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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战国时期德治思想的成熟与演变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进步，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也急剧发生适应性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大裂变、大组合时期，也是对夏、商、周以来的神权政治观，宗法思想、人文思想进行检讨和反思的重要时期。经过百家争鸣的洗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德治理论，表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趋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对古代典籍和历史传说各取所需，剪裁不同的片段，构筑起他们心目中的德治思想。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本源于“道”并受其制约。因此，为平治天下，老子主张“尊道”，认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在“尊道”的同时，老子也主张“贵德”。“德”从属于“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天下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由于“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上德不为而无不为”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并未明确提到先王和“法先王”的主张，但他提到了“圣人”及对“圣人”的效法。考虑到当时的先王崇拜和先王常被神圣化的社会氛围，加上老子曾提到“古之善为道者”
，可以推测他所提到的“圣人”是包括古圣先王的。老子称颂的“圣人”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圣人之治”是“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因而他主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从而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无为”并不是老子的目的，其目的是平治天下，“无为”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实现该目的的唯一手段罢了。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将欲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为此他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于天下”
，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弗处”
。这样，老子就提出了效法古圣先王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明确提出了效法先王的思想。庄子是主张法“真人”、“至人”、“神人”的，但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他也主张法先王。只是庄子主张效法的先王，并不包括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先王。在他看来，只有远古的伏羲和黄帝才是得道的先王，顺应天地自然，无欲无求，认为“轩辕氏……伏羲氏……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因而主张统治者效法伏羲、黄帝，实现天下大治。这显然也是一种德治思想。
道家的老庄都对文明异化造成的战乱和纷争痛心疾首。他们批评儒家、墨家的德治思想是违反天地之道、圣人之道的。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信”和“兼爱”、“尚贤”等思想的提出，正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因此，他主张“弃圣绝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
，施行“无为而治”的德治。
墨家创始人墨子也主张效法先王施行德治。墨子把人们不相爱、自私自利叫做“别”，认为“别”必然导致“恶人”、“贼人”为害天下。他说：“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
为了兴利除害，墨子提出了与“别”相对的“兼”。“兼”即“兼爱”，就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其身”
，而“爱人者必见爱也”，因此是“为彼尤为己也”
。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他把“兼爱”思想说成是取法于先王的，认为“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
。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在他看来，只要统治者效法先王遵循“兼爱”的道德规范，就必然会除害兴利、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治思想在诸家中是最完备的。儒家所谓的“德治”，就是与“苛政”、“暴政”、“霸道”相对而言的“德政”、“仁政”和“王道”。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孔子举起“法先王”的旗帜。孔子说尧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是“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禹是“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四海之內，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尧舜禹被孔子看成体现“仁”、“德”精神的人物。对于西周礼乐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同样充满了赞美，《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集礼乐文化之大成的周公，孔子更是魂牵梦绕，“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因此，在孔子主张效法先王而推行的“仁”、“德”之治中，内在地包含了体现宗法伦理色彩与等级尊卑规范的礼治。孔子论仁、礼关系，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外在的规范；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辩证的统一关系。所以，孔子重视仁，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诉求，推崇“德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格外隆礼，视礼为仁的目标，认为“克己复礼为仁”
，提出“礼以为上”
，“礼让为国”
。孔子关于仁、礼相统一的德治思想，表现了他对于一个和美而有秩序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与孔子一致的。他的“王道”思想，就是主张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以平治天下，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作为儒者，孟子并不否认礼的作用，指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
但孟子更关注道德心性问题，他接受了孔子以仁释先王的做法，称赞先王的善心仁政。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谓的“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把道德和政治联结起来，认为道德之好坏关系政治之成败。他一再指出“保民而王”，“仁者无敌”
，“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因而他主张统治者应效法先王实行德治。孟子采用王道、霸道两相比较的方法，阐明他的德治思想。他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王道是“以德服人”。这两种治道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孟子看来，霸道虽可以一时奏效，但不能长久，因为它不能赢得人心；只有采取王道，实行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实现长治久安。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和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都高举先王的旗帜，以实现德治为目标。尽管现实与理想有一定距离，不少统治者以仁义为遮羞布掩盖自己多欲暴虐的事实，但不可否认，“法先王，行德治”的主张，对于约束统治者的贪婪行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承继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于加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