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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的竞技体育将以第二个新的高潮为起点，努力攀登世界高峰，实现既定目标，跻身竞技体育强国行列时，“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陷入全面内乱之中，竞技体育也因此遭受严重的破坏。“文革”时期，几乎取消了国内外体育竞赛，尤其是文革前期，多数专业运动队被解散，使中国竞技体育水平急剧下降。在“文革”过程中，中国竞技体育虽也反复过，曾一度复苏甚至出现过局部兴盛的局面，但在“突出政治”、“不管胜负和名次”严重影响下，中国与世界先进竞技水平的距离拉大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取命”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宣告开始。随后“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引起了遍及全国的“造反”运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相继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和批判。1967年初又掀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潮，致使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处于混乱状态。
“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完全代替了运动训练和竞技比赛，教练员、运动员绝大多数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
体育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均遭到冲击和揪斗，首当其冲的是体委的领导干部。1966年7月至8月，省、地、市级体委都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1967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执行“三文两军”任务（即文左、文农、文工和军管、军训），派“军管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级体委。
体育系统被实行军管后，一大批体育界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纷纷遭到批判斗争，并被下放、转业，一些优秀教练员也被当做“叛徒”、“特务”而遭到了迫害。各地市级以上的业余体校停止了训练，不少省、市、自治区的专业运动队伍被迫解散，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规章制度被废止，训练体制被废除。据统计，当时仅足球队就解散了47个，有1124名优秀足球运动员和115名专职教练员离开了球场，国际性体育活动也几乎被取消。竞技体育工作，包括选才、管理、训练和竞技比赛几乎被停止。
由于各级体委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或迫害，致使各级体育行政机构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在1966年的8、9月份，体委机关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专业运动员也停止了正常的训练，各地用于训练和比赛的场馆多数被关闭，有的甚至成为专用的大型集会、搞斗争大会的会场。各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克服种种经济困难而购置的大批竞技比赛器材、设施，遭受严重损毁，导致国内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被迫取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通过局部的整顿，全国的“武斗”基本被平息，同时，省以下各级地方开始筹建“革委会”组织，这在客观上使全国性的混乱状况稍有好转。为了改变“文革”以来竞技体育工作的状况和解决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1971年7月，召开了“文革”的后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中，周恩来总理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体育工作的成绩，这对广大体育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特别是“9.13”后，全国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好的转机。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名由王猛同志负责领导，国家体委从解放军总参军训部领导又划归国务院序列，体委系统领导体制开始逐步恢复。此时，竞技体育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
在全国的政治局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大环境下，各级体委的领导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尤其是抓竞技体育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及教练员得到一定的补充和加强。主管竞技体育的领导、教练员、运动员，虽然对“锦标主义”、“技术挂帅”等政治帽子仍有所顾忌，但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他们敢于抓业务、抓技术，为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恢复和提高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1972年至1973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级革委会相继撤销了体委的军管组，成立了体育局，体委系统组织机构逐步恢复，开始行使管理职能。不少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恢复、健全了体育总会、分会和一些重点项目的单项运动协会，体育的各项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
（一）“文革”初期的竞技体育
1968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五·一二”命令，宣布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解散了国家体委所属的各类运动队。运动队则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意见》的“指导”下，下放运动员到工厂、农村和煤矿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为工农兵服务”。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下到车间地头，为群众作政治宣传式的表演。如，当时体操运动队的表演几乎就成了戏剧和杂技混合的“杂耍”。许多国家运动员就是在这样环境中被荒废的。
