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传统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在城镇地区已经丧失了主导地位，洋货或仿洋货已经取代了家庭手工制品在消费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即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贫困农民的消费结构中也已经或多或少出现了洋货或仿洋货。

在洋货进口的作用下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崇洋消费观念的形成。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等地已经局部出现了以消费洋货为美、为贵的现象；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货进口日多，崇洋消费观念在主要通商口岸均有滋生，且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895年后，洋货进口剧增，中国居民争相购买洋货，1912年前后崇洋消费观念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流行时尚。洋货进口还助长了上海等地奢靡之风的发展，享乐主义的出现，加速了等级消费观念的解体等。另一方面，在洋货进口的影响下，国货消费意识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面对洋货横流，要求国民消费国货，发展国货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国货消费意识逐渐形成。

本书通过对1842～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近百年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转型间的关系的考察，指出了中国近代消费转型的一般规律是洋货进口、中国居民消费转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三者之间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还总结出了中国近代消费转型的基本特征：一是由外力所催生，这是中国近代消费转型最基本的特征。二是消费内容的多样性。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世界各地的消费品在主要通商口岸城市都有生存的空间，各种消费模式在中国并存。三是消费方式的融合性。消费模式的融合性是指中国近代居民消费方式、观念的中与西、传统与近代的融合与杂糅。四是从1842年后洋货进口启动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局部转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大规模转型，是一个复杂渐变发展过程。五是消费转型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促进与抑制并存。同时还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消费模式转型的基本路径：首先从物质层面开始，即先从通商口岸富裕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型开始，然后随着洋货进口的增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加大，消费制度开始转型，进而又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观念层次，引发消费观念转型，最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居民消费模式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