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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或狭义地讲，超文本写作属于写作学范畴，也就是说，它是用写作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超文本的写作方式、写作要求、写作心理、写作思维，以及写者与读者、写者与文本等关系的一门科学。而广义地讲，超文本写作学作为写作活动的一种当下行为与社会现象，它具有非物质性（虚拟性）、文本间性、实践性之特点。科学的本质在于探求未知领域的现象与本质。科学研究者在描述各种现象之间有规则的关系，解释某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与规律。换言之，科学寻求不变的原则。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我们“不能期望一个研究人员能够合理地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加以明确、没有界限的学科领域。”
什么是超文本写作？这是首先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如超文本或超文本写作等）时，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著名学者E·M·罗杰斯曾说过：“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也就是当我们涉及超文本写作时，一定要探寻到超文本写作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质言之，超文本写作学就是研究由一组具有层次性网状文本段落构成、以链接点串联起来，提供读者不同阅读路径的，以及由多种形态文本（包括视听文本、图像文本等）组合成的电子非线性文本的书写系统。
目前，超文本写作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主要是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以及人们写作思维的进一步变革，超文本写作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从学科的角度看，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其前提条件是它具有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和结论。“首先，一门科学的对象决定着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即客体、主体和部分。其次，科学对象也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科学对象的特点规定着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科学对象的特点规定和制约着研究方法的性质和特点。再次，科学对象将从根本上决定着这门学科的科学体系。因为，一切科学的结构体系都是这门科学对象的结构和体系。”
如果某一种学说具备了自己的方法，就应符合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命题可以由自己来验证；二是该命题能够由别的学者验证；三是不只是把命题所主张的内容传达给别人，而且可以使别人在逻辑上追踪其脉络，理解它的内容；四是其他学者，也产生一种由自己按照那种方式思考的可能；五是若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某一个别对象或层次，也将获得新命题和新结果的可能性。对照以上五条学科特征，我们发现超文本写作学符合上述论证条件。
法国思想家福柯建立了谱系学理论，认为考察事物的历史结症需要考究它的原点，而原点的考辨及厘定比考察它的来源更为重要。福柯的谱系学思想来源于尼采，而尼采用它来说明道德偏见的起源。
福柯说：“这不再是查核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界限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问题……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以什么样的标准区分这些我们涉及的单位：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文本？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次？什么是解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层次？”也就是说，在事物的本原上就存在非统一性，任何事物与名称都存在着“纷争”。我们所要做的事是探求事物内在之间的微细差别，以及微观运动发现结构的秘密和解构的源泉。虽然他没有使用“解构”一词，但他的“写现在的历史”之义显示出对历史意义的彻底消解。因此他扬言：他的谱系学是对传统科学的一种反动。所以我们考察超文本写作时，有必要从它的原点——文本来进行实质性的考察。谱系学就是要我们抛弃以往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线性的思维逻辑，以整个谱系为构架，然后在某些事物之间进行断裂式的、偶然性的、细微性的差别分析。“它要将异质性的东西聚拢，将纷纭的事件集结，将统一的东西打碎，将禁忌的东西触动，将稳定的东西搅毁，将历史插曲和散落的东西重新收拾起来。”福柯的谱系学是追求来源的，但与所谓现代科学的追求方式或方法是不同的。换言之，他追求的是把握两者之间差异的一种方法。“自事物的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谱系学的关键点是：它不关注知识，而是关注权力；不再关注语言，而是身体；不再关注思想，而是关注欲望；不再关注宏观的事件，而是关注微观事件。福柯就是使我们轻松放弃历史沉重的意义包袱，关注于当下之义。近代的科学是以分类原则为标志的，这就是知识型的表现，在四个时期（福柯所指的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当代）仅仅是知识的更换，从一个知识场到另一个知识场。我们只有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和过去的，以及将来的知识形态。知识考古学的归宿是无意识，是事物的固体和文本的空白（即无文本或超文本）。
我们面对当今传统知识、传统写作、传统文学、传统文本等转换为电子的知识、文本、文学、写作等的变化，这不是人类意识所能控制的，而是一个本质性的、内在性的革命。福柯的四个时期之间是属于同一层次；而到了当下却成为一个崭新的、全新的认知型。美国密歇根大学美籍华人学者赵晶晶认为：当今我们必须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说：“传统的中国思维认为时间是一维的；而在印度文化中，时间是一只轮子，处于不停的轮回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本土文化中培养起来的价值判断方法来评判其他文化中的现象。”
艾柯（Umberto Eco）在《书的未来》一书中告诫我们：“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这样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的发生深刻变化”。