“文革”初期，各级体委的专业运动队，还能继续训练和参加比赛。但到了后来，“政治斗争”完全取代替运动训练和比赛。绝大多数教练员、运动员被迫卷入这场动乱中，无奈与自己钟爱的竞技体育事业“决裂”。“文革”开始以后，一些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尤其是海外归国的优秀运动员，被戴上“保皇”、“黑尖子”、“特务”等帽子，遭到残酷的迫害。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傅其芳因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殴打和侮辱，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训练局楼中上吊自杀身亡。傅其芳自杀身亡之后，另外两位为中国乒乓球队也立过大功的教练和运动员姜永宁和容国团，也因为被“斗争”和殴打侮辱，分别在5月16日和6月20日上吊自杀。这三位从香港归来，立志要为国争光的著名“乒坛三杰”都因不堪迫害相继含冤自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他们的去世，给中国竞技体育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1967年以后，完全废止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一整套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度，整个训练和竞赛体系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各级专业运动队大多数被解散。为此，1967年至1969年，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比赛完全取消，各地很多项目的训练和竞赛活动完全中断，仅有少数项目保留下来。而运动员又忙于“闹革命”，加上缺乏管理和教练员的指寻，没有参加国内外大赛的机会，使得竞技水平急剧下滑。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立志于“为国争光”的部分体育管理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不顾风险和压力，利用简陋的场地条件开始恢复训练。个别地方也因为各种纪念日举行庆祝活动的需要，开始单个项目的表演性体育比赛。个别运动员因在“文革”期间还坚持训练并取得一些好成绩。如1970年，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就以2.29米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这一年还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排球集训比赛。但是，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中国竞技体育总体上仍未能摆脱半瘫痪的状况。
（二）“文革”后期的竞技体育
“文革”期间把提高运动成绩与搞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对等起来，说普及有理，提高有“路线错误”之嫌。到了“文革”后期，竞技体育开始逐步恢复，特别是1974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还提出力争在短时间内使中国一些项目达到国际水平，使人们看到竞技体育春天的曙光。
1.恢复与国外竞技体育往来
“文革”初期，作为体坛先锋和样板的中国乒乓球队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迫于国际政治形势，也为显示“文革”的“成就”，当时，只象征性的派少数运动员参加有限的国际赛事。自1967年4月10月中国宣布不参加第29届世乒赛以后，中国乒乓球队员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进行训练。1970年春天，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乒乓球队除进行一些友谊比赛之外，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训练，使竞技水平大大下降了。
（1）“乒乓外交”转动“地球”
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了重要批示，并由此揭开了著名的“乒乓外交”序幕。
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乒坛的霸主，如果缺少了中国，世乒赛水平自然锐减。亚乒联主席和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希望能把第31届世乒赛办成真正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大赛。因此后藤先生除了多次发出邀请信外，还亲自来到中国，力劝中国派队参赛。他强调指出，因为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台湾借机以“中国”的名义占据了亚乒联的席位，他表明将在亚乒联大会上提出整顿亚乒联，改变现状，如果不成，他将辞去亚乒联主席职务。周恩来总理深有感触，中国与世界体坛确实隔绝太久了，让台湾有了可乘之机。就在1970年国际奥委会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居然有人提议台北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虽然这个提名遭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一致反对，但布伦戴奇却一手遮天，造成了既成事实。中国通向国际奥委会的狭窄桥梁被关闭了。因此，周恩来总理顶住了当时“左倾”思想的干扰，主张派队参加，他说：“这次不去，将为我们以后出去参加比赛增加更大的麻烦。”毛泽东主席十分赞同周总理的看法，并批示“照办”，他还批上“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附语。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主席是将这次比赛作为一场战斗。而31届世乒赛确实成为中国外交战线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甚至对全球的政治外交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备战31届世乒赛，经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国家体委派出了曾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李赫男、郑怀颖等人，参加了1970年11月在瑞典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这是自1967年以后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的大型比赛。
1971年3月21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中国派出以赵正洪为团长，乒坛名将庄则栋、林慧卿等60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乘机前往东京参加第31届世乒赛。在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角逐中，中国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女子单打（林慧卿）、女子双打（林慧卿、郑敏之）和混双（张燮林、林慧卿）4项冠军。在名古屋，与世乒赛阔别8年但仍然取得好成绩的中国乒乓球队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尤其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受到普遍的好评。
