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依靠法家理论统一了天下,由此盲目地相信“安天下”也可以依靠“严刑峻法”,“以吏为师”的做法而长久统治下去,却不知“治国之道,乱世以法,治世以德”。秦始皇“焚文书而酷刑法”,秦二世更是繁刑严诛,把法家理论推行至极致,天下苦不堪言。虽然如此,秦朝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道德,尤其是在职官的管理制度上,还是很看重为官之德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记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秦律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
,可见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但是这仅仅限于对官员管理的道德要求,对于民众并没有进行约束。当然,这也是因为六国刚刚被合并到统一的秦朝,各国道德在实际上仍然是起作用的,很难做到风俗习惯的一致化。但是由于秦律过于严苛,厚刑薄赏,且苛捐杂役繁多,道德严重受制于法令,这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民众来说是非常致命的。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实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天下百姓“苦秦久已”,于是准备戍守渔阳的部队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决定反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群雄逐鹿,最终刘汉天下取代了秦王朝。
鉴于秦朝的迅速灭亡,汉朝初期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天下,休养生息几十年。同时,与秦朝强调法令优先不同,汉朝强调以孝为先,孝为德先,孝为首德。因为按照《孝经》而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汉文帝刘恒也曾说:“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尤其是在汉文帝时期,文帝几次下诏,以孝为天下先,又减免百姓的税负。这就有了中国流传久远的敬老养老制度。据张家山汉简记载,汉王朝就敬老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王杖制度、赐米制度、免老制度、皖老制度。王杖制度就是官府授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长九尺、顶端雕有鸠形的手杖。持杖者可以被免除赋税差役等负担,而且范围还可以扩大为老人的家庭成员,在政治方面还可以按六百石官员的待遇看待,而若殴打持杖者,则按照大逆不道罪论斩。赐米制度则是对达到年龄标准的老人赐米,西汉初年是九十岁,文帝时则放宽为八十岁即可享受赐米一石、肉二十斤和酒五斗的待遇,九十岁则在此基础上,增加帛二匹、絮三斤。这项制度到东汉则更是降到七十岁了。免老制度,又称徭役免老,凡是到达五十六岁的编户齐民均可免除徭役。而针对年龄较高而又未及面老者,则有皖老制度,即减半服徭役,其子则可以免于参加运粮的差役。
在当时的统治过程中,统治者更是提倡孝德,随时注意表彰孝行。例如,太医淳于意,又称仓公,被显贵诬陷下狱,其女淳于缇萦随入京城,上书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结果,文帝不仅赦免其父,并且废除了残酷的肉刑。这不仅因为缇萦的孝心、行为感动了统治者,更因为行为本身是同汉朝所谓“以孝治天下”相符。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淮南子·秦族训》中也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于是,董仲舒上书皇帝,请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孔子的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这对官吏的道德素养、礼仪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开始“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大量熟知儒家礼仪道德规范的人进入仕途。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这就是汉朝的“举孝廉”。但是举孝廉一开始是两个科目:“孝”与“廉”是分开的,即孝子与廉士,后来合称为“孝廉”,这才是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成为汉代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
针对同时期的边疆管理,汉朝同样也是强调以德为先,武力只是保证道德推行的后盾。张骞出使西域,对西域各民族讲求信誉,以道德为先,使得西域各民族皆愿意同西汉王朝联盟抗击匈奴。尤其是在汉王朝大败匈奴之后,西域诸族更愿意同汉王朝交往。此后贰师将军李广利对待西域也是以和平、威德为主。李广利在征讨匈奴途中,一路打仗,一路军垦,开荒种植粮草,还同时向西域各国传授农业技术。这样,他以和平手段瓦解了那些依附于匈奴的西域各国,使得西域各国民心归附于汉王朝。同时,这个办法也解决了汉军的粮草给养问题。应该说,李广利的这套文武之道,以武力为基础宣扬道德的战法,非常有效。后来赵充国就使用了这种战法一举击溃了氐羌动乱祸首狼何,将氐羌大地扩张成为中国之地,西域“皆内属焉”。正是李广利的这套以德为主的战法,使得汉家军队在远离中国本土的西域作战,居然可以获得西域各国人民群众的劳军和给养,这样的军队,能够不打胜仗吗?汉宣帝正是凭借这样的基础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郑吉是继李广利之后成功经营西域的汉王朝官员,他接手李广利开辟的渠犁的军垦事业,在轮台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幕府,并且在这一带继续开垦了许多农田和水利工程。同时,郑吉还联合亲汉邦国,威慑有二心的其余邦国,使得西域各国走向稳定。最终才有“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的说法。
但是由于道德主要依靠德行来号召众人,在制约众人的行为方面往往表现软弱,尤其是在某些人的强硬对立的态度之下。因此,汉朝的统治事实上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汉朝主要强调王道政治,以礼仪教化为主,但是也依靠暴力作为其后盾。汉宣帝执政时期,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更注意道德的教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礼仪教化,利用道德的教化来加强统治,在这方面,他重视程度比诸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下令地方“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延聘名儒讲授儒家经典,增设经学博士,扩大儒家道德的影响范围,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以儒家道德来为政策增添道义色彩。比如,安置受灾流民,遇有水旱灾害,往往下诏令减免租税,禁止官吏擅兴徭役。由于汉宣帝的一系列以德为主的安抚政策,使百姓能够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劳动,从而农业生产获得了大的发展,粮食增收,谷价下跌到西汉以来最低价。历史上称这段历史为“昭宣中兴”。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汉家王朝不断地强调道德教化,尤其是宣扬忠孝理论,“汉德未衰”,因而王莽篡政时期才有了众多武装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起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王莽打着道德旗号的改革由于现实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纷纷失败,使得人们生活更加苦难。同时,王莽在民族问题上也是一反传统的联盟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各类歧视政策,结果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反抗,匈奴趁机作乱,西域和中原联系中断。最终王莽政权在内外反对声中不得不垮台。
