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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者，人类的心能所开解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据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拉克的统计，从1871年至1951年这80年间，文化的含义就达164种之多。而当代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有260种之多。“不过从目前看来，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它与自然相对，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物质性的东西可分为本体物质，即老子所言的“朴”；另一种是人化的物质，即经人加工制作出来的各种物品，它们已经失去原始物质形态，而掺进了人的意识和观念，这种人化的物质，老子名之曰“器”。朴，即葫芦，是道家的一种吉祥器物。《老子》一书将“道”比喻成朴，因为朴是中空的，能容物。“以其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所以从广义上而言，文化即是“人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即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至于狭义的“文化”，则仅就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言，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的文化总是反映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风尚、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而这一切又具体地体现在该民族的哲学、心理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其实，文化就是人的“生存式样系统”，这个系统由人类创造的不断传播着的各种符号系统所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就其心态意向的扩张而言，指的就是由历史衍生及人们选择而成的关于意义、观念及一系列社会世界的感知、解释和行为。其中主要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有机构成，以用相应的礼俗、制度、法律、民俗、风俗等加以规范，从而达到文化持续之目的。前者构成人们心态文化的层面，后者则构成人们制度文化的层面。而我们所谓的民族精神，便是一个民族深藏于共同文化上的认同心理素质。它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传统，是该民族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独特的信息载体，它的高度稳定性使得它成为人们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构成要素。
中国古籍中，早就有“文化”的字样。“文”字的本义指各式交错的纹理。《易经·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释为：“文，错画也，像交叉。”中国古代由于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把天、人、地三者作为研究的对象，故确定为天文、人文和地文。“化”字本义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易经》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文”、“化”合用，最早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上述的字义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从最初的连用之始，就具有文明教化涵义。西方“文化”涵义既有与我们相同或相近之处，也有相异之别。英语中culture与“自然”一起成为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
它由拉丁词cultura演化而来，指耕作（husband）、居住、培植的涵义，即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它最初是与物质紧密相连的。直到工业化时期文化才具有两重性活动，如弗朗西斯·培根以一种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区别谈论到文化是“心智的栽培与施肥”。现代化的“文化”涵义——作为文化精神层面的用法——就西方文化史而言应始于1510年（见《牛津词典》）。在中西方的语义中，我们得知：中国“文化”一词，从最初的使用就具有一种精神和人文的指向；而在西方则是从对物质文化的解说开始的。当代中国所谈之动漫文化，实际上是以西方的文化概念为基础的。
对文化最早解释的学者是英国的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对文化进行了科学性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工业化后期，马修·阿诺德把文化一词前的修饰语“知识的”、“道德的”这些形容词一一删去，从而将文化表达人一个极为抽象的词语。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拉克在1952年出版了《文化概念》一书，对当时160种文化定义进行了梳理与辨析。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有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确定了文化的符号传递方式和其历史、传统的构成核心，并强调了其动态的过程性，他们的定义对当代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中国人一般都不太愿意把文化扩而大之，通常把文化理解为以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为主的艺术文化，是人类“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一部分生活方式”及其内容。中国古代对文化的理解接近于当今人们所言的人类学含义。
“文化”一词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泰勒文化概念阶段，以1871年的《原始文化》为标志。它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由社会成员共享，并通过社会而习得；但泰勒没有着重分析文化的内在结构。第二阶段是克鲁伯和克鲁克文化概念阶段，以1952年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考察》为标志。这一阶段的文化概念，力图揭示文化的无意识行为模式（或称内隐模式），以及支配文化的主导原则，或者说一种弥漫和渗透到全世界的主导观念。第三阶段是以麦克卢汉为先导的文化传媒手段和表现方式的象征符号文化。
