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宋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诸侯割据，相互混战，各个王国只能统治自己有限的区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他们很少像汉地儒家那样关注道德。因而，南北朝时期，向来被后世儒家认为是道德败坏时期，儒家的名教在此时遭到统治者的激烈驳斥。虽然人性得到了极大地解放，但是却几乎没有统治者强调以德为天下，或者大力提倡道德，至多是社会上有一些道德的事例但却构不成风气。

最终隋朝通过南北征战，统一了天下。隋文帝鉴于天下刚刚统一，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因而躬身节俭，整饬吏治。隋文帝不仅裁撤冗员，还派人巡检各地，处置了几百名贪官污吏，甚至处置了自己的儿子。这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隋文帝在“专尚刑名”的同时，并不轻视礼仪教化。事实上，他仍然坚持了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仁寿二年，文帝下诏说：“礼之为用，时义大矣哉。”又说：“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 其实都是在说，国家已经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礼仪道德的教化就应该上升为国家的主要工作。为此，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的礼仪道德来选拔官员，既宣扬了儒家的教化，又为统治的延续保证了合格官员的来源。这可说是“导德齐礼”，“以德代刑”。

但是随后继位的隋炀帝统治残暴，重蹈秦朝覆灭的覆辙。不过数年，隋朝就为李唐天下所取代。李渊父子亲身参加了隋末起义，亲眼看到了民众的强大力量，为了保证李氏天下的长治久安，唐朝统治者在天下大定之后，以“德礼为政教之本”为指导，加强调道德礼仪在治国中的作用，尤其是强调对官员道德素质的管理。一个方面，唐朝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官员的选任与监察。毕竟，作为科举制度，只是官员多种出身的一种途径，许多官员还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进入仕途，因此，唐朝强调对官员的道德管理，从而保证对天下的有效统治。吏部录取官员的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 。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则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朝对流外官也有考核，考核分为四等第进行，《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另从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内容来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由此可见，唐朝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一般被世人最为称赞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之治往往被历代儒家认为是德治的一个典范，《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元朝的戈直更是称赞说：“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他认为正是由于太宗倡导实行德治，从而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成就。唐太宗即位之初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即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于是，太宗在政治上大力提倡推行儒家的礼仪教化，一是亲近并重用儒生。《资治通鉴》载：“天下既定，（太宗）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议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因为在当时来说只有儒生精通社会所认可的伦理道德。二是建立崇儒的机构和制度。据《贞观政要》载：“太宗初践阼，即于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三是确立以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与科举的主要教材，如在唐初科举考试中影响较大的明经科，即把《孝经》和《论语》作为必考的科目，并以《礼记》、《左传》为大经，以《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以《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为了贯彻落实这些主张，太宗还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用儒家的道德条目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从而在臣民中树立了一个圣主明君的形象：礼贤下士，谦抑自律，清心寡欲。由于礼贤下士，虚心听从臣下的劝谏，群臣感受到了君主的诚心和君主对个人的意见尊重，就能积极主动地为朝廷尽心尽力，避免了国家因为君主的独断专横所带来的祸患。对于人民，太宗则强调休养生息，减轻民众的徭役负担，注重救济百姓。这样也使得德治有了一个可靠的民众基础。即便如此，当时人们对于实行德治还是很有怀疑的，只有魏征大力支持。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在道德与法律两者的关系上，唐太宗采取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思想。贞观六年年底，唐太宗亲自考阅犯罪情况。当时全国判死刑的有 290 人，唐太宗让这些死刑犯全部回家，并规定第二年秋末让他们自动归来服刑。结果到了约定的期限，这些死刑犯一个不差地回来了，唐太宗因此把他们的死罪全部免除。从事件本身来看，有感于唐太宗的仁慈，这些死刑犯都做到了诚信，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德政。然而这种法外开恩无疑是对法律的公正和严肃的践踏，因而不值得仿效。但于此我们却可看出唐太宗重道德轻法律的基本思想倾向。还有，贞观年间广州都督党仁弘违法，当判死刑。唐太宗因其年迈，决定法外开恩，免除党仁弘的死刑。为了取得臣下对他这一举动的谅解，他特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做法是枉法行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太宗的行为确实感动了不少人。因为他免党仁弘死罪是因为党仁弘年迈，所以他心有不忍，但是毕竟该人确属违法，因而唐太宗为自己的特赦行为下罪己诏，这对一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来说，也属难能可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唐太宗的心理动机，无疑在于他认为自己法外开恩与下罪己诏所达到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严格执法所产生的效果。事实上的效果也确是如此：“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

