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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秦朝依靠法家理论统一了天下，由此盲目地相信“安天下”也可以依靠“严刑峻法”，“以吏为师”的做法而长久统治下去，却不知“治国之道，乱世以法，治世以德”。秦始皇“焚文书而酷刑法”，秦二世更是繁刑严诛，把法家理论推行至极致，天下苦不堪言。虽然如此，秦朝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道德，尤其是在职官的管理制度上，还是很看重为官之德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记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秦律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
，可见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但是这仅仅限于对官员管理的道德要求，对于民众并没有进行约束。当然，这也是因为六国刚刚被合并到统一的秦朝，各国道德在实际上仍然是起作用的，很难做到风俗习惯的一致化。但是由于秦律过于严苛，厚刑薄赏，且苛捐杂役繁多，道德严重受制于法令，这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民众来说是非常致命的。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实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天下百姓“苦秦久已”，于是准备戍守渔阳的部队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决定反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群雄逐鹿，最终刘汉天下取代了秦王朝。
鉴于秦朝的迅速灭亡，汉朝初期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天下，休养生息几十年。同时，与秦朝强调法令优先不同，汉朝强调以孝为先，孝为德先，孝为首德。因为按照《孝经》而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汉文帝刘恒也曾说：“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尤其是在汉文帝时期，文帝几次下诏，以孝为天下先，又减免百姓的税负。这就有了中国流传久远的敬老养老制度。据张家山汉简记载，汉王朝就敬老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王杖制度、赐米制度、免老制度、皖老制度。王杖制度就是官府授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长九尺、顶端雕有鸠形的手杖。持杖者可以被免除赋税差役等负担，而且范围还可以扩大为老人的家庭成员，在政治方面还可以按六百石官员的待遇看待，而若殴打持杖者，则按照大逆不道罪论斩。赐米制度则是对达到年龄标准的老人赐米，西汉初年是九十岁，文帝时则放宽为八十岁即可享受赐米一石、肉二十斤和酒五斗的待遇，九十岁则在此基础上，增加帛二匹、絮三斤。这项制度到东汉则更是降到七十岁了。免老制度，又称徭役免老，凡是到达五十六岁的编户齐民均可免除徭役。而针对年龄较高而又未及面老者，则有皖老制度，即减半服徭役，其子则可以免于参加运粮的差役。
在当时的统治过程中，统治者更是提倡孝德，随时注意表彰孝行。例如，太医淳于意，又称仓公，被显贵诬陷下狱，其女淳于缇萦随入京城，上书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结果，文帝不仅赦免其父，并且废除了残酷的肉刑。这不仅因为缇萦的孝心、行为感动了统治者，更因为行为本身是同汉朝所谓“以孝治天下”相符。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淮南子·秦族训》中也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于是，董仲舒上书皇帝，请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孔子的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这对官吏的道德素养、礼仪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开始“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大量熟知儒家礼仪道德规范的人进入仕途。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这就是汉朝的“举孝廉”。但是举孝廉一开始是两个科目：“孝”与“廉”是分开的，即孝子与廉士，后来合称为“孝廉”，这才是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成为汉代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
针对同时期的边疆管理，汉朝同样也是强调以德为先，武力只是保证道德推行的后盾。张骞出使西域，对西域各民族讲求信誉，以道德为先，使得西域各民族皆愿意同西汉王朝联盟抗击匈奴。尤其是在汉王朝大败匈奴之后，西域诸族更愿意同汉王朝交往。此后贰师将军李广利对待西域也是以和平、威德为主。李广利在征讨匈奴途中，一路打仗，一路军垦，开荒种植粮草，还同时向西域各国传授农业技术。这样，他以和平手段瓦解了那些依附于匈奴的西域各国，使得西域各国民心归附于汉王朝。同时，这个办法也解决了汉军的粮草给养问题。应该说，李广利的这套文武之道，以武力为基础宣扬道德的战法，非常有效。后来赵充国就使用了这种战法一举击溃了氐羌动乱祸首狼何，将氐羌大地扩张成为中国之地，西域“皆内属焉”。正是李广利的这套以德为主的战法，使得汉家军队在远离中国本土的西域作战，居然可以获得西域各国人民群众的劳军和给养，这样的军队，能够不打胜仗吗？汉宣帝正是凭借这样的基础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郑吉是继李广利之后成功经营西域的汉王朝官员，他接手李广利开辟的渠犁的军垦事业，在轮台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幕府，并且在这一带继续开垦了许多农田和水利工程。同时，郑吉还联合亲汉邦国，威慑有二心的其余邦国，使得西域各国走向稳定。最终才有“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的说法。
但是由于道德主要依靠德行来号召众人，在制约众人的行为方面往往表现软弱，尤其是在某些人的强硬对立的态度之下。因此，汉朝的统治事实上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汉朝主要强调王道政治，以礼仪教化为主，但是也依靠暴力作为其后盾。汉宣帝执政时期，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更注意道德的教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礼仪教化，利用道德的教化来加强统治，在这方面，他重视程度比诸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下令地方“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延聘名儒讲授儒家经典，增设经学博士，扩大儒家道德的影响范围，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以儒家道德来为政策增添道义色彩。比如，安置受灾流民，遇有水旱灾害，往往下诏令减免租税，禁止官吏擅兴徭役。由于汉宣帝的一系列以德为主的安抚政策，使百姓能够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劳动，从而农业生产获得了大的发展，粮食增收，谷价下跌到西汉以来最低价。历史上称这段历史为“昭宣中兴”。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汉家王朝不断地强调道德教化，尤其是宣扬忠孝理论，“汉德未衰”，因而王莽篡政时期才有了众多武装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起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王莽打着道德旗号的改革由于现实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纷纷失败，使得人们生活更加苦难。同时，王莽在民族问题上也是一反传统的联盟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各类歧视政策，结果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反抗，匈奴趁机作乱，西域和中原联系中断。最终王莽政权在内外反对声中不得不垮台。