文化，在西方最初意指一种完全物质的存在性，然后才比喻性地应用到人们的精神上，成为马克思所言的具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双重身份的词语。我们在对词根的考察中，发现英文culture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colure，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当中的任何意义。其“居住”的意义演变成当今的“殖民主义”；宗教性含义演变成“礼拜”一词。作为后者，我们仍然感觉到文化一词具有一种神性的特征与超然物外的特性，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与神圣精神家园的蕴涵。降至18世纪，德国思想家们把culture变成了bildung，这个词的意思是：新的景象，具有建造的蕴涵，这样一来“文化”成了一种“物质和精神”均可建造、创造、形成的东西。对于人而言，就是通过文化，使得人能培养、训练，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从那以后，西方“文化”一词的含义就更加赋予精神上的内涵。到了康德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成了精神自身向绝对自由的自为的前进过程。康德曾言：“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定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笔者注）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随着文化认识的第三阶段的到来，1979年美国学者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总结文化概念时说：
文化由四种象征符号构成：1.价值：将行为和目标分为各种等级的选择命题；2.规范：与行为交往相关的价值观的特定表现；3.信仰：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存在命题，常常起到为价值观和规范提供合法根据的作用（反过来，信仰又常常为日常意识、科学和宗教所合法化）。那些没有对自己的评判标准作过再评判的信仰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知识，这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傲慢，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因而他们经常使用“愚昧”、“错误”、“荒谬”这一类字词去描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嘲笑别人的显而易见的信仰，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信仰着；4.表意象征：包括从石斧到♀♂、从库拉贸易圈到宪法和斗鸡在内的物质文化的任何层面和所有方面（这些基本因素常常直接代表了信仰，并隐含着价值和规范）。
传媒文化，是文化到了第三阶段的产物，实质上就是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文化，表意象征成了当代文化的一种标志和研究的焦点。人类的交往都建立在表意象征符号的基础之上，并且只有借助于这些表意象征符号才能相互了解；表意象征符号构成了人们面对面和一代代创造和再创造社会的文化密码。表意象征包含着文化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文化的外显媒介和载体（如语言、十字架、国旗等文化实物）；二是特定文化的内隐价值和意义（如语言的句法结构、十字架的宗教涵义、七夕节的社会作用），因而表意象征是文化内隐价值和意义的物质外壳。我们要研究的是文化的心态，其中包含群体心态和个体心态；而其中任何一种表意象征之内又包含了外显文化和内隐文化的因子；内隐文化又常常以“集体无意识文化”的状态来表现。
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为人所特有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形式。正如拉丁语所说的：a fera agrestique vitaadhumanum cultum（从野蛮的生活——转变到人性的文明）。文化展开的无限丰富性，就是人类自我感觉、自我审美的无限多样性的体现，而根源是人类精神的无限性。文化在历史中发展，共同认定的祖先，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使各民族内部有了一贯超稳定性的文化根源。人类古代的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已消失在人类现有的视野中，唯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却依靠各自的宗教或哲学力量而生生不息。文化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曾被人们称为“文化生产力”，它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在文化领域内塑造历史的一种力量。文化，作为一种聚合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思想智慧、艺术情趣、生活习俗的价值存在，其多样的内容和不断变化的特性，总是引发出相应的文化事业的繁荣，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量。当今时代文化又与经济连在一起，构成了互动关系。文化的生产创造力，是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而言，包含文化的影响力、艺术吸引力、思想观念感召力等方面。文化又是一种自觉行为，是无形无状、如同空气一样的软件，要靠人的内心去体会到它的存在。文化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感性的理性，是人们对未来、理想、美好的展望与憧憬，是人类情感的派生。文化是群体的、公认的，能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一种心态、氛围的东西。文化与知识是两个类型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具有感性形态，靠人的感悟去体验它；而知识却是靠理性去理解它。