庄则栋等虽然被下放屯留几年，但他没有荒废技术。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在劳动之余就在屯留小型飞机场的机库里进行训练。因此，归隐几年，他们依然是世界乒坛的“大哥大”、“大姐大”，金牌银牌大把收入囊中。那天举行男子团体冠亚军争夺，庄则栋胜了上届世界冠军、本届头号种子、日本新一代球星伊藤繁雄，顿时一片哗然。“这是八年没有参加比赛的前世界冠军，今天依然难以战胜，可见他当时的实力。”一时间，庄则栋成了新闻人物、传奇英雄。
美国尼克松总统是个识时务的人，他很清楚中国不会屈服任何强权政治的，决不能漠视中国这样大国的存在，有必要改善对华政策，因此将对华关系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以便牵制苏联。而中国根据当时局势得出了美苏矛盾大于中苏，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的结论，中国应从中美对峙中脱出，利用美苏矛盾对付威胁最大的苏联。为此，中美双方借第31届世乒赛向对方发出微妙的信号。
1971年3月30日，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开会的间隙，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休息室主动向中国代表宋中和翻译王家栋问好，说中国队来参加比赛，国际乒联的成员都感到高兴。他还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取消了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这就意味着——”而宋中接过话头说道：“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将来的一天，在北京会面。”在散会后，宋中与斯廷霍文又在休息大厅碰了面，斯廷霍文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中国能邀请美国选手访华。
4月4日，中国乒乓球队前往赛场的班车正要启动时，美国运动员科恩因上错了车，看到满车厢的中国人，科恩窘迫地一人坐在前排。车厢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在当时运动员的心目中，美国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是新中国的敌人，因此大家没有去理会这个美国人。而坐在后排的庄则栋走到了前排，既热情又得体地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并送给他一面绣着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收到世界冠军的礼物，科恩非常兴奋，他一下车就拉过庄则栋，高举起那幅织锦，记者立即围了上来，拍下这难得的瞬间。两天后，科恩在赛场上找到了庄则栋，递过一件短袖运动衣作为回赠的礼物。
就在本届世乒赛结束，美国队就要打道回府时，宋中向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以口头的方式转达了中国的邀请。哈里森十分惊喜，他没有想到中国会如此迅速地向他们发出邀请。
美国政府也迅速而明确地做出反应，尼克松总统当即批示“接受邀请”，他连夜召集罗杰斯和基辛格共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绝不是一般意义的体育交往，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序幕。作为一种积极的回应，4月16日，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信息，本届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一是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是使中国大陆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从此，中美两国互相关闭多年的大门终于打开，小球转动了大球。中国运动员充分发挥了“人民外交”的作用，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为促进中美之间的坚冰的融化，打开通往向世界的航道，起了极关键的作用。为此，乒乓外交成为历史佳话。
随着外交僵局的打开，同年10月，中国终于进入了阔别已久的联合国，而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将是历史的必然。
（2）恢复对外体育交往
随着“乒乓外交”的成功，中国竞技体育逐渐打破了几年与世隔绝的局面，开始了频繁的国际间交往，先后派乒乓球队访问了日本、香港、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1971年11月2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隆重开幕，58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协会或体育组织、49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了这次邀请赛。这是“文革”以后，中国主办的第一次国际竞技体育大赛。
1972年，中国陆续加入或重返国际赛艇联合会、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国际划艇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同时，增加了与友好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交往。1972年，中国与79个国家和地区在竞技体育活动方面进行了友好交往。但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交往其政治意义大于竞技体育比赛本身。1973年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4年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同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7届亚运会。
1974年中国参加了第7届亚运会，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但一鸣惊人，共获得33枚金牌、64枚银牌、27枚铜牌，团体总分列第三位，并打破1项世界纪录、18项亚运会纪录、22项全国纪录。这些金银牌多集中在底子厚的跳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上，而田径、游泳、三大球等项目与世界水平相差甚大。
1975年，中国派出了包括19个项目共有119个代表队出访友好国家和地区，来中国访问比赛的包括18个项目共80个代表队。除第3届全运会预赛外，全国性大型比赛共举行了9个项目14次比赛。1975年中国竞技体育总体上还处于恢复和局部发展的状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表明在中国的竞技体育重新登上国际体坛的同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努力也有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在迈向国际竞技体育大家庭的征程上又前进了一步。
