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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世纪四五十年代洋货在中国拓展市场不太顺利，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洋货进口数量稳步增加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货进口货值增加很快，1867～1869年，全国进口洋货平均每年净增131.9万海关两；1870～1879年10年间全国进口洋货平均每年净加191.7万海关两；1880～1889年10年间全国进口洋货平均每年净增316.2万海关两；1890～1895年全国进口洋货平均每年净增加743.4万海关两，1894年比1867年增长了2.57倍。表2-4是1867～1895年中国进口贸易数量表，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洋货已经从五口通商时期的滞销和亏损状态解脱出来，并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进口额持续增加，并且时间愈靠后，进口额愈大，进口增加速度愈快。
表2-4 1867～1895年中国进口贸易数量
单位：千海关两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樊卫国《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在全国中的比重》，《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第70～71页表编制。
从1864～1894年中国进口贸易货值及其指数可以更清晰看出这一时期洋货进口增长趋势。1864年进口贸易的指数为69.3，到1894年就增加到243.3，30年间增加了3.5倍。表2-5是1864～1894年中国净进口贸易额及其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洋货进口发展的一般趋势。
表2-5 1864～1894年中国净进口贸易额及其指数
（1873年=100，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根据姚贤镐《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1页表编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洋货进口增长趋势是平稳增加，正如1881～1891年海关报告中所评价：“至于人们称之为洋货的主要商品的进口，像布匹、金属等等，这十年的数字表明：对它们的需求量没有下降的迹象，没有征兆使人担心贸易将在不远的将来衰退；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物品以外，也没有理由认为进口物品的需求量会早日或者大量地增长”。
（二）进口洋货的品种和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
1860年后中国进口洋货的种类增加了很多，仅从海关统计表上所列进口商品来看，上海口岸19世纪70年代中期进口洋货有180多种，到1894年时已达580多种
。其他口岸在同一时期进口商品品种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天津19世纪60年代进口的大宗洋货有十几种，19世纪70年代增至20多种，19世纪80年代达到30多种，19世纪90年代有40多种。
海关统计中进口商品种类增加，一是由于分类比以前明细，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新货种的增加。英国驻华领事在其《商务报告》中曾强调：“贸易的重大发展须在新品种中去寻求”。
进口洋货品种的不断增加，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洋货进口规模地不断扩大。
1860年之前进口洋货货值中，鸦片比重最大，之后机器棉纺织品的输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整个进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而鸦片所占的比重开始不断下降。1842年鸦片在输华洋货总值中居第一，占55.2％，棉花居第二，占20％，棉纺织品居第三，占8.4％；1867年鸦片仍居第一位，比重下降到46％，棉纺织品上升为第二位，占21％；到1885年棉纺织品的输入值就已超过鸦片跃居第一，占35.7％，而鸦片下降为28.8％
。表2-6为1867～1894年全国主要进口商品在进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变化表，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洋货进口结构变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鸦片在进口洋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鸦片贸易对于西方国家在华贸易的商人来讲，仍然是利润丰厚而又受到特权保护的贸易，在1885年前鸦片一直占据中国进口洋货总值的首位，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值仍有所上升，只是在进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而已。
二是棉纺织品在进口贸易中比重不断攀升，这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从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开始的，棉纺织业是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产品，是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的重要商品。
三是进口食糖、煤油、机器、火柴还有其他杂货进口比重不断上升。煤油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进口商品，俗称“洋油”，比中国旧时照明用的豆、茶、棉、桐等植物油点灯亮度高，价格又仅为植物油的五至七成，所以逐渐取代了照明用的植物油，在城乡各地推广开来，其所占商品进口额的比重上升很快。煤油、安尼林染料和机器等新商品，到1894年达1，029.4万关两，占进口商品总值的6.3％。其他零星商品中，仅火柴（包括火柴原料）、油漆、肥皂、洋针、玻璃制品、西药、蜡烛，水泥及丝制品9项商品即达469万关两，占进口商品总值的2.9％。
表2-6 全国各主要进口商品比重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三）洋行的增设
适应洋货进口和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需要，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洋行越来越多。据统计，1872年在中国的外国洋行有343家，1893年达到580家，增加了237家。在华外商人数也由1872年的3，673人增加到1892年的9，945人。表2-7是1872年到1893年在华洋行家数和洋商人数，可以清楚看出在华洋行开设数量增加的趋势。在华洋行的增加也能够从侧面说明中外贸易的发展。
表2-7 1872～1893年在华外商人数和家数
资料来源：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00页表编制。
洋行除数量增加外还有出现以下几点变化：一是大洋行的出现。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如英商太古洋行，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年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后逐渐扩展到航运、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怡和、太古洋行“无海面河流不见其旗帜，无埠口不有其办事处。”
二是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洋行的地域分布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开设而不断扩展。在沿海沿江新开辟的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口岸都已有数量不等的洋行出现。同时，各洋行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汉口、天津等重要口岸设立了分行。三是洋行业务结构的变化。1860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进口业务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业务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之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商品种类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
（四）洋货销售网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洋货在中国市场上的营销网络开始形成，在洋货营销网形成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作用。据许涤新等人的研究在1895年前洋货在华营销网络已经基本建立，已经形成一个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城镇的销售网。
洋布在中国的运销基本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图2-1为其系统图。
图2-1 棉布进口流通示意图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洋行把货物从产地运到中国后基本上是靠买办作为中介批售或零售给各类华商或消费者。早期经营进口棉布的洋行以英国为主，从英国棉纺织厂定货运华后，经买办卖给通商口岸的华商，当时主要卖给原件批发字号，上海原件批发字号销量约占进口棉布量的90％左右，销售对象为外埠常驻上海采购的申庄。
原件批发字号专营批发业务，其对象是各地客帮。客帮其实就是地区贩运商，主要是赚取地区差价。大客帮在口岸设庄，一般从原件批发字号进货，或由叫庄字号代购。小客帮又叫内地批发，来自口岸附近的城镇。客帮把批发到的货物运回本地，再批发给下一级商人或在自己开设的商店零售给消费者。
零匹批发字号亦称拆货字号，销售对象是近邻上海的江浙城镇同业及本市中小零售商，也兼营门市零售，即他们把洋货转卖给小商店或小商贩由他们转卖给消费者。口岸零售店销售对象为本市消费者。叫庄洋行是受厂商委托，在上海拍卖出售。拍卖交易对象除专做此项业务的叫庄字号外，还有部分大客帮、零匹拆货字号、大型零售商等。洋行→买办→坐贾、行商→消费者，一个完整的洋货推销网已经开始形成。自口岸到内地，自买办商人到内地零售商人，环环相扣，递层控制，构成了洋货贩销的完整系统，使洋货能够运送到外国侵略者的足迹根本不曾到过的边远地区。
这一时期洋货进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洋货进口数量和价值稳步增加。二是进口洋货的品种多样化。三是进口洋货中工业品比重增加快，如棉纺织品增加迅速。四是进口洋货以消费资料为主。1894年前由于受不平等条约、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的制约，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消费资料为主，生产资料的进口数量不大，在进口商品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1867年棉纱等生产资料在进口商品中占14.88％，到1893年仍只占21.89％；其他都为直接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