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积累是文化在世代的连续性上不断容纳和增添新因素的过程。从时空角度考察，文化积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族文化积累；另一种是外来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仅仅由上一代文化简单机械传递的过程，而应是由后来者不断创造的、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而有利于加速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持续过程。同时，一种文化也不能够完全抛弃自身文化积累而纯粹靠外来文化生存，因为完全抛弃民族文化积累的意义就等于扼杀了文化的母体，而没有母体的文化是无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往和彼此互补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意志和趣味。事实上，内在的文化指令像隐形之手一样，支配着我们的意识甚至全部。我们都受制于文化地图为我们标示的方向，沿着这样的方向，一种无意识给我们以暗示和召唤，并使我们产生生存和行为的依据。当方位明确的文化地图存在时，我们便没有彷徨和迷失感，而对它的信任也同时给我们以自信。文化地图是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偶像认同以及经典文本的持续表达所构成的，它是统治我们意识的观念形态。学者刘梦溪认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而言把周秦以降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的文化称为传统社会文化；而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延续与发展过程中所保留、继承和发扬的一些文化因子。不是所有的文化因子都被保留下来，其中只有少量的因子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在保留的过程中本身业已经过劣者被淘汰的过程。在文化保留的过程中，最主要和最具挑战性的是发生文化变化的现象。只有适应形势变化的那些文化因子才能保留下来，成为活的“传统文化”因子。
由于文化其内具有天然的两重性，因而文化本身是哲学性因子的辩证统一，如自由与决定、主体与开放、变化与统一等。文化既然是对自然生长实施积极管理的话，那么就暗示了人造物与自然物的双重存在。文化作为一种第二自然的话，那么在我们自己之外有一种自然或原料的存在。从构成主义角度来看，文化是必须被人工所加工过的物品，这样一来我们解构了文化一词中自然与人工、精神与物质对立的存在，体现出双重性的张力。自然生产了改变自然的文化，文化是不断自我重塑的媒介。换言之，自然自己生产了它自己的超然存在的手段，这种手段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变成一种暗示、规范与自然生长。文化既是描述性又是评价性。尼采在拆卸自由与决定二元对立时，往往使用文化——制造艺术经验这种双重性来实施，自我与反我、天性与潜能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统一。如果存在被文化这个字眼遮蔽的历史与哲学含义的话，那么也就存在文化的神学蕴意。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形态框架内生长的多元文化形态；是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尊重外来者的文化习俗；中国宗教观念淡薄，对宗教大凡采取所用态度。中国人对待超自然的力量，信仰的成分不如崇拜成分大。中国人眼里“天”是至高无上的，是最大的神。但对天不是信仰而是崇拜，当然对祖宗也只有崇拜心理。中国本质上说是没有宗教意识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文化大运动都可以在一夜间掀起。实用主义、追求生存、利用实效等是中国人最先考虑的问题。中国人从来不会出现十字军东征的壮举，也不可能出现毫无规矩的狂欢节日与举动。做人本分、规矩、强调中庸原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处和深奥处就是把现实的讲成虚无的，眼前的说成身前或身后的，物质性的可以变换成精神性的。总之中国文化的精髓处就是把有说成无，然而西方文化却是把无说成有。“中西文化的不同，关键在于对本的认识不同。本是对事物的基本认识，本的概念是有历史意义，同时也包含自我认识的哲学含义。”
正因如此，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们就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自我性文化、分析性文化、喜变性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养身性文化、自恋性文化与少变性文化。
时代环境的变化，促使文化进行自身变化。其变化或单独自行发展；或与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或同化其他的文化因子；或异化其他的文化因子。当然这四种文化变化现象不是单独运行的，而是互相交融的。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两种血液交融一样，抵抗性、免疫性、融和性等现象都会出现。当一个文化具有较长历史时，它对其他的文化就会出现自主性、包容性和主体性。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曾有三个朝代被少数民族所统治：唐朝、元朝和清朝，但结果是这些少数民族在与中国强大的汉文化交融之中，他们基本上最后都放弃自身的文化，融入汉民族的大文化之中，同时中华大文化中也相应增加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争议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一类以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全面西化，主张西学为体用，否定传统文化；另一类是康有为、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国内常常比喻为文艺复兴运动，这两派人物对“五四”运动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认为“五四”运动没有文艺复兴，而成为文艺的异说纷呈，破坏了中国长期已有的文艺脉络，他们不是一场复活古典传统的人文精神运动，而是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毁坏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文化，并公开提出以一种新的文化，也就是外国文化加上中国文化的混合物来取代传统文化的文化现象与活动。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两派基本一致，都作为一种“用”的范畴，但胡适似乎在西学用之基础上还要为之“体”。胡适认为“五四”后中国文艺复兴的任务已完成，而陈寅恪却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兴。