阅读艾柯的作品对我们的精神空间是一种开拓，“Eco”在意大利语里是“回声”的意思。他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将“繁复”视为未来文学值得珍视的品质之一，也就是说，文学尤其是未来文学是一种可以多层面折射的艺术。西方现代化是从文艺复兴启蒙阶段开始的，所谓启蒙就是要把人从传统的愚昧中解救与唤醒过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思想家把传统认为是历史发展中的沉重包袱，视为落后因素。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没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开始慢慢地苏醒了过来，走出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误区，意识到不能把传统与现代看成对立。目前整个世界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传统与现代是一种互补关系。固然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当今主导性的力量，但这些却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传递都不同程度上浸润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根据这样的理念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写作是写作史的一种样式，也是超文本写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与文字手段。文字的写作依然具有强大的作用，仍然是超文本写作中的主导方式；而且传统写作与超文本写作不是对立关系，两者是互补的和谐关系。
电子文本不仅仅在“呈现方式”和写手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次人类思维、记忆、传输、书写方式的革命。学者傅修延认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的迥异：“第一，电子文本利于书写；第二，电子文本易于保存；第三，电子文本便于流通。”
为此，我们必须迎接它的大踏步到来。“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
知识阶段的嬗变，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转型；也意味着某些知识分子的落伍、淘汰与灭亡；同时也意味着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转型阶段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改革，从现实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或许高贵与卑贱在转型期会产生颠倒性结果的可能。
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出现了“第一次范式”的转变。唐·泰普斯科特曾指出：“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信息技术在全新的、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下迫切需要飞速发展，以促进信息技术步入所谓的第一次‘范式的转变’。换言之，信息技术正在步入一个新纪元。”
范式就是一种模式、思维方式和架构。托马斯·库恩曾在1962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范式的转变”这一命题，标志着一种全新的视角进入了人类的视野。该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对任何一种现象都要有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问题的解决，描述了一幅关于当时世界发展的全景，这种全景表面看来是一种图式，其实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以范式的改变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用科学术语来说，一种旧的范式与另一种新的范式是不能相约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无法对等使用的。库恩认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不仅包括观察用语、理论用语、概念意义的改变，而且还包括范式在方式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上的区别，即范式的改变意味着科学的基础、语言和定义乃至于科学家整个世界观的转变。换言之，人们对文本的态度、观念、理解，以及运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写者在玩文字，受者也不再关注或理会作者的意图，在阅读中常读、常新，正所谓古人所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现象。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等，把文本看成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有的文本被看成是经典文本。读者在阅读时不可能是被动的，一定产生信息增殖的效果。但以往的增殖不是在同一文本上进行，作者与读者也无法在同一层面上（时、地）进行对话与交流。由于出现了电子文本，超越了时空，这就实现适时适地进行读者—作者对话与交流的可能；同时又由于超文本出现，可以在一文多本，或一本多文中进行信息增殖工作。一个科学理论成为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知领域，扩大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具有发散型思维的特点；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为学界集中精力攻克难关准备了条件。范式保证了问题有确定性和解析性，赋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之意义。
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传统的字符流动到文图多功能的界面、从单一的媒体转变为多媒体运用、从单纯的词义层面到多层次、非线形、网状多含义的“词义”演变、从信息的简单处理到大规模的、复合性的制作以及网络管理功能的转变……。信息技术范式转变，导致了超文本写作的出现。一般而言，常规科学的任务是解决理论性的疑点；但是反常现象也会增多，陷入常规理论的危机之中，此时新的范式就必然应运而生。在范式中选择新与旧的过程是人们价值观在起决定性作用。目前从中国写作学史资料来看，较早关注技术在写作学中的重要性的是马正平教授。他在《技术渗透理论，操作来自模型》和《当代写作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中，提出技术方法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写作既是一个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也是一门技术。超文本写作与所有技术一样是技术原理（理论）转化为写作实践活动规则后的操作方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专门有一节谈到“纯粹理性之建筑术”，指出：“全体乃一有机体组织的统一体，非一集合体。这种统一体自内生长非由外部的增加（由于附加）所致。”
质言之，这个构建必须要有一个内部的技术操作体系；还要有一个运动着的理论体系。超文本写作的技术论的构建是当务之急。