（3）竞技体育的下滑
但是，到了1976年初，整个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很多国际竞技体育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与各国的竞技体育交往几乎停止。一些人打出“体育革命”、“竞赛改革”的旗子，否定运动竞赛。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竞技体育又开始出现了下滑。1976年，中国仅派出了包括16个项目共45个代表队去友好国家和地区访问和比赛，仅有9个项目共12个代表团（队）来中国访问比赛，国内只举行了4个项目4次重大比赛。因此，再次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先进竞技体育水平的差距。
2.初步恢复运动训练
（1）恢复专业队训练
1971年，在第31届世乒赛和“乒乓外交”的带动下，部分省市的专业运动队也开始恢复训练。1972年后，各地根据“文革”后运动员年龄、技术的实际情况，重新组建了各个项目专业运动队。北京体育学院经国家体委批准，成立了射箭队。1972年6月，天津市将体育训练班改为体工大队，组建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运动队，后来又相继组建棒球队、男女手球队、自行车队、击剑队和女子垒球集训队。
随着运动队的恢复和重建，系统的运动训练也开始恢复。1970年有一些地方专业运动队断断续续地开始恢复训练。1971年，田径、体操、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的国家专业队和省市专业队也开始转入系统的训练。
1972年，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革命努力攀登世界高峰的目标。同时在《新体育》复刊号上发表了《切切实实抓好冬训》的评论，明确提出“努力提高我们运动水平，迅速赶超世界水平，是体育战线一项迫切任务”。“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一贯教导，结合运动训练的实际，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迅速改变目前一般运动量偏小、训练质量不高的状况”。并提出要恢复在“文革”前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方法。
经历了5年的动乱，教练员和运动员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开始恢复性训练。
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运动技术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但中国的竞技体育肩负着艰巨的政治任务。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3年11月16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理事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批准了执委会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法权利的决议。11月1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成员将派出体育运动代表团参加第7届亚洲运动会。有关部门明确地提出了要在1974年的第7届亚运会上，力争部分项目取得冠军、大部分项目进入前3名的要求；同时要求尽快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为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打下雄厚的基础。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各专业运动队根据3～ 5年达到一般国际水平的要求，制订了多年、年度和各个阶段的训练计划，开始了系统的正规训练。
1973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兼管体育，在1973年至1974间，竞技体育训练工作继续朝好的方面发展。
但1976年初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再次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因此，运动训练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运动水平再次滑回到低谷。
（2）逐步恢复和加强业余训练
业余体校是中国三级训练网的基础，是培养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的主要渠道。从1966年至1970年，整个业余训练的工作完全停止，人才断层十分严重。
1970年随着学校复课，一些地方先后恢复了重点业余体校的教学和训练。黑龙江省在1970年就开始抓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工作。随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恢复了重点业余体校的训练。1972年训练工作会议之后，全面恢复业余体校和青少年业余训练。
为了加强对业余体校训练的指导，1972年9月15日～26日，国家体委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青少年业余体校在办学形式上，要提倡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但应有组织领导机构，有专兼职干部，有专职教练，有固定训练的时间和必要的器材场地保证；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以会同教育部门合办一所或数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使学生有较多的体育训练时间；重点业余体校（班）学员与专业运动员人数应达到1：1，基础较好的要达到2：1。
根据会议纪要的精神，各地在恢复业余体校的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指导思想、培养目的和目标明确，组织领导、教练员、设施器材等也都基本得到落实，县级以上业余体校，均由体委一名副主任分管。
为了促进业余训练、检查业余训练情况、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发现优秀人才，从1972年开始组织全国及地方性的单项和多项青少年比赛。如1972年4月15日，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在沈阳隆重开幕，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15名少年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一次参赛的女选手共192名，全部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这些比赛实际上是对青少年业余体校恢复训练后各个运动项目的训练情况进行的一次大检查。
