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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初，中国体育界为结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展了批判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大跃进”的大环境下，体育界也“多快好省”地大干快上。
这一时间把学术问题与政治观念对等起来，用政治批判替代学术讨论，并在“大鸣大放”中引发反右斗争以及盲目的“大跃进”等，都对中国竞技体育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学术问题政治化
1952年3月《新体育》杂志首先打出了“向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的口号；6月份起，国家体委在《新体育》上设置“批判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专栏，“组织和吸引各地体育教师、体委干部、青年团和工会的干部、体育积极分子、运动员以及有关社会人士写稿，批判、揭发、检讨均可，要求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行批判”，“准备在年内大体告一段落”，所以“希望各级体委、各体育学院，给予大力支持”。中国著名体育家和教育家吴蕴瑞、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和著名体育学者方万邦的《体育原理》两部著作因此受到批判。在结合“三反”而开展的批判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有明显将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处理的思想倾向。
吴蕴瑞1918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1924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教授、体育系主任，是旧中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常务董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体育系主任、上海体育学院院长，以及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操协会主席、上海市体委副主任等职。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就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运动生物力学书籍《运动学》，还著有《人体机动学》、《体育教学法》、《田径运动》、《体育建筑与设备》等书，与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则是他在体育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他的这些著作在当时被体育学科普遍作为教科书，在我国体育界有很大影响；袁敦礼学生时代就擅长田径和篮球运动，参加过191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2届远东运动会。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留校任体育科助教翻译，任过体育科主任。1923年赴美留学，1927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体育系主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兰州体育学院副院长、甘肃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致力培养了一批电化教育人才，在体育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与吴蕴瑞合著了《体育原理》一书；方万邦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科，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威廉姆斯教授，获体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数所大学任体育理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体育理论学者。在1952年批判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他们三人都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尤其是他们的两本《体育原理》著作，被说成是：“都是贩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所谓美国权威体育家威廉姆斯的理论”、“宣传体育超政治、超阶级，体育为了发展个人、培养领袖”；宣传了体育是消遣娱乐，是彻头彻尾的崇美、媚美观点；宣传了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政治和教育思想。并指出：“目前很多体育工作者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为体育而体育’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是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反动观点的流毒。”国家体委在《新体育》杂志上以他们三人为对象，展开了对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吴蕴瑞、方万邦等人的《体育原理》一书的确反映了威廉姆斯的体育思想，也的确存在着体育超政治、超阶级的观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客观、公正的批评、修正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如果把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同起来，用政治批判替代学术讨论，就会对新中国体育理论体系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大鸣大放”引发反右斗争
大鸣大放的起因是缘于中国共产党“八大”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强调整风运动要采用“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和建议。1957年5月，体育界进行了整风的动员，《新体育》刊登了题为《坚决地“放”大胆地“鸣”》的文章。文章指出：“我国的体育事业，在短短几年内，有了迅速的发展，拍手叫好的人很多，正是这样，也就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作风，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往往不能及时警惕”；“体育运动是一种群众文化的活动，也是一门新的科学，决不能只靠行政命令办事，必须团结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和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同时指出：“目前体育界‘争鸣’的空气之所以比较沉寂，是因为不少的体育工作者发言还有顾虑”，但“党已明确指出，‘放’和‘鸣’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党的长期根本方针”，所以“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允许大家进行自由讨论”。“体育界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急切需要展开‘争鸣’”。“毫无疑问，这对于进一步改进体育工作，推动我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将有着很大的益处”。5月3日《新体育》又就体育界的“鸣”、“放”问题，邀请首都的一部分体育专家、体育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并在《新体育》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了座谈会记录，促使体育界兴起了大鸣大放。《新体育》杂志和《体育文丛》杂志先后都刊登了很多批评和建议的文章。
