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历史大部分都记录于《尚书》当中。《尚书·汤誓》中曾记载商汤指控夏桀“不恤我众”,夏德败坏,以此为依据,商汤讨伐夏桀;《盘庚》篇提出要“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甚至殷商中期高宗就已经提出“敬民”主张。但是这个时候的“德”仍然仅仅还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可以说,“德”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但它仅仅表示一种大局的态势,还没有太多的具体内容。
周人则在武王伐纣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有了初步的德治理念了,周公在《康诰》中说文王早已“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意思是,周公对弟弟封说,只有伟大显赫英明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尊敬的人,威罚应当威罚的人,并让民众了解这些。周人之所以能够完成“翦商”的大业,也是周人的先公先王实施德政的结果,由此,不可否认,文王时期德治理念已经相对成熟,而且不论在《尚书》,还是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大量这方面的材料。《无逸》中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等,都是文王德治的证据,可以说,德治思想在殷商之际其实已经表现为了农耕社会中遵从习俗的“爱民”、“恤民”的活动。
不仅如此,武王伐纣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对于对手之后以德报之,不绝其祀。“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尊崇贤人,看重君子的表率作用。“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
怜取小民,看重民生。“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古代人看重家族的延续,因而,武王褒封圣人之后,就是尊重圣人,使圣人不绝后祀,这在当时看来就是很大的德行。
到了西周初年,各篇诰、誓文献中就有了更多明显的德治思想的实践显现。如《康诰》中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说的就是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保民的问题;“无康好逸豫”要求统治者不要贪图安乐;“惠不惠,懋不懋”说的是要行教化;“敬明乃罚”说的是慎罚的问题。再如《无逸》中“知稼穑之艰”说的是要怜小民;不可“盘于游田”说的是要勤于政事。这些都是要求统治者要保民、重民,只有这样,才能从“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明德慎罚,惠民保民”,最终达到“天命常有”,由此构成了一整套德治理论,这里关键的就在于统治者要有德,也就是爱民、保民。否则,就如《洛诰》所言:“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我教你保民的方法,如果你不去做,那么统治就不是长远的。
所以,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尊重常典,也就是人们日常习惯的规则。“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
不要去制造新的怨恨,不要用那些不合情合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常典能稳定民心,不合理的新规只能制造新的敌人。“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违背常典,滥用刑罚,尽管能暂时消灭反对的声音,但实际上却制造了新的敌人。
其次,要注意罪犯的认罪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量刑处置。《康诰》说:“敬乃明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一人犯了小罪,但屡教不改,继续作恶,这种人必须严惩。“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一人犯了大罪,只要不是出自故意,又有悔过之意,就应该宽恕不死。
再次,用刑的目的在于挽救,不在于惩罚。《康诰》说:“若有疾,惟民毕弃咎。”意思是像治病一样除去罪人的罪恶。“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出于保护之心治民,民就会心悦诚服地听从,并接受治理。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对罪犯处以死刑,或处以劓刑,或处以刵刑,人们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怨言,那是他们咎由自取,罪不容赦。正如《康诰》所讲:“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
再次,判决务必公开,务必做到有法可依。《康诰》明确指出:“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就是说处理案件要公开相关法律,力争做到合理公允,这样民众自然会心悦诚服:“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当然了,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明文法的。所谓常典也好,法也好,事实上都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些协议或者统治者的公开文件。
最后,判决务须谨慎,不可匆匆定案。《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说,判决罪犯时,要反复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才能作出判决。
不光如此,德治还在于统治者要率先做出表率,《君奭》中也同样告诫人君:“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人君敬德,更重要的是在于教导民众,垂范后人。
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努力倡导下,西周初年出现了“成康之治”,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应用德治理念而达到的太平盛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初虽然提出了德的概念,但是所谓“德”更多的是与由远古社会传承下来的“神”相对应的以“人”为主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它甚至包含有后世法的基本精神。
此后,诸子百家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是继承还是改造,都受到了西周初年德治思想的影响。儒家看重的是德的内容,道家看到的是德要求的慎罚,墨家看到了德对民众而言的“保民”,而法家看到的是德对典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