在电子文本中有两种类型：电子传统文本与电子超（非传统）文本。前者就是我们平时所见的电子屏幕上的文字材料，包括交互式写作等；而后者是多种文本（主要包括视听文本）的组合和一种文本中嵌入多个链接点文本。“超文本”原本是一个专门术语，用英文表示就是“ hyper- text”，最早由美国学者纳尔逊提出，它主要指电脑上进行的一种“由一连串文本段落构成、以连接点串起来，提供读者不同阅读路径”的非传统书写系统。换言之，这种书写系统是一种可指向多处媒体大文本，其内部的文本段落靠多重链接而组合起来，读者可以通过点击链接点而随意选取自己的阅读对象。当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还无法在实践中加以显现。后来乔治·兰道将这一概念完全融入网络新媒体中，而现在来看，“超文本”就是互联网上电子各种文本的网状组合或层次性文本片段的链接。超文本的“超”，是超越之义，那么，“超越”在何方？我们考察超文本时发现，所谓超，就是超越文本间的障碍，可以在同一个文本中完成多个文本，或一个文本中嵌入其他与意义有关联的多个文本（或文片），这就是超越文本之义。超越，笔者认为主要在以下方面：
首先，超越读者—作者二元论的关系之上，形成一种新型的合作者关系。
其次，超越了文本，就是超越了文本之间的障碍，形成了一文多本与一本多文之现象；同时超越了文本本身，以往文本中蕴涵了许些文本外的（文化上的）意义，到了超文本时，文本就仅仅是文本了，文本外之意义都随之而消失。
再次，超越文本之意义，以往的文本之间不存在意义的增殖，只有少量的增加或减少。但在超文本中，其意义在文本进行中得到了超越，形成了意义的一定量的增殖，这些增殖信息之处，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字体或用横线加以显示，以及运用多媒体文本。增殖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人类感官功能的文本增加和文本背景材料上的多层次意义的增加。
最后，超越了时空，以往文本中的空间是凝固的、有限的；但在超文本中，其容量、信息所占的空间大为增加，可以是无穷量；同时在同一时间中可以对文本进行加工（嵌入、替换、增殖等多种文本），实现了现实时空转换为超时空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人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存在。“原本生成于自然的人，虽然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又总是寻求突破纯粹动物式的自然存在状态，不断实现对现存状况的超越和自我超越。”
这种超越性是人具有一种从未满足、天生探索的精神，人的不满足应该说是人的未完成性的属性，天然地具有超越现实限制的激情和冲动。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不断地将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变成新的世界。人的这种超越性是人的超越意识所决定的，是促成人的生命活动成为超越性活动的重要精神力量。人，作为一种“类生命体”，力求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各种现实条件与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是一种地球上超自然的自然存在。马克思曾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当代技术革命和虚拟实践的呈现，意味着人类正在打破传统的生存方式、发展模式，并极有可能实现一种跨越式的超越。虚拟现实的出现，是由高新技术所支撑的。虚拟现实技术，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存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制眼睛等）的支持下，生存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式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存的“虚拟”世界中的对象进行交互式作用。伯第亚在《虚拟现实系统和它的应用》一文中，把虚拟分解为三个功能：沉浸、交互和联想。这种“神似”、“神拟”形成一种逼真拟态世界。
从赵剑英博士首先提出“实践的历史形态”这个概念后，他同时论证了“信息实践”这一范畴。张明仓博士完成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虚拟实践论》（专著）完整地阐释了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实践方式——虚拟实践。对于写作学而言，虚拟实践方式尤其重要，它拓宽了写作学的视野，第一次阐释了电子写作的实践行为。电子写作，包括电子交互式写作和电子超文本写作两种，我们统称为虚拟写作。虚拟写作是人类写作实践史上的一次飞跃，写作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以往交往实践仅仅理解为“主体间物质交往活动”，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也局限在语言交往、心理交流方面。这种缺失物质性内在交往，导致人们无法对虚拟世界交往、写作实践活动的诠释，尤其是网络社区出现的一种类似于“地缘、业缘、血缘”的关系类型，这种既不存在现实中又与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常常使人难以名状。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概念，认为交往关系的本质在于物质关系。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解为规则、语言和交往合理性三大要素，其中“理想的交往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强制条件下的平等、自由的对话。这种平等、自由的对话精神影响了超文本写作的写作蕴涵。超文本写作与人的认知模式演进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令人诱惑的课题。因为它涉及众多学科的成果，既要对人的认知结构、写作方式、心理欲求、交往方式等进行探讨，同时又对虚拟写作的传播媒介、社会心理、文化差异等进行考察。
在我们涉入这一领域时，我们必须转换所有的研究态度、方法、思维与手段。作为研究的态度而言，即研究者如何处理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只能作为科学的考察对象存在，研究者无论在主观上对其是否好恶，都不应为情感所左右，保持“价值中立”。当前某些学者迷恋古代传统（文字文本）写作，怀有无限的留恋；而新生代却迷恋于当下的（电子文本）写作，对此情有独钟。为此我们在评析时，应保持学术中立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提出学者必须“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原则，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方法。所谓研究方法就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结语的支撑。传统写作理论与我们研究超文本写作是不同的领域，所采取的方法也必将有所不同。超文本写作研究者应具备现代意识、社会实践的视野，重视超文本写作的繁复与求新的写作现象与实践，尊重民间的草根族写作。研究的结语必须有供批评者检验与重新论证的性能。