就在大家纷纷以各种方式提批评意见的时候，社会上个别人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借机攻击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得出结论。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体育界的大鸣大放由此一下子就变成了反右斗争。1957年第12期《新体育》发表了《划清界限大鸣大放》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贯彻党的大鸣大放的方针，目的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党员中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反动谬论和采用的卑鄙手段，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危害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揭露和驳斥，就容易使这些谬论和各种善意的批评混淆起来，界限不清。”接着在同年第13期《新体育》上又发表了《学习毛主席讲话，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专稿；第14期《新体育》发表了《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以体育部门和体育院校的整风过程而论，就有人和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到处点火，造谣煽动，夸大缺点，否定成绩，诋毁党的各项政策，诬蔑党的干部，攻击党的肃反和人事工作，挑拨党群关系，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甚而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转业军人不懂体育’等迷惑群众的谬论，提出党员领导干部退出体委，党委退出体育院校等等”。得出了“体育界也有右派分子”的结论，并要大家“反击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对全国人民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回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攻击，批判错误言论，以稳定新建的社会主义秩序，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55万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把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定性为“右派向体育事业的进攻”、“是企图全部否定几年来体育运动的成绩，从而达到篡夺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的目的”、“企图使人民体育事业变质”，把一大批体育界人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和与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其中不少是著名体育专家、学者、教授。
（三）“大跃进”对中国体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1.《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产生及影响
1956年，体育界就已经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苗头。在1956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体育运动的问题，确定了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世界水平。
1958年2月底到3月初，国家体委又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和制订了《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简称《发展纲要》）。《发展纲要》提出了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主要运动项目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当时确定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田径、体操、举重、游泳、滑冰、射击等10个为主要运动项目。1958年3月8日～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动员会。同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却“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由于总路线是在不断反右倾和发动“大跃进”的氛围中提出的，加之在贯彻执行时，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高速度，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助长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在“多快的大好形势下”，国家体委认为：要达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和要求”，也要“鼓起体育事业大跃进的干劲”，“尤其是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公布国家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以后，各地在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出现了全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潮”。1958年9月，国家体委对原纲要提出的各项工作指标作了较大的修改，产生了《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简称《十年规划》）。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十年规划》指出：“体育大跃进的新形势，说明我们原订的十年规划指标已不能适应群众的冲天干劲，必须修改；说明‘体育能不能跃进，’‘要不要指标？’等等保守思想和怀疑观望态度是错误的。”在当时“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影响下，《十年规划》中难免散发出“大跃进”的味道。
《十年规划》对竞技体育的总体要求是：在10年左右，争取主要运动项目赶上世界水平。其具体指标是：10年内培养等级运动员500万人（后上报中央时改为5000万人），其中一级运动员须占3％，约15万人，运动健将必须达到3000人（后上报中央时改为10000人）。在国际比赛中，以1968年的第19届奥运会为目标，田径、游泳、滑冰部分项目进入前三名（举重要在1964年时赶上美国）；体操团体赛总分进入前三名（1964年时要赶上日本），部分个人单项进入前三名；足球争取达到前六名的水平；篮球、排球争取达到前三名的水平；乒乓球团体赛进入前三名，并争取出现世界冠军。要求在1960年第17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有若干单项进入前三名。为解决运动员后备人才问题，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发展到700所，学生14万。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到1200所，学生36万。
对体育科研提出了10年内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10个，即体育理论与体育制度、运动技术与训练问题、体育运动的卫生学和生理学论证、体育运动的医学与医务监督问题、体育运动的心理学、中国体育史、组织领导与工作制度之研究、培养体育干部与学校体育问题、关于体育场地和运动器材的科学研究、外国体育运动。
《十年规划》出发点是无可浮非的，但由于它是全国“大跃进”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无法摆脱“大跃进”的影子，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人的创造能力，严重违背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规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体育“大跃进”中的形式主义
进入20世纪60年代，体育界仍然对1958年后的“大跃进”持肯定的态度，如《在国家体委党组1960年关于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就指出：“1958年和1959年，我国体育运动在党的总路线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以开好全运会为中心，大搞群众运动，加强优秀队伍的训练工作，使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速度持续跃进的1960年，体育工作也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这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相适应。由于当时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虽然大家明知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困难，但却三缄其口。196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要在本年度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把职工体育运动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掀起体育锻炼的热潮”，并再次提出了1958年“体育大跃进”的模式。《新体育》杂志在1960年第1期《本刊专论》的《迎接新跃进》一文中，强调“1960年将是体育运动继续跃进的一年”。
