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商之际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中国最早的历史大部分都记录于《尚书》当中。《尚书·汤誓》中曾记载商汤指控夏桀“不恤我众”，夏德败坏，以此为依据，商汤讨伐夏桀；《盘庚》篇提出要“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甚至殷商中期高宗就已经提出“敬民”主张。但是这个时候的“德”仍然仅仅还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可以说，“德”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但它仅仅表示一种大局的态势，还没有太多的具体内容。

周人则在武王伐纣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有了初步的德治理念了，周公在《康诰》中说文王早已“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意思是，周公对弟弟封说，只有伟大显赫英明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尊敬的人，威罚应当威罚的人，并让民众了解这些。周人之所以能够完成“翦商”的大业，也是周人的先公先王实施德政的结果，由此，不可否认，文王时期德治理念已经相对成熟，而且不论在《尚书》，还是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大量这方面的材料。《无逸》中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等，都是文王德治的证据，可以说，德治思想在殷商之际其实已经表现为了农耕社会中遵从习俗的“爱民”、“恤民”的活动。

不仅如此，武王伐纣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对于对手之后以德报之，不绝其祀。“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尊崇贤人，看重君子的表率作用。“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 怜取小民，看重民生。“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古代人看重家族的延续，因而，武王褒封圣人之后，就是尊重圣人，使圣人不绝后祀，这在当时看来就是很大的德行。

到了西周初年，各篇诰、誓文献中就有了更多明显的德治思想的实践显现。如《康诰》中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说的就是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保民的问题；“无康好逸豫”要求统治者不要贪图安乐；“惠不惠，懋不懋”说的是要行教化；“敬明乃罚”说的是慎罚的问题。再如《无逸》中“知稼穑之艰”说的是要怜小民；不可“盘于游田”说的是要勤于政事。这些都是要求统治者要保民、重民，只有这样，才能从“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明德慎罚，惠民保民”，最终达到“天命常有”，由此构成了一整套德治理论，这里关键的就在于统治者要有德，也就是爱民、保民。否则，就如《洛诰》所言：“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我教你保民的方法，如果你不去做，那么统治就不是长远的。

所以，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尊重常典，也就是人们日常习惯的规则。“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 不要去制造新的怨恨，不要用那些不合情合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常典能稳定民心，不合理的新规只能制造新的敌人。“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违背常典，滥用刑罚，尽管能暂时消灭反对的声音，但实际上却制造了新的敌人。

其次，要注意罪犯的认罪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量刑处置。《康诰》说：“敬乃明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一人犯了小罪，但屡教不改，继续作恶，这种人必须严惩。“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一人犯了大罪，只要不是出自故意，又有悔过之意，就应该宽恕不死。

再次，用刑的目的在于挽救，不在于惩罚。《康诰》说：“若有疾，惟民毕弃咎。”意思是像治病一样除去罪人的罪恶。“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出于保护之心治民，民就会心悦诚服地听从，并接受治理。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对罪犯处以死刑，或处以劓刑，或处以刵刑，人们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怨言，那是他们咎由自取，罪不容赦。正如《康诰》所讲：“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

再次，判决务必公开，务必做到有法可依。《康诰》明确指出：“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就是说处理案件要公开相关法律，力争做到合理公允，这样民众自然会心悦诚服：“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当然了，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明文法的。所谓常典也好，法也好，事实上都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些协议或者统治者的公开文件。

最后，判决务须谨慎，不可匆匆定案。《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说，判决罪犯时，要反复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才能作出判决。

不光如此，德治还在于统治者要率先做出表率，《君奭》中也同样告诫人君：“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人君敬德，更重要的是在于教导民众，垂范后人。

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努力倡导下，西周初年出现了“成康之治”，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应用德治理念而达到的太平盛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初虽然提出了德的概念，但是所谓“德”更多的是与由远古社会传承下来的“神”相对应的以“人”为主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它甚至包含有后世法的基本精神。

此后，诸子百家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是继承还是改造，都受到了西周初年德治思想的影响。儒家看重的是德的内容，道家看到的是德要求的慎罚，墨家看到了德对民众而言的“保民”，而法家看到的是德对典要的尊重。 9V8o62VfSZLzgo+ImHtaJYcVKQL21CREgzABp3Me7wj0u8rgEU2lNosfYbRwF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