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最新章节_任福全著

二、春秋战国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西周之后，中国进入了“礼崩乐坏”阶段，诸侯急于争霸，因而没有人再看重以前的关于道德治理的思想，也不再看重周礼。相反，由于现实利益，各国更看重武力征伐。此时蓬勃兴起的诸子百家开始不同程度地反思周礼，结合现实，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治国理念。

儒家是西周初年德治思想的最主要的继承者。儒家是当时最重要的显学。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实行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君主以德治国，由于君主的道德感召力，那么百姓自然会拥护，从四面八方，拖老携幼地来投奔这个国家。而且不光如此，如果君主治国，以政、刑为主，而没有礼仪，那么这个国家的百姓只是能够免于刑罚，没有廉耻，这个社会也只能是勉强维持存在，可是，如果告诉百姓哪些内容是礼义廉耻，那么百姓也会和士人一样有礼节，有气节。而这样的国家必然若北辰一样为他国所效仿和拥护。因而，德政的关键就在于有道德，尤其是君主有道德。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因而君主以仁心治国，以周礼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那么礼仪天下就是必然的结果，周初的大德流行就可以再现。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孔子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期间虽然屡屡受挫，仍坚持仁礼治国、德主刑辅思想，讲学论道，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由于孔子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这就吸引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当然，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楚狂接舆则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 但孔子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游学宣讲。这得到了仪封人的称赞：“天将以夫子为木择！” 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也就是说仪封人认为孔子是天派遣以宣讲仁义礼乐之人！

继孔子之后，孟子明确宣讲以道德治理天下，提出了“仁政”概念。孟子以仁政为核心，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民生与教化并重，“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王天下就是易如反掌之事。作为仁政的对象，原则上当然是包括全民，但在具体实施上，对象仍然是有所选择的，因而孟子特意选择了与仁道精神相符合的始点：“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这是伟大的人道政治，也表现出一个伟大哲人的悲悯情怀。人类的政治无论如何演变，如果不能包括这种道德精神，就必然失去正义的基础，所以孟子主张仁政首先从这四者开始。孟子的仁政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霸道政治是不能持久的，孟子在此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反对暴力，主张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以德行仁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所以，如果不能做到仁政，“贵德而尊士”，那么这个政权就应该被转让给别人。也就是说包括天子在内，只不过都是天设定的职位而已。如果君主不能实行仁政，那么就应该由别人来代替他占有这个职位，去实行仁政。因而成汤伐桀和武王伐纣都是“征诛”而不是“弑君”，这种政权转移恰恰就体现了君权神授，所以古代圣王都是“禅而不传”的。君主的责任就在以德治国，“何必曰利，亦有仁义矣”。否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仁义就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对仁政的出现做出贡献。以德治国，其实就是要求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加强道德教化，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

如果说孟子倾向于从内心自省的角度来要求道德的政治实践，那么荀子则侧重于从社会角度来建立道德治国的制度基础。《荀子》记载：“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勤政爱民矣；……是人君之大节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其实就是在强调礼义的功能。通过对礼仪的强调来要求君主实行以德治国，“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所以，君主的责任就在于能够以礼仪来生养众人。礼义的起因则源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令必须以礼仪作为根本指导原则，王制或者礼治就是政治的实质。

综合来说，儒家在政治态度方面，孔子强调德治，孟子强调仁政，而荀子则提倡王制或礼治。由于德治相对来说很宽泛，属于原则性、理想型的一个描述，所以孟子以贴近现实的比喻来考虑治理工作；荀子则更强调依靠客观的王制或者礼治，也就是带有制度性的措施来推行王道政治。

道家虽然看重“道法自然”，对于德治也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道德的理解同儒家不一致。道家认为道德的标准化、程序化往往意味着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而道德的认定往往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德与不德往往都是根据对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利益而言的，所以道家常主张“无为”，主张相对主义。这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无为而治”，《老子》第 58 章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 19 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丢到一边，任由百姓顺应自然，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清静无为，国家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大治。《庄子·天道》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管子·心术》提出了“无为之道，因也”。《慎子》也大力倡导“君道无为”、“大君任法而弗躬”、“臣事事而君无事”等观点。由此，才引发了后来黄老学派的“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无为之治，治身治国也”，因而道家的德在于因应自然，自然而然。

墨家是在同儒家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针对儒家的“爱有差等”，墨家则提出了“爱无差等”，因而墨家内部由于互相关爱，相对来说是很团结的。针对当时诸侯争霸，墨家从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主张“非攻”。据说，墨子为了制止楚国攻打宋国，曾不远千里到楚国说服楚王。墨家众弟子也是极力践行墨家理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任侠使义”、“重诺”的风尚，极大地拓展了道德的应用范围。墨者巨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根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盂胜回答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嗣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八十三人。此后类似的事件屡有发生。由此墨家的“德”更看重的是现实的功义和影响。

法家给人的感觉是不讲情面，它以冷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法家以管仲、商鞅、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人为代表。法家强调以明文条令作为行为的根本依据，因而，法家的道德在于强调对明确的法令的遵从。这在铁血征战的战国后期，相对于其他学派，确实更能集中众人的力量。最终依靠法家理论强大起来的秦国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