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之后,中国进入了“礼崩乐坏”阶段,诸侯急于争霸,因而没有人再看重以前的关于道德治理的思想,也不再看重周礼。相反,由于现实利益,各国更看重武力征伐。此时蓬勃兴起的诸子百家开始不同程度地反思周礼,结合现实,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治国理念。
儒家是西周初年德治思想的最主要的继承者。儒家是当时最重要的显学。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实行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君主以德治国,由于君主的道德感召力,那么百姓自然会拥护,从四面八方,拖老携幼地来投奔这个国家。而且不光如此,如果君主治国,以政、刑为主,而没有礼仪,那么这个国家的百姓只是能够免于刑罚,没有廉耻,这个社会也只能是勉强维持存在,可是,如果告诉百姓哪些内容是礼义廉耻,那么百姓也会和士人一样有礼节,有气节。而这样的国家必然若北辰一样为他国所效仿和拥护。因而,德政的关键就在于有道德,尤其是君主有道德。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因而君主以仁心治国,以周礼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那么礼仪天下就是必然的结果,周初的大德流行就可以再现。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孔子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期间虽然屡屡受挫,仍坚持仁礼治国、德主刑辅思想,讲学论道,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由于孔子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这就吸引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当然,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楚狂接舆则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
但孔子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游学宣讲。这得到了仪封人的称赞:“天将以夫子为木择!”
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也就是说仪封人认为孔子是天派遣以宣讲仁义礼乐之人!
继孔子之后,孟子明确宣讲以道德治理天下,提出了“仁政”概念。孟子以仁政为核心,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民生与教化并重,“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王天下就是易如反掌之事。作为仁政的对象,原则上当然是包括全民,但在具体实施上,对象仍然是有所选择的,因而孟子特意选择了与仁道精神相符合的始点:“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这是伟大的人道政治,也表现出一个伟大哲人的悲悯情怀。人类的政治无论如何演变,如果不能包括这种道德精神,就必然失去正义的基础,所以孟子主张仁政首先从这四者开始。孟子的仁政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霸道政治是不能持久的,孟子在此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反对暴力,主张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以德行仁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所以,如果不能做到仁政,“贵德而尊士”,那么这个政权就应该被转让给别人。也就是说包括天子在内,只不过都是天设定的职位而已。如果君主不能实行仁政,那么就应该由别人来代替他占有这个职位,去实行仁政。因而成汤伐桀和武王伐纣都是“征诛”而不是“弑君”,这种政权转移恰恰就体现了君权神授,所以古代圣王都是“禅而不传”的。君主的责任就在以德治国,“何必曰利,亦有仁义矣”。否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仁义就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对仁政的出现做出贡献。以德治国,其实就是要求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加强道德教化,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
如果说孟子倾向于从内心自省的角度来要求道德的政治实践,那么荀子则侧重于从社会角度来建立道德治国的制度基础。《荀子》记载:“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勤政爱民矣;……是人君之大节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其实就是在强调礼义的功能。通过对礼仪的强调来要求君主实行以德治国,“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所以,君主的责任就在于能够以礼仪来生养众人。礼义的起因则源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令必须以礼仪作为根本指导原则,王制或者礼治就是政治的实质。
综合来说,儒家在政治态度方面,孔子强调德治,孟子强调仁政,而荀子则提倡王制或礼治。由于德治相对来说很宽泛,属于原则性、理想型的一个描述,所以孟子以贴近现实的比喻来考虑治理工作;荀子则更强调依靠客观的王制或者礼治,也就是带有制度性的措施来推行王道政治。
道家虽然看重“道法自然”,对于德治也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道德的理解同儒家不一致。道家认为道德的标准化、程序化往往意味着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而道德的认定往往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德与不德往往都是根据对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利益而言的,所以道家常主张“无为”,主张相对主义。这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无为而治”,《老子》第 58 章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 19 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丢到一边,任由百姓顺应自然,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清静无为,国家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大治。《庄子·天道》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管子·心术》提出了“无为之道,因也”。《慎子》也大力倡导“君道无为”、“大君任法而弗躬”、“臣事事而君无事”等观点。由此,才引发了后来黄老学派的“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无为之治,治身治国也”,因而道家的德在于因应自然,自然而然。
墨家是在同儒家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针对儒家的“爱有差等”,墨家则提出了“爱无差等”,因而墨家内部由于互相关爱,相对来说是很团结的。针对当时诸侯争霸,墨家从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主张“非攻”。据说,墨子为了制止楚国攻打宋国,曾不远千里到楚国说服楚王。墨家众弟子也是极力践行墨家理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任侠使义”、“重诺”的风尚,极大地拓展了道德的应用范围。墨者巨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根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盂胜回答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嗣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八十三人。此后类似的事件屡有发生。由此墨家的“德”更看重的是现实的功义和影响。
法家给人的感觉是不讲情面,它以冷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法家以管仲、商鞅、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人为代表。法家强调以明文条令作为行为的根本依据,因而,法家的道德在于强调对明确的法令的遵从。这在铁血征战的战国后期,相对于其他学派,确实更能集中众人的力量。最终依靠法家理论强大起来的秦国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