在反对王莽的斗争中，汉光武帝刘秀作为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脱颖而出。先是刘秀不畏新莽声势滔天的大军，巧妙盘旋，英勇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昆阳大捷；后是对投降的铜马义军推心置腹，最终，跨州据土，带甲百万，得以在其支持下称帝。
但是更重要的是光武帝在重建汉王朝之后开始的“注意民生，与民休息”政策。可以说，历来德治相当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重视民生。光武帝在河北高邑称帝后，他招募州中各地王莽时期二千石级别的旧吏置于自己幕府，并开诸郡谷仓济贫，使人能赡其父母，养其妻子。由于刘秀来源于民间，很能理解民意之所急。建武二年，他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诏令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并且，他九次颁布诏令释放奴婢，禁杀奴婢，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奴婢问题得到解决，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刘秀知道许多人是由于生计所迫才犯罪的，因而，他还把大量罪徒赦免为民。建武五年夏，国中不少地区发生旱灾、蝗灾，刘秀下诏：“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劂事焉。”
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的积弊，光武帝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由于历年战乱，民生凋敝，光武帝恢复了西汉的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倡导薄赋敛，建武六年，光武帝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建武二十七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帝不为所动，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由于历来官员皆由百姓来供养，建武六年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简化机构，裁撤冗员，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
。同时，他大规模削减兵力，尽量免除百姓兵役。
光武帝不光重视物质生产，同样很看重道德的教化。他先是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光武还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在太学设置博士，各依家法传授诸经。他巡幸鲁地时，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光武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这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不仅迅速稳定了民生，更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视道德评价的社会风尚，极大地降低了东汉的统治成本，而且还奠定了汉初近百年的社会稳定基础。这个时期被人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的边疆政策同样也是延续西汉的政策，强调以德为主。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恢复原来的怀柔政策，以德为先，拉近了西域诸国同东汉政府的关系，《后汉书·班超列传》记载“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对接任者进行交代时，把他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为“宽小过，总纲要”，就是要对各个民族的分歧加以妥善处理，尽量不计较其小的过失，毕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禁忌；对因为局部的、小的矛盾尽量疏浚、调解，而不要强制、勒迫；看待民族关系尽量要从大的原则出发，以德待人，以德服人，求同存异，只要能把握大的方向即可，不必苛求，而且政策要尽量保持延续性。这样使得东汉和西域的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发展。
但王朝的延续并不仅仅是道德来主宰的。长时间的稳定，主要是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东汉慢慢走向了衰落。虽然如此，长时间的道德教化仍然成为了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还是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于是，天下游学结党，共相标榜，就有了“三君”、“八骏”、“八顾”等清议活动中的名士。他们痛斥阉宦，以儒家名教为衡量标准，主持天下清议，引导朝野道德。可以说，一时之间，英俊辈出。清议在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正是由于清议触犯了掌权宦官的利益，最终宦官借助于皇权，两次以“党人”罪名禁锢清议之士，大肆放逐或者杀害正直之士，直接导致了东汉的走向解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也是道德与权力之间一次惨烈的斗争。
这股清议之风在高压之下后来逐渐地变味为清谈了。到了魏晋时期，嵇康继承了清议名士的高自标持、刚烈峻急的一面，于是他和党锢之祸中先后遇难的清议领袖陈蕃、李膺一样，为了理想、公义、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而蹈死不顾，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注解了魏晋风骨。阮籍则持中和之性，在政治高压下采取了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态度，韬光养晦，勉强得以善终。嵇康的被杀，宣告了汉末以来民主清议之风的终结，而阮籍的终于晚节不保，为司马氏写下有“宿构”、“神笔”之誉的《劝进文》，则说明名士的清议已经发展为“亦仕亦隐”、首鼠两端的清谈。此后，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德几近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