回过头来看，在仍然继续进行复兴文化这一点上，确实被陈氏所言中；但中西体用如果一致的话，都是基于人性的共同取向，为何需要以中为体？他们都没有提出有力而更好的答案，陈氏最后晚年把文艺作品的复活作为自己的任务，并把大量时光消耗在柳如是之类的考证上。陈氏不了解文艺复兴是处在资产阶级初期阶段，而与中国“五四”时期迥然有别；且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天地之差。一味倡导复活，等于抑之社会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逆历史而倒退。传统文化固然需要有选择性的发扬，但不是复活，更不是全盘继承。传统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和条件的，这种文化适应不了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似乎遇到了新的温床，有些人似乎看到了儒学复兴的希望。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是解决不了、满足不了当今的文化需要。后工业化时期，它需要更新、更高层次上的文化样式和方式，因此我们决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秘方和灵丹妙药。如果说中国近百年中西文化一直有冲突的话，那么当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使中西文化相互接近、融合。百年来的融合促使了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吸收、共融，所以不存在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错误思维。
本来中西文化是对等的，但在近百年中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在劣势，所以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往往遭到打击，扬弃成分之多。在这一过程中，不是西方人自动来打到它，而是中国人本身打到它。文化向来是自己的人干出来的，继承的、发扬的、扬弃的、打击的、毁灭的都是自身的本民族文化使用者。中国现代史的“五四”运动，如果说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倡导和发动的文化运动、一场理性照耀运动的话；那么“文革”则是一场政府组织、百姓参与的文化运动，是一场情感上的文化运动。“五四”是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大文化的内核（上层建筑）；而“文革”则是破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等底层文化运动，从此中国传说文化从内核（意识形态）到物质性的表面外壳（载体）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新的文化在哪里？与历史脱钩了、与母体脱离了，“五四”所提出或设想的新文化一直都没有出现。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喜欢港台澳等低俗文化，最后喜欢西方异质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重建，也不是寻求外来的文化，而是在“五四”所指引的新文化中去寻找。事实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大师、大方之家。在建设新文化过程中，现代很多学者都无法超越他们那一代人。文化的现象就是这样，它不一定与经济同轨。
经济全球一体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原动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任何时代，思想、个性、风格与精神的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繁荣、健康、发展的文化基础。经济的全球化又必然会推动动漫文化的交流、互动与撞击。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就包含了动漫经济与动漫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要努力掌握和发展各种现代化传播手段，积极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
事实上，文化是人类一种智慧创造，是通过社会的遗传与积累所形成的，为全人类所拥有与共享的一种财富。20世纪未来，“文明冲突论”、“西方文化中心论”、“东方中心论”、“儒学复兴论”、“儒学过时论”等众说纷纭，此起彼伏，就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时空上达到了空前的压缩，因而冲击、撞击、碰击的程度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我国古代荀子曾指出“化性起伪”的观点来阐释文化对人的影响。其中，“性”指人的自然本性；“伪”则指后天文明对人的造就。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是也。
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与融合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爱德华·萨义德曾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任何文化是单一的、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性文化。人们常常把中国文化误解为一种单一性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地区、各个民族、各社会阶层、各种学派的历史多样化汇聚、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包含了许多小系统。如中国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实际上是——黄河中下游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与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以庄子哲学、屈原楚辞为代表）汇合而成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山认为这是北方的“龙”文化与南方的“凤”文化之别。黄河文化的根底是孔孟思想，构建“仁、义、礼、智、信”为核心；而作为长江文化却以老庄文化为根本，强调要顺应自然、追求自然法则（自然法）、开拓进取。儒道互补是中原文化的真正特色。