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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竞技体育开始踏上光荣而又艰辛的征程，开创了新中国的新体育。
“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是建国初期初步形成的体育方针。1952年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到后来提出了加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方针。新中国体育的方针和任务随着国家发展和需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确立
建国初期，因认为“新民主主义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因此，“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就理所当然。这时期体育的根本任务充分体现在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之中。所以，荣高棠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代表体总筹委会作的报告中阐明“普及”是建国初期中国体育的基本目标，其目的是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这一时期，广播体操、锻炼标准等在全国全面推广，并以建立群众体育组织，举办业余体育短训班等形式，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也在情理之中。
但后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两个新的提法成为中国体育的指导性方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1952年2月联合发出的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相结合。”但因建国初期相当一部分人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相对立，有人认为抓提高只是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锦标主义思想的体现，是单纯的技术等，这种思想使从事“提高”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因此，当时中国提高的步子比较缓慢。到了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新的体育方针：“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才正式确立了中国体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从此形成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基本方针的体育发展思路，并结合苏联的体育经验，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体育组织机构和制度。
（二）竞技体育走上为国争光道路
1952年以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某种程度上成了体育的专用语。中央决定参加1952年荷兰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青年团中央2月18日联合发出的《通知》中指出：世界体育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友人希望中国能去参加也甚殷切，最近我们已宣布了准备参加将在荷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由于中国过去体育基础差，近年来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此种情况亟须改变，因此，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从此，中国体育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普及”和“提高”的对象相同，即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向人民大众的普及，在人民大众基础上的提高。而1952年2月18日《通知》在“提高”之前加上了“在适当范围内”。这样，“提高”的对象和范围有了比较明确的限制。在当时，把“提高”限制在“适当范围内”可能是考虑到人力、财力、物力不足等因素，但它却成为竞技体育远离大众体育的根源。而且《通知》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把竞技体育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大大地突出了“提高”的地位。
《通知》中还提到：“中共中央已批准在首都创办体育学院，集中全国各项体育活动最优秀的选手加以培养。”因此，中国原来打算用办体育学院的办法来完成“提高”的任务，但实际上“提高”的任务并没有或没有主要落在体育学院肩上，而是落在了先后按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级体工队（后来称优秀运动队）身上。这些长年集中训练的各级体工大队或优秀运动队，是此后中国攀登竞技运动技术高峰、冲击世界和奥运冠军的中坚力量。这样，“提高”就开始直接为“竞技体育”服务了。
1956年以后，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工作任务的内涵有所扩大，除了继续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外，还提出了要大批训练运动员和积极开展国际体育活动。所以快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在这里“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第一次与“增强人民体质”并列，1958年则更明确地被确定为方针：“克服右倾思想，鼓起革命干劲，继续贯彻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和加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方针，争取更多运动项目的成绩分别超过、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
从此，竞技体育走上为国争光的道路，中国开始了竞技体育强国之路的远征。
体育体制是社会体制的有机构成部分，因而也具有这一社会体制的基本特征。体育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系和竞技体育训练与竞赛体制两个方面的内容。行政管理体系是开展体育工作的组织保证，而竞技体育训练与竞赛体制保证了竞技体育规范、科学和有序地开展。为了加快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步伐和适应国际竞技体育交流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和竞技体育训练与竞赛体制。
（一）困境中起步
旧中国竞技体育经过旧体育工作者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虽然有所发展，但竞技水平十分低下，竞技体育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运动场馆和硬件设施落后与严重不足，优秀运动员和专业教练人才严重匮乏，成了新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瓶颈。1952年起，各级人民政府在对原来一些简陋的体育运动场所进行了改造的基础上，逐步修建了一批体育运动场馆，到195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一些可供体育竞技比赛和群众活动的场地，因此，竞技体育运动才有了必要的基本设施基础。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中央委托青年团具体管理包括竞技体育在内的体育工作。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基本方针指导下，青年团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关于竞技体育的方针、政策。新中国利用人民解放军集中统—领导的优势，发扬军队优良的光荣传统，在军队大力开展竞技体育运动，并从军队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充实体育队伍。同时青年团也不断输送干部到竞技体育队伍中来，其中不少人就成为各级体育运动部门的骨干。从1951年起，省和解放军的优秀运动员队伍成为提高中国竞技体育技术水平的骨干力量。