在1960年1月12日至22日的全国体工会议上，国家体委确定了“1960年的体育工作，应继续贯彻党的总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围绕和结合生产大搞群众运动，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提出了1960年要“大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大抓训练工作、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工作任务。
1960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新的《中共中央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4月25日，国家体委下达了《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的意见》，要求各级体委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体育运动高潮，以更大的成果向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献礼。要求广泛宣传，“务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扩大影响，造成声势”。4月，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还联合发布了《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田径运动、游泳、乒乓球等运动竞赛的通知》，期望出现全国更好的体育跃进形势。
但到了1960年，人民的生活已非常艰苦。虽然在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宣传舆论氛围下，克服许多困难，开展了一些群众体育活动和运动训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普及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进行大范围的运动训练。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形式主义和浮夸虚报的不良现象又再次抬头。如为了显示出一个“声势浩大、速度更快、内容更丰富的体育运动高潮正在席卷全国”局面，山西、安徽、陕西等地都举行800万人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山东各地广泛组织了“体育运动宣传日”、“体育电影宣传周”、“全民体育活动竞赛月”等活动，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四球（篮、排、足、乒乓）一短（短跑）一射（射箭）运动。先后涌现出了5万多个“体育之社”、“体育之乡”、“体育之家”。河北、湖南出现了1000万人踊跃做操的壮观场景。另外，还出现了北京万队篮球赛、南京万队排球赛、旅大万队足球赛、广西万人田径赛和大同万人射击团体赛等的热闹场面。形式主义泛滥成灾。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使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从1959年起，农业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停止对中国经济援助并撤走专家、催逼还贷，致使1959年至1962年期间国民经济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所谓大丰收的1958年冬季，就已存在全国粮食紧张的苗头。从1959年开始，国民经济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严重短缺。1960年，人均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猪肉人均消费量下降64.9％，在粮食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即实行所谓“低标准”、“瓜菜代”，并于1960年9月，区别不同地区降低城乡居民口粮和食油的定量。在农村，很多地方用玉米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蕨根粉等作为代用食品，以克服粮食困难，度过灾荒。但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左”的错误政策不让群众生产自救，所以，1960年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饥饿遍地，疾病流行，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剧增。
高水平大强度的专业竞技运动训练，单靠精神力量的支持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依靠物质来支撑。在全国性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竞技体育事业必然地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专业运动队伍由于粮食不足和营养不良，不得不减小运动量，缩短训练时间，致使竞技体育“提高”的步伐开始减缓。
1960年，尽管全国体育工作者还在为实现“跃进”的目标而努力。但是，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因国家经济出现困难，严重影响了竞技体育的训练计划。虽然由于当时特定的时期，无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制订完全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和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已作了相应的收缩。如在1960年1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在肯定了1958年、1959年“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都有了飞跃发展”的成绩的同时，也正视了体育工作由于国民经济困难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现实，提出应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对原有的体育工作目标、任务做相应的收缩。在呈报中央的《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6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没有再提出新的“继续跃进”高指标，并有全面收缩竞技体育的任务的意图；在运动训练方面，要求“认真总结训练工作经验，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革新运动，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为提高训练质量，各个运动项目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训练要求和目标”。提出以10个主要运动项目为主，“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和竞赛，力求提高运动水平”。
1960年上半年，由于全国“反右倾”政治氛围的进一步强化，体育界虽仍然组织万人、百万人参加体育活动、比赛，似乎要继续“跃进”。但在实际工作中对竞技体育发展速度与目标，已进行局部的收缩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因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而产生的困难程度，为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1960年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全国经济和各项工作。从1962年开始全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并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全国各条战线贯彻和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国家体委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