黄河文化除了仰韶文化以外，还有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除了上游的巴蜀文化外，还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良渚文化；珠江流域还有南粤文化，东北还可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辽西文化。另一方面，不仅儒道墨法等家之不同，儒家内部也有差异。孔子本人的面貌比后代儒家所描绘的大概自由活泼得多。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等。然而，这些都不妨碍他们都是儒家学派。秦汉时期，道家变成经世致用的黄老之术，成了“新道家”。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宋明理学等。到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的中心从黄河文化转向长江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中长期居住中心地位的黄河文化渐渐处于从属地位。一种比老庄文化“相忘于江湖”更博大的文化——新文化出现了，进而影响了整整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同理，西方文化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自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使用“欧罗巴”一词，希腊文化就从毗邻的埃及、巴比伦中汲取许些文化的精华，从而完善希腊——罗马文化。公元后一千年，欧洲开始出现了日耳曼文化、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公元8世纪至15世纪曾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把欧洲的文化分为西欧基督教文化和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同时基督教文化内又分为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因此，当我们面临中西方文化时，我们必须谨慎而审视中西方文化这一概念。首先，应避免将两者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而将其作为一个复杂多样的实体来分析；其次，应意识到中西方文化都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再有，不管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精神财富和精华，不可能被简单的替代，而是相互融合和影响。从本质上讲，中方和西方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深层次角度上是息息相通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中西方上刻意而不断地寻找差异；而是尽可能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动漫文化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全球文化的格式化问题，因而文化多样性成为当今热门话题，因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多样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是国内层面的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层面，虽然许多国家对此有着一致的认识，但是除了美国等第一世界这些发达国家，大多出于经济和政治的目的来考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大多出于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来考虑文化多样性。在后者范畴内的众多落后国家为了达到自存，往往在文化意义上达到某种一致，从而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
我们现在又进入一个全球化时期，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是一种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多元的，从来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文化模式。所谓“文化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从文化上进而从整体上肢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在未来中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而非是经济冲突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亨廷顿的学生弗郎西斯·福山在老师观点的基础上发表了《历史的终极与作后之人》一书，认为世界虽然具有各种在“轴心时代”就诞生的各种文化，但相比而言，西方文化应在其他文化之上。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因由文化的原委而造成冲突，最后不是并行而发；而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另一方胜利者就是以美欧为首的西方文化。认为只要全世界到了美欧这样的文化层次，那么这个世界的全球文化的发展就终极了。这种观点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
公元前五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群发文化的时代，在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世界出现了5个“亲代文化”（学者赵林语语）：地中海的克里特文化、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印度恒河（哈拉巴）文化，以及中国黄河文化，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然而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对农耕文化国度进行攻击，雅利安游牧民族在公元前2000年—前600年，先后对克里特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和印度哈拉巴文化进行入侵与破坏。最后形成了全世界四大文化地带：希腊罗马文化、波斯帝国文化、古印度文化，以及中国秦汉帝国文化。“在这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
因而世界文化初期以及日后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多元化格局。
