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进步,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也急剧发生适应性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大裂变、大组合时期,也是对夏、商、周以来的神权政治观,宗法思想、人文思想进行检讨和反思的重要时期。经过百家争鸣的洗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德治理论,表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趋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对古代典籍和历史传说各取所需,剪裁不同的片段,构筑起他们心目中的德治思想。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本源于“道”并受其制约。因此,为平治天下,老子主张“尊道”,认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在“尊道”的同时,老子也主张“贵德”。“德”从属于“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天下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由于“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上德不为而无不为”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并未明确提到先王和“法先王”的主张,但他提到了“圣人”及对“圣人”的效法。考虑到当时的先王崇拜和先王常被神圣化的社会氛围,加上老子曾提到“古之善为道者”
,可以推测他所提到的“圣人”是包括古圣先王的。老子称颂的“圣人”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圣人之治”是“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因而他主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从而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无为”并不是老子的目的,其目的是平治天下,“无为”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实现该目的的唯一手段罢了。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将欲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为此他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于天下”
,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弗处”
。这样,老子就提出了效法古圣先王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明确提出了效法先王的思想。庄子是主张法“真人”、“至人”、“神人”的,但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他也主张法先王。只是庄子主张效法的先王,并不包括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先王。在他看来,只有远古的伏羲和黄帝才是得道的先王,顺应天地自然,无欲无求,认为“轩辕氏……伏羲氏……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因而主张统治者效法伏羲、黄帝,实现天下大治。这显然也是一种德治思想。
道家的老庄都对文明异化造成的战乱和纷争痛心疾首。他们批评儒家、墨家的德治思想是违反天地之道、圣人之道的。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信”和“兼爱”、“尚贤”等思想的提出,正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因此,他主张“弃圣绝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
,施行“无为而治”的德治。
墨家创始人墨子也主张效法先王施行德治。墨子把人们不相爱、自私自利叫做“别”,认为“别”必然导致“恶人”、“贼人”为害天下。他说:“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
为了兴利除害,墨子提出了与“别”相对的“兼”。“兼”即“兼爱”,就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其身”
,而“爱人者必见爱也”,因此是“为彼尤为己也”
。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他把“兼爱”思想说成是取法于先王的,认为“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
。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在他看来,只要统治者效法先王遵循“兼爱”的道德规范,就必然会除害兴利、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治思想在诸家中是最完备的。儒家所谓的“德治”,就是与“苛政”、“暴政”、“霸道”相对而言的“德政”、“仁政”和“王道”。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在先王崇拜的社会氛围中,孔子举起“法先王”的旗帜。孔子说尧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是“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禹是“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四海之內,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尧舜禹被孔子看成体现“仁”、“德”精神的人物。对于西周礼乐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同样充满了赞美,《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集礼乐文化之大成的周公,孔子更是魂牵梦绕,“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因此,在孔子主张效法先王而推行的“仁”、“德”之治中,内在地包含了体现宗法伦理色彩与等级尊卑规范的礼治。孔子论仁、礼关系,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外在的规范;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辩证的统一关系。所以,孔子重视仁,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诉求,推崇“德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格外隆礼,视礼为仁的目标,认为“克己复礼为仁”
,提出“礼以为上”
,“礼让为国”
。孔子关于仁、礼相统一的德治思想,表现了他对于一个和美而有秩序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与孔子一致的。他的“王道”思想,就是主张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以平治天下,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作为儒者,孟子并不否认礼的作用,指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
但孟子更关注道德心性问题,他接受了孔子以仁释先王的做法,称赞先王的善心仁政。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谓的“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把道德和政治联结起来,认为道德之好坏关系政治之成败。他一再指出“保民而王”,“仁者无敌”
,“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因而他主张统治者应效法先王实行德治。孟子采用王道、霸道两相比较的方法,阐明他的德治思想。他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王道是“以德服人”。这两种治道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孟子看来,霸道虽可以一时奏效,但不能长久,因为它不能赢得人心;只有采取王道,实行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实现长治久安。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和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都高举先王的旗帜,以实现德治为目标。尽管现实与理想有一定距离,不少统治者以仁义为遮羞布掩盖自己多欲暴虐的事实,但不可否认,“法先王,行德治”的主张,对于约束统治者的贪婪行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承继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于加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