（二）建立体育行政管理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统一组织全国性体育运动竞赛和运动会，加强与国际竞赛组织的联系，举办和参加国际运动竞赛活动，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使中国竞技体育纳入全国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之中，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快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权力机构。
1.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49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体育总会）筹委会。但跑到台湾的旧中国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郝更生，抢先通知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会址已经迁到台湾。所以，当中国决定参加第15届奥运会时受到一些阻碍。1952年3月初，国际奥委会复电称体育总会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中国体协的会籍。3月11日，有关领导经过反复商议，认为必须坚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系由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理应自然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其所属各单项运动协会中的地位，不能重新入会。为了能顺利地使体育总会成为代表全中国唯一的竞技体育组织，体育总会筹委会一方面按照国际奥委会原则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一方面准备继续参加原体协已加入的举重、拳击、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自行车、体操9个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同时在1952年6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衔接，改称成立大会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把1949年10的筹备会称为成立大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全国群众性、非营利性体育法人社团，是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的桥梁。该组织陆续在全国省一级和州、市、县下设立分会，在行业系统和基层单位建立体育协会。
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确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体育总会在国内宣传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及理想，在与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往来中，作为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因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具有了国内外不同的双重身份。
2.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体育总会只是一个社会团体，而没有行政职权。在国家经济、文化和体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只有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集中管理，才能保证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而建国初期的体育管理制度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当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领导成员在该届奥运会后考察苏联东欧体育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升起是第15届奥运会各项比赛已近尾声的1952年7月29日。8月3日下午七时，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闭幕。这是新中国竞技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也没能为中国竞技体育史写下辉煌的篇章，但它影响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程。
在第15届奥运会上，首次组团参赛的苏联代表团就获得金牌22枚，奖牌71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第2位，总分与美国队并列第一，这使中国代表团振动很大。在回国途中，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体育运动设施，并全面考察了苏联体育运动，尤其是考察体育管理方面的情况。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团中央秘书长、全国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回国后，于1952年8月21日上书党中央，汇报了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提出了加强体育工作的建议。9月6日，体育总会主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向政务院提出了一份类似的建议。
两份书面材料都提出：“目前我国体育总会只是一个群众性的体育组织，以此机构来领导我国体育运动，实不相称……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首先应加强领导机构。”建议应像苏联那样在政府中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成立体育学院、集中训练优秀运动员、举办全国运动会、修建大型运动场等建议。团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由贺龙任体委主任。9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指示：“拟同意这些建议，主席阅后送邓副总理办理。”当天毛泽东就圈阅了两个报告。9月15日，邓小平约见荣高棠时指示：“现在就要搭架子，准备人选”；“要扩大运动队伍选拔范围，到各地选拔；要建运动场，但不要离市区太远，要尽快筹建体育学院和批准召开全国运动会。”并作了五点明确的指示：①体委现在就搭架子，暂时由你牵头具体筹备；②从军队和地方招运动员；③建体育场；④办体育院校；⑤准备明年开全国运动大会。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建立体委的相关筹备工作迅速展开。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的部一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贺龙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央体委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1954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的决定，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主任。11月1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中央体委（后来改称国家体委）以及随后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体委的成立，表明体育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正式确认，为体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该机构的成立将中国竞技体育纳入全国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之中，政府管理体育组织体系逐步建立，表明开始确立政府型管理主体的地位。1956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颁布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中就明确了体委的主要工作职责：国家体委负责组织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工作，制定全国性的运动竞赛计划；制定和批准各项运动竞赛规则，举办全国性的运动竞赛，批准各项运动全国性的成绩和新纪录等。从此，中国竞技体育在国家体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踏上通往巅峰之路的征程。