在反对王莽的斗争中,汉光武帝刘秀作为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脱颖而出。先是刘秀不畏新莽声势滔天的大军,巧妙盘旋,英勇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昆阳大捷;后是对投降的铜马义军推心置腹,最终,跨州据土,带甲百万,得以在其支持下称帝。
但是更重要的是光武帝在重建汉王朝之后开始的“注意民生,与民休息”政策。可以说,历来德治相当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重视民生。光武帝在河北高邑称帝后,他招募州中各地王莽时期二千石级别的旧吏置于自己幕府,并开诸郡谷仓济贫,使人能赡其父母,养其妻子。由于刘秀来源于民间,很能理解民意之所急。建武二年,他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诏令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并且,他九次颁布诏令释放奴婢,禁杀奴婢,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奴婢问题得到解决,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刘秀知道许多人是由于生计所迫才犯罪的,因而,他还把大量罪徒赦免为民。建武五年夏,国中不少地区发生旱灾、蝗灾,刘秀下诏:“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劂事焉。”
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的积弊,光武帝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由于历年战乱,民生凋敝,光武帝恢复了西汉的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倡导薄赋敛,建武六年,光武帝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建武二十七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帝不为所动,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由于历来官员皆由百姓来供养,建武六年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简化机构,裁撤冗员,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
。同时,他大规模削减兵力,尽量免除百姓兵役。
光武帝不光重视物质生产,同样很看重道德的教化。他先是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光武还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在太学设置博士,各依家法传授诸经。他巡幸鲁地时,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光武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这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不仅迅速稳定了民生,更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视道德评价的社会风尚,极大地降低了东汉的统治成本,而且还奠定了汉初近百年的社会稳定基础。这个时期被人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的边疆政策同样也是延续西汉的政策,强调以德为主。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恢复原来的怀柔政策,以德为先,拉近了西域诸国同东汉政府的关系,《后汉书·班超列传》记载“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对接任者进行交代时,把他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为“宽小过,总纲要”,就是要对各个民族的分歧加以妥善处理,尽量不计较其小的过失,毕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禁忌;对因为局部的、小的矛盾尽量疏浚、调解,而不要强制、勒迫;看待民族关系尽量要从大的原则出发,以德待人,以德服人,求同存异,只要能把握大的方向即可,不必苛求,而且政策要尽量保持延续性。这样使得东汉和西域的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发展。
但王朝的延续并不仅仅是道德来主宰的。长时间的稳定,主要是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东汉慢慢走向了衰落。虽然如此,长时间的道德教化仍然成为了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还是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于是,天下游学结党,共相标榜,就有了“三君”、“八骏”、“八顾”等清议活动中的名士。他们痛斥阉宦,以儒家名教为衡量标准,主持天下清议,引导朝野道德。可以说,一时之间,英俊辈出。清议在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正是由于清议触犯了掌权宦官的利益,最终宦官借助于皇权,两次以“党人”罪名禁锢清议之士,大肆放逐或者杀害正直之士,直接导致了东汉的走向解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也是道德与权力之间一次惨烈的斗争。
这股清议之风在高压之下后来逐渐地变味为清谈了。到了魏晋时期,嵇康继承了清议名士的高自标持、刚烈峻急的一面,于是他和党锢之祸中先后遇难的清议领袖陈蕃、李膺一样,为了理想、公义、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而蹈死不顾,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注解了魏晋风骨。阮籍则持中和之性,在政治高压下采取了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态度,韬光养晦,勉强得以善终。嵇康的被杀,宣告了汉末以来民主清议之风的终结,而阮籍的终于晚节不保,为司马氏写下有“宿构”、“神笔”之誉的《劝进文》,则说明名士的清议已经发展为“亦仕亦隐”、首鼠两端的清谈。此后,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德几近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