在农耕文化日益发达之时，在他们的北方形成了大面积“逐水草而牧”的游牧民族与文化。通常认为他们游徙不定、生产力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处于蒙昧与野蛮之中。而这种假定的荒谬却没有遭到人们的反驳，之所以认同这一假定，在于文化古籍的流脉是农耕文化的优势。文化事实上是不分优劣的，对于理性而言，是农耕文化的特征；对于浪漫而言，则是游牧文化的特征。游牧与农耕的长达4500多年的对峙中，都没有谁获得最终的胜利。在15世纪以前一直是两大体系文化的产物。有人把希腊文化
归之海洋文化，甚而把它纳为游牧文化范畴之中是不妥的。农耕文化的定时、古籍的保存、重视教育、强调礼节与法律等，都是理性照耀的结果。相对而言，游牧文化中随意、洒脱、自由、奔放则是他们浪漫的人生情怀。中国古代有一些浪漫的因子，但这些都是有限度的、不是自在自由式的，而是退回到洞穴时代，做起了隐士般生活、或者追求（迫不得已）内心的恒定。这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中的传说、寓言、神话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
如果说15世纪还存有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日后就更缺乏浪漫主义，它的最大敌人是西方大工业化文化，从本质来说，这种大工业化文化原是从农耕文化的胚胎中成长出来的。它不仅把游牧文化打倒了，而且在工业化中期把自己的母体农耕文化也打倒了（18世纪的殖民化运动、英国圈地运动等）。工业化文化又从自身中演变成自己的抗体——后工业化文化。在计算机强大功能的支撑下，原先被人们打倒的游牧文化又以虚拟的图景形式加以再现与回归。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应当把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在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对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必须进行宏观的辩证分析，遵循“以我为本”、“合而不同”、“优化组合”的原则；还需根据现实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代的西方文化进行甄别、审视和选择；并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致性作为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和尺度。早在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在《留欧中国美术展览会序言》中说：“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换言之，我们尽可能中西合璧：东方的意趣，西方的实感；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而且只能靠社会的全面进步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现代西方学者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命题的欠缺性，因为现代人类创造了高科技，这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给人类造成了灾难。人类只有依靠自己的智能创造来化解这些灾难和危机，使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间的冲突、融合而达到和合状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人的重新定义：“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的动物。”其中，创造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和合存在”是人的本性。文化是创造的，“我们不应关注某种问题‘最开始属于谁的’，而是现在谁做得最好，现在属于谁的最本质和最现实的问题。即有的可以丢掉，没有的可以创造，一切从我们的现实存在出发。”
动漫兴旺、发展与心灵自由有着紧密的关联，但与“解放”不在同一层次上，动漫强调自由、尊严、个性独立、自我发展与发现的过程。事实上，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是两码事，解放与政权、法律等结合在一起；而动漫自由却与艺术文学相连。中国一百年来仅仅是追求解放，而非是追求自由，文学艺术仅仅作为追求解放的工具与道具。“五四运动”追求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而非是英国清教运动的改良。前者带有强烈的反宗教情结，导致于信仰的普遍丧失，而后者仅仅对宗教教会中腐败的反击，希望教民绕开被腐败了的教会而直接向上帝负责，因而清教改良是一场宗教内的改良，它并没有把宗教从人们的内心中加以驱除。英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与清教宗教改良有着一定的关联。自由市场的确立与英国宪政的实施并没有发生互相抵牾，而是有机组合。动漫追求的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是外在性的自由，人且仅个人是自己的主宰者，人不再服从于任何先验性的、教条式的权威钦定。文化与道德是相连的，但两者不是同一层面上的。文化的发展是以追求个性自由为前提的；而道德的重建却是以人的责任为根本。文化发展的目的是百花齐放的话；那么，道德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们道德的统一性和规约性。道德演进需要用舆论、制度来贯彻；而文化发展主要是靠新载体、手法、文本等来完成。文化的发展并非是道德的进步，两者并不一定是同步的。
制度以及文化都不是社会发展最终力量，科技（生产力）才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动漫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的、丰富的、具有人类意识和生存意义的传媒文化，一种高雅与通俗、国际性与民族性、大众与小众互存、共进、互动、共享的符号系统文化，也是一种与大众互动、共享的眼球经济文化。我们发现动漫文化有其一种向心力，是一种“黏合剂”，通过对动漫文化的认可，可把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肤色的青少年以及成人凝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话语。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在精神上或思维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总是通过特定的“文化形态”或“图文文本”表现出来，动漫——就是其中“物”的载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