（三）建立竞技体育训练体制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就着手建立体育训练和竞赛体制。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组建了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游泳、体操等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几乎都是从地、市以上举行的6000多次运动会中选拔出来的业余竞技体育爱好者。同时，在人民军队体育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苏联等国的模式，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主要由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和省级、国家级常设运动队构成的训练体制和以全国运动会为核心的竞赛体制。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这是国家优秀运动员的主要培养和储备基地。这两个《章程》在1959年改为示范章程，全国各地都遵照执行。
为了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苗子，1955年开始试办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这种业余训练形式，在全面发展身体素质，打好专项运动基础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在总结试办经验的基础上，全国普遍建立青少年业余体校（1973年改名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吸收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进行运动训练。据统计，截止1958年9月，全国的青少年业余体校已达1.6万多所，在校学生达到77万多人。
中国的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分普通业余体校和重点业余体校两种。前者的学生多分散在普通中小学上学，课余时间到业余体育学校训练。后者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学习文化课、训练、住宿，采用半天学习、半天训练的方法。到了1980年，全国有少年儿童业余体校2155所，学生213781人，专职教练员10950人；全国已有重点业余体校239所，学生24915人，专职教练员2248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创办了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中学。体育运动学校是一种双轨制的学校，设有运动班和体育师资班，既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又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毕业学生由政府负责分配工作。1980年，全国共有这类学校26所，学生5299人，专职教练员766人。体育中学的培养目标、办校形式、文化学习和体育训练等，均与重点业余体育学校相同，所不同的是体育中学能作为一种正规的中等学校列入国家的教育体制。1980年，全国有体育中学41所，学生3227人，专职教练员354人。
中国业余体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一定运动技术水平的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业余体育学校由各级体委举办的约占95％，其余由体委和教育部门联合举办，或者由工矿、企业、少年宫、高等院校自办。业余体校的专职教练员属于国家的工作人员，工作优秀、贡献大的可评为国家级教练员。中国业余体育学校的教学训练工作，是按照“从小培养，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的要求进行的。
省级体工队和国家队基本上是按照原八路军战斗体育工作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组建省级体工队和国家队的目的，是为贯彻“在适当范围内提高”的精神。省级体工队和国家队全面实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简称“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以期尽快形成优势运动项目，努力在竞技体育上有所突破。
权力的高度集中、三级训练网的形成、“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等，都为“举国体制”的形成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四）建立单项体育协会
为了适应参加奥运会等国际竞技体育比赛的需要，中央体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单项体育协会的组织。除了1949年已经成立的篮球协会以外，又新成立了中国摔跤协会（1953年）、中国网球协会（1953年）、中国排球协会（1953年）、中国自行车协会（1953年）、中国田径运动协会（1954年）、中国体操协会（1954年）、中国足球协会（1955年）、中国乒乓球协会（1955年）、中国举重协会（1956年）、中国射击运动协会（1956年）、中国羽毛球协会（1957年）、中国滑冰协会（1957年）、中国冰球协会（1957年）等。这些单项协会，在各自的领域范围内积极开展工作，为中国竞技体育项目技术的提高和各项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建立竞技体育竞赛制度
虽然中国早在建国初就有开展竞技体育的比赛活动，但从1956年才开始正式确定竞技体育竞赛制度。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中规定：在我国实施竞赛制度的运动项目共34个，即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垒球、花样滑冰、冰球、滑雪、近代五项、举重、拳击、摔跤、击剑、射箭、技巧运动、爬山、武术、马术、棋类、旅行、自行车、帆船、舢舨、划船、水上摩托、射击、汽车、摩托、飞行、滑翔、跳伞和航模等；各项设全国“单项锦标赛”，有22个项目分别每年举行锦标赛一次，即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垒球、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游泳、跳水、水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滑雪、举重、拳击、摔跤、技巧运动、棋类、自行车；足球、篮球、排球实行“全国甲、乙级队联赛”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每次比赛两轮，甲级赛的末两队降为乙级，乙级队的前两名升入甲级队；全国设“综合性运动会”，每4年举行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中有比赛的项目，当年不另举行单项的全国锦标赛。此外，对地方的省、市等各级的竞赛制度也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全国的各种竞技体育比赛活动都纳入到了一个有序的管理系统。
1956年4月28日国家体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1957年3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如何审查与承认省（自治区）、市最高纪录的几点规定》。这些作为运动竞赛制度配套的文件，对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和裁判工作、竞赛方法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训练、竞赛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六）建立竞技体育奖励制度
为了鼓励运动员更加刻苦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成绩，不断为国家争得荣誉，国家体委在建立运动竞赛制度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优胜奖励制度。1956年3月，国家体委对各级运动会试行奖励制度。1957年3月13日.国家体委正式公布了《关于各级运动会给奖方法的暂行规定》，建立了中国最初的运动会奖励制度。奖励的具体对象为：“各级运动会、各种竞赛项目的团体奖及集体竞赛项目（如篮、排、足球等）的个人奖均奖前三名，其他项目的个人奖前六名。”各级运动员各种竞赛项目每名团体奖的最高标准规定为：全国运动会80元；省、自治区、直辖市运动会30元；省辖市运动会15元；县运动会5元。对于成绩特别突出、进步特别快的优胜队或优胜运动员的教练员，也要给予适当奖励。奖品的最高标准为：全国运动会50元；省、自治区、直辖市运动会及以下各运动会20元。同时还明确规定：“在国际竞赛中获得较大成绩之运动员及其教练员，由国家给予更高的特殊奖励。”
（七）开展竞赛相关问题的研究