全国业余体校恢复后，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发展很快。1974年，全国已有上千所青少年业余体校，业余体校数比1973年增加了62％，专职教练员增加70％，学员达l0万多人。为解决业余训练教练员紧缺的矛盾，提高他们思想和业务水平，国家体委委托北京体院举办业余教练员训练班。各省、市、自治区都参照举办了相应的业余教练员训练班。
在“文革”期间的业余体校，无法实现广泛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而在大办业余体校的过程中，有些是因政治需要一哄而上。但广大竞技体育工作者和教练员从为祖国竞技体育事业培养人才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努力培养人才，因此还是出现了一批尖子。如容志行、胡广明、迟尚斌、李振恃、郭跃华、蔡振华、李月久、马燕红、郎平、孙晋芳等等，他们都是从这个时代的业余体校走出来的佼佼者。
3.恢复国内竞技体育比赛
以参加31届世乒赛为标志，1971年以后，国内各种竞赛活动逐渐增多。1971年5月8日，北京运动员吴浮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田径比赛中跳过了1.82米的高度，创造了中国女子跳高的新纪录。6月，在北京举行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田径集训赛。11月，在广东地区召开的田径表演赛上，天津选手张豹以76.87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标枪全国纪录。1971年7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七个专业会议全体代表时指出：“体育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比赛，一个是国内比赛，一个是国际比赛。”从1972年起，全国性专项大型运动会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
1972年6月9日，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打破了自“文革”以后竞技体育比赛沉寂的局面。这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20周年而举行的全国篮、排、足、乒乓、羽毛球比赛，比赛分别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六个赛区隆重举行，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7月2口，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周恩来总理等党政领导人亲自颁奖。这次运动会成功举办，对恢复和组建优秀专业队，完善和健全竞技体育管理体系，抓好运动训练和竞赛，尽快恢复和提高竞技体育水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后，中国陆续举行了全国性单项运动会，运动技术水平也逐步提高。1972年有12人28次打破14项全国纪录。
1973年，中国的总体政治局势更加稳定，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秩序，“文革”前期造成的巨大损失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尤其是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恢复了副总理职务，兼管体育工作，在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整顿和恢复的工作中，非常重视竞技体育，使竞技体育在1972年得以复苏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恢复和局部发展。仅1973年一年，包括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其他全国性比赛共举行了19项31次，参赛运动员达2万人。田径、游泳、射箭、举重、射击和速度滑冰等项目，共有70人120多次打破40项全国纪录，取得了较大面积的丰收。
1974年为了迎接第3届全运会和参加亚运会，国内的比赛活动更加频繁，1974年共计举办各类运动会15806次，其中国家体委主办的全国性竞赛41次，比1973年增加了10次，运动成绩比1973年也有较普遍的提高有138人277次打破75项全国纪录；有8人共6次打破6项世界纪录。
1975年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同志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口号，着手整顿各条战线的混乱局面，消除“文革”的严重消极后果，为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提高，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1975年，整个竞技水平又有了较大面积和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年共举办了21110次运动竞赛，与前几年相比，1975年举办大规模、综合性运动会占的比重较大，国家体委举办15次综合性运动会，各省、市、自治区全年共举办了64次综合性运动会；县区体委举办了1682次运动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迎接第3届全运会，强化训练，认真选拔参赛运动员，促进了竞技水平的快速提高。
1975年9月12日～28日，在北京举办了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有1个队4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世界纪录；49个队83人197次破62项全国纪录；4个队36人144次打破58项全国少年纪录。9月28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第3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
在第3届全运会上，许多优秀运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随着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竞技体育又受到冲击和破坏。1976年5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一文中，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参加第7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提出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成绩”的要求，被批判成体育方面的“修正主义纲领”。致使中国体育界再度陷入严重混乱之中，运动成绩急剧下降。中国举重曾30次打破世界纪录，但在1976年，一项世界纪录也没保持住；中国的游泳项目曾3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而此时，中国男女游泳的总成绩都落在世界30名之后；田径成绩没有1项能进入世界前10名，达到奥运会报名标准的只有3个项目。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上更加拉大了与世界水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