与此同时，针对边疆问题，唐太宗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绥之以德”的团结安抚政策，缔造了民族融合和繁荣的德治实践。唐太宗摒弃了以武力镇压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贞观政要》：“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人……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九夷重译，相望于道。”从而出现了“胡越一家”的繁荣景象。唐太宗还说“戎狄亦人耳，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血难免为仇敌”。“德泽洽”，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绥之以德，则汉夷各族团结融洽，如同一家之亲；相反，“猜忌多”，互不信赖，歧视欺侮，则只能造构怨恨和冲突，骨肉都难免相互仇视。因此他在总结自己成功的边疆民族政策经验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怙恃。”在唐王朝的开明怀柔政策指引下，统治者自动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亲戚加君臣关系沿袭成风。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唐太宗死后，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弃隶洮赞，长庆元年（821 年），唐朝与吐蕃会盟，建立了“长庆会盟碑”。这块称颂社稷如一的石碑至今仍然保留在拉萨市夜昭寺。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许多少数民族成员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政府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

在李世民之后治理唐朝的唐高宗、武则天等继续沿用太宗的统治理念和政策，使得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晚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导致了社会不稳定，李隆基最终取得了统治权，成为唐玄宗。唐玄宗遵循儒家的德政思想，任贤使能，革新吏治，最终使得唐朝能够继续发展，取得了开元盛世的成就，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是唐玄宗没有将自己的治国政策坚持下去，他统治后期由于耽于女色，宠信奸佞，而地方势力又不断地坐大，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这使得唐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中国也逐步步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武夫当政，为了保存自己的统治，各个割据政权纷纷崇尚武力，相互混战，道德被束之高阁。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为了保证赵宋天下的长治久安，他强调要恢复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倡儒家的仁义教化，奉行“文以靖国”的政策。于是宋太祖设立了“誓牌”，要求后来的皇帝遵守，内容就是：“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这就保证了赵宋王朝道德上的主动权。同时，为了强化儒家的仁义教化，他完善科举，创设殿试，厚禄养廉，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乱政的黑暗局面。针对地方势力的强大，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的巧妙手段，解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避免了藩镇割据的悲剧。对于民众，宋太祖则强调减轻徭役，赋税专收，澄清吏治，劝讲桑农，这样，赵宋不仅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很快就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作为个人，宋太祖更是强调以身作则，践履德化，后人往往认为他人格近于完善：心地清正，疾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等等。这对于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而这又正符合儒家所强调的一贯原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因此德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尤其是皇帝个人。于是，宋朝，士大夫一直强调道德的优先性，这甚至贯穿于宋朝朝野内外的决策方面。

在外交方面，宋朝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信道德的感化力量，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针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写道：“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於化外，任其随逐水草，皆以威徳御之。”同为北宋士大夫的田锡在《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指出：“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徳。示之以威者，不穷兵黩武，不劳人费财；示之以徳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来朝贡亦不阻其归怀，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孙觉在《上神宗论自治以胜夷狄之患》中也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徳，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朝廷整饬戎备，选置任使，未为失计也。”有这些处处可见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宋儒普遍认为只要王者的德行到达一定程度，那么蛮夷就会来归附的。这一方面督促了皇帝注重德行，爱怜百姓，营造海内繁荣昌盛的局面；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宋朝君臣过于重内轻外，武力不倡的结果。

也正是在两宋之际，中国形成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近千年的宋朝理学。宋朝理学竭力宣扬儒家伦理，大肆张扬舆论的力量。再加上宋朝一开始强调的“文以靖国”基调，宋朝没有出现太多的封建集团内乱，群臣则相对敢于直言，恪尽职守。宋朝由此也就成为了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发展的时期。宋朝的书院制度非常发达，著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这极大地拓展了儒家伦常的影响范围，也使当时的士大夫反思并发展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成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其他军事方面、科技方面宋朝也持宽大态度，均设有专门学校供学生学习。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宣扬伦理道德。正是有了奠基于家族观念之上的宋朝理学，儒家的道德礼仪才真正进入到民众的生活，并内化为人民的自我约束。也正是随着道德的普及，德治的理念也就开始成为读书人普遍坚持的主张，三纲五常则成为人们道德的一种共识。所以说，宋朝的德治实践关键在于道德的民间化和普遍化。 PGFBbzz+GTVNSARXsD73r8UqLA72y3vtKmzf33NpX9azZnxnsn07rYg/BNy3su9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