为了促进新中国运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适应国际比赛的需要，全国体总筹委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国际篮球规则与中国当时篮球规则不同点和六人制排球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比较与研究。
对中外篮球规则比较研究共涉及篮球运动中的14个方面，分别是：罚球区域问题、遮板问题、球的标准问题、请示暂停问题、暂停次数问题、界外指导问题、侵人犯规问题、跳球地点问题、球回后场问题、判决时的鸣笛问题、聚众犯规问题、运球问题、放弃罚球权问题和比赛中球员更换球衣号码问题等。
1949年以前，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是九人制排球，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学习六人制排球。当时除了全面介绍六人制排球的运动方式、一般技术战术、裁判规则以外，还特别对六人制排球的技术和运动特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六人制排球运动量较大，不但可以使每个球员身体素质和技能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还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等。同时还将合法击球分成了四大类，即弹击、拍击、拳击、拦挡。由于中国积极开展对六人制排球的研究和广泛宣传六人制排球的优点及推广六人制排球运动，促使六人制排球很快被国人所接受，并在全国流行开来。
（八）建立竞技体育体制的时代意义
竞技体育体制的确立，是中国竞技体育不断攀登运动技术高峰的体制保证。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体育体制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举国体制”。从此开始，中国体育目标与任务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育虽仍然以普及为基本目标，但普及再也不是唯一的目标。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运动会中取得好成绩，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激励民族精神服务，也开始成为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二是组织长年集训的代表队成为了实现体育提高任务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地位日益重要。群众性体育活动虽然继续蓬勃发展，但过去那种独自享有的重要地位已不复存在，竞技运动和群众体育从此成为体育工作的两大重点；三是参加奥运会促进了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体育总会成为基本的体育组织系统，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建立并逐渐完善；四是促进了中国体育结构的变化。由于认为竞技体育提高国家国际地位的功能，只能通过在国际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才能体现，单靠发展群众体育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组建了各级体工队，长期集训，并逐步建立了业余训练制度，以扩大高水平运动员的后备队伍；五是积累了关于参加国际竞技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初经验，争取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对外体育交往的主旋律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各机关、工厂、学校积极举办各类运动会。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分会、共青团、妇联、工会组织的推动下，一些省市开始举行省、市级运动会，仅1950年就举办了安阳五四运动大会、北京市人民第1届体育大会、黑龙江省第1届人民体育大会、昆明市第1届人民体育大会、绥远省人民体育大会、东北第l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等运动会。1953～1956年全国共举行了地、市以上运动会6000多次。
（一）国内体育竞赛活动
建国初期国内的体育比赛活动，除广泛开展的各种群众性比赛以外，还举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单项比赛。1951年5月，为了选拔赴柏林参加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球队，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行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竞技性体育比赛。参赛单位有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六大行政区，以及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铁路工会，共593名运动员。竞赛项目分男女篮球和男女六人排球，58名运动员获“全国篮排球选手”称号。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央体训班”（国家队的前身），58名运动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队的首批队员。
1951年11月，在天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足球比赛大会，有31名运动员获“1951年度中华全国足球选手”称号。
1952年9月，在广州举行了全国首次游泳比赛大会。1955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1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比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各单项技术水平的提高，发现和培养国家级优秀竞技体育选手。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国颁布了《国家体育选手条例》。这是中国后来的“等级运动员制度”的雏形。在选手条例中，规定了成为国家选手的条件，确定了国家选手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选手违反条例的处理意见等。
1956年1月11日，国家体委公布了1955年的102项全国纪录。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公布全国纪录，这标志着中国运动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对外体育竞赛活动
建国初期的国际体育竞赛活动被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赞为外交工作的“先行官”和“轻骑兵”。在建国之前，就开始通过对外运动竞赛活动和交流与友好国家的往来。1949年8月，由解放区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篮球队，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2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第1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竞赛活动更加频繁。1950年，全国学联派团参加了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体育运动比赛。
1950年12月24日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由苏联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体育学校部部长罗曼诺夫率领的苏联体育代表团，代表团篮球队于12月28日～31日分别和在北京的京联、学联、体联等各队进行了友谊比赛。1951年，中国参加了第2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篮球队获得第4名。同年8月应邀参加了在捷克举行的篮排球比赛。1952年7月，波兰篮球代表队访问了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历时一个月，共进行了10场男、女篮球友谊比赛，观众达十多万人。1956～1960年，中国产业工人足球篮球、排球队多次出国访问，并多次邀请外国工人体育运动队来中国比赛，增进了与各国工人间的友谊和团结。
通过与外国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时也看到了某些项目世界发展的水平以及存在的差距，这对加快建国初期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