由于超文本目前主要在万维网上使用，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万维网进行必要地解释和说明。1989年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提出，之后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又提出了一种超文本浏览器的概念。1991年文顿·瑟夫领导的互联网协会成立。与此同时，伯纳斯·李设计出一种超文本链接的软件万维网（WWW）。他曾说道：“万维网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互联网真正成了交互式的。人们可以访问网站，可以给网站增加内容，可以编辑网站上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在网站对话。”并且他还补充道：“万维网最初的设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这就是增强个人的能力，提高社会的效率，把电脑的功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到了1992年，一位年轻的马克·安德里创造了万维网的浏览器“马赛克”，这样使得数据的传输增长了341634％。另外，他还设计出一种“导航者”，提高了浏览的效率。为此，人们惊叹这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浏览力：“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不仅使超文本文件格式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使对互联网搜索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点。如果说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交流方式的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有两次：一次是阿帕网带来的通讯方式的革命，这是以电子邮件的普遍使用为标志的；另一次革命则是由伯纳斯·李和安德里森带来的网络使用方式的革命，这次革命的明显标志则是万维网和网络浏览器的普遍使用。正是由于有了多媒体的网络浏览器，使原来技术专家之间的网络通讯，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多媒体的引入使互联网本身成为一种享受。”
1993年互联网使用语音技术。1994年由杨致远创造互联网上的“雅虎”神话模式。1995年网络声音技术得到空前的提高，美国Real Networks公司于1995年率先开发出瑞尔音频／视频实时播放技术。同年香港电台第一个24小时专为互联网服务的电台开始播出。
万维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突破了图像、动画、声音等界面，成为多媒体信息网络；二是超文本链接，即采集、存储、管理、浏览离散信息。任何超文本系统都是由存放信息的节点和表示信息之间的关系的链这两大基本要素组成。万维网是一个通用的传媒，网页的成本极为廉价，网页的读者面广，速度极快，这就形成一个典型的超文本平台，
并在存放的信息与表示信息之间的关系上构成一种超文本的关系。万维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在他关于万维网的宣言中说道：“万维网在本质上是使个人和机构可以通过分享信息来进行通信的一个平台。当把信息提供到万维网上的时候，也就被认为是出版在万维网上了。在万维网上出版只需要‘出版者’，有一台电脑和互联网相连并且运营环球网的服务器软件，就像印刷出版物一样，万维网是一个通用的传媒。其特点：超文本链接。”
今天人们已把声音、图像、数据、动画、音响、歌曲、文字等混合在一起，彼此共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复杂的结合体文本。今天我们链接式、嵌入式文本，声光电色组合的多媒体文本等都囊括在“超文本”之中。
我们在研究超文本以及超文本写作中，绝不能孤立地对它进行研究与分析。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文本学是一个自足的自律性学科，文本可以完全进行封闭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与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文本中具有信息的传递、意义的阐释、生命意义与生存方式的对接、文本与科技以及文本之间的转译等。“事实上‘文本内’与‘文本外’之间根本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家的某些激烈主张无异于作茧自缚。正是因为观点偏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本主义文论在西方遭遇危机，而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却大行其道。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学者终于认识到没有必要那种非此非彼的极端主义，完全可以将文学的文本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双赢’，于是文本学的声音重新变得响亮起来。”
此外，虽然超文本写作已形成燃眉之火，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孜孜不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当今中国很多学者都在玩弄知识，很少接触社会、直面人生。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只有大师圣人在场，唯我缺席；只有琐碎的考证，唯现实独无。中国并不缺乏知识，缺乏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知识在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眼里，仍然是一种情调、一种格调，一种摆设；而不是自由的翅膀、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的洞察寻找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当做消解责任的面具。固然，“在今天网络文化对文化霸权的消解语境中，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知识的疯狂增长使自己不再成为掌握知识的人；另一方面，知识的浅尝辄止，使知识分子无处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与此相关的是，网络媒体使地区的信息快速流通、为全球化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在网络中，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迎接八面来风，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这一处境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双面人：一方面是力图在走向世界的时代潮流中找到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对快餐文化以及一切秩序重建加以轻蔑。”
人文科学的远离、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关怀的“沙化”、虚无主义的蔓延……，使些许人文工作者陷入沼泽，迷失方向及自身。一切人文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实践、民众需求，以及与科技革命的成果之一——网络社会结合起来才有实现的途径。社会的裂变、网络语境、虚拟认知等，一起向我们奔涌过来，唯一的抉择就是理性的思索，进而作出有意义的评析，给予诠释以及指出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