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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江山如画，魅力多姿，无地不美，到处皆景。那雄伟巍然的峨眉，和谐妩媚的西湖，幽雅深邃的雁荡，奔腾浩荡的黄河长江，秀丽奇艳的桂林山水……千百年来，多少中外名人为之击节赞叹，流连忘返，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华夏各族人民，为此感到骄傲，并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山河大地的赞美和热爱，不说那浩如烟海的文人骚客的山水诗画，仅以口头流传于各民族中间的山水传说也难以计数。山水传说，就是以解释和说明某个特定的地方事物（山川景物）的来源为主的流传民间的人民口头文学。它通过把自然物或人工物历史化或人格化，使它们和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对有关的山川景物的来龙去脉以富有情趣和富有意义的说明，从而广泛地反映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以及地方风物的种种特点，表现了人民要求了解生活，探求自然历史的兴趣和美好愿望，以及热爱乡土的深厚感情。这些传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性，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桂林，不但以她那奇山秀水誉甲天下，而且也以她生动优美的山水传说立于祖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之林。本文拟主要以有关桂林山水传说为引例，试从美学的角度作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认为，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美是这种产物最为直接的存在形式。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丰富的。其中最为基本的，则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与之相关的是人的思想品质和情操等等。社会生活中的美就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这些领域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作为一定时代、阶级的主体的社会先进力量、先进人物的身上，美在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于是，在进步艺术创作的领域中，经常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
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山水传说也是伴随着历史产生的。人类蒙昧时代出现的解释开天辟地、山水日月、人类起源的神话，可以说是山水传说的祖先。这些解释性神话，表现了原始人试图探索解释自然、征服自然的幼稚心理和强烈愿望。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逐渐消失，而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复杂，军事斗争、英雄业绩、征服自然的创举等重大事业，引起了人们传颂自己历史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有关人物、史事、地方风物等传说类型。关于山水传说，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解释奇山异水等景物的来历，实际上它却是通过把自然景物的历史化、人工化，赋予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劳动人民一方面参加社会实践，对社会生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另一方面参加生产实践，同地方的自然风物密切联系。于是他们产生联想，根据社会生活以及地方风物的种种特点，表现人民要了解生活、探求历史的兴趣和美好的愿望。既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美又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那么山水传说自然就包含有丰富多样的社会美的美学因素。俄国著名的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民间文学的美学价值时曾说：“民间文学永远充满了清新、活力和真正诗意的内容，民间文学永远是崇高的，智慧的……它纯洁，渗透了各种美的因素。”
从思想内容来看，反映在桂林山水作品中的社会美的因素是突出鲜明的、丰富多样的。
首先，作品体现了劳动创造的美。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条件，人类从人猿进化到现代文明人，都离不开劳动。因而劳动就成为人们自觉的、本质的生活需要。同样，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同时，也创造了美。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劳动创造，成为劳动人民的第一美德，他们在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得到乐趣和愉快。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尽管劳动出现了异化，但是劳动人民与生产劳动仍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劳动者的劳动创造自然成为劳动人民歌颂的对象和审美对象。尽管桂林山水的美景是由大自然的奇妙构造，长年累月自然生成的，但是，劳动人民却从自身的美学观点出发，对桂林山水的形成作了肯定劳动创造的歌颂性的解释：从前桂林地区是汪洋大海，一位美丽善良、勤劳能干的龙宫仙女三公主，用从秦始皇手中夺回的赶山鞭，把各地大大小小的石山赶到桂林，并按照三公主的精心设计，摆设石山。原来的石山尚不看好，于是人们将各小山头凿凿磨磨，不知经过多少年月，才将这些山头磨凿得挺秀奇特起来，她还带领人们在好多石壁上雕刻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在各个山上开凿了许多玲珑雅致的洞府。从天上引来了甘露仙泉，萦绕在那些俊美的石山脚下，好像一条青丝带子……从此，桂林名满九州，誉甲天下，成为举世公认的人间仙境。传说告诉我们，美丽的桂林山水是劳动人民长年累月，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三公主虽说是龙宫仙女，但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自己的形象。《桃源村》写一对逃难的夫妇在荒山荆棘的地方以勤劳的双手，历经几代人的千辛万苦，用汗水浇灌出人间乐园；《天赐田》中的打柴人老王得到天老爷的帮助，在尧山上得到一块好地，起初勤辛耕种，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后来变成懒汉后，竟坐吃山空挨饿而死。传说反映了劳动人民艰苦创业，赞美劳动的思想感情，勤劳和懒惰，成了劳动人民区别美丑的标准。
悲壮崇高，英勇献身的精神美，是山水传说社会美的第二方面，这方面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阶级斗争中。在阶级社会里，既然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那么也必然有反压迫和反剥削的斗争，劳动人民是受压迫受剥削；他们的反抗斗争是人民同情和歌颂的对象，而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的精神就构成了崇高悲壮的美，人们从这种崇高悲壮的美的景象剧烈地激发人们的战斗热情，鼓舞人们为自身的解放，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在桂林山水传说里，体现这种美的作品不少。如《象鼻山》里大象协助大力士反抗皇帝的斗争，《金鳌洲》里船匠和众长工反抗财主的斗争，《冠岩》里的八个大汉与强盗县官的斗争，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犀牛望月》的传说：故事说阳江河畔的萧家村原先是个鱼米之乡，被龙王的王太子馋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化身）看红了眼，因而仗着体大力壮在村子里横冲直撞，抢杀掳掠，无恶不作，还强迫村民天天煮起十担白米饭，煎起十箩活鲜鱼送给它吃，否则就要村上人绝种。村里的青年后生阿喜为了解救村民的危难，制服恶龙，甘愿变成一头犀牛，最后斗倒了馋龙。同时，为了日后村民永远不再受恶龙的危害，犀牛从此雄踞在村子的旁边，日里望着太阳，夜里望着月亮。从这位后生崇高的献身精神美的形象中，体现了以劳动人民为代表的先进社会力量的本质。《犀牛望月》景物和它的传说中的阿喜形象，将永远鼓舞这一带的人民为反抗恶势力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
品德高尚的心灵美，这是山水传说中体现社会美的第三个方面，这方面主要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团体的一员，在这个团体里，人通过各自的行为及与他人的关系、态度，表现出各自的道德情操。民间文学是“劳动者的艺术”，传说通过对具有品德高尚的心灵美的劳动者的歌颂，以及对各种损人利己的丑恶灵魂的鞭挞，来反映劳动人民道德情操的美学观。桂林山水传说反映这一社会美的作品很多，《出米岩》中舍己为人的米成，《还珠洞》中“不是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能要”的桂娃母子，《金钩钓蛤蟆》中甘愿留在人间变成为人遮阴的大榕树的绿树仙姑都是例子。更为感人的是漓江流域五指山下的榕树潭的传说：往时的漓江水急滩多，榕树潭也不像现在这样碧绿可爱，而是潭上常常无风起浪，漩涡不知吞没了多少大、小船只，坑害无数穷人的性命。原来是潭下有一只小山一样大的乌龟在作怪，马颈渡有个撑渡的老船工，决心下潭为民除害，可是由于力不匹敌，被大乌龟啮伤，临死前叮咛他的女儿，继承遗志：为民除害。姑娘和她父亲一样，都有为民除害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父亲死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四处拜师，苦练本领，并历经艰辛到西方天边太阳公公那里取得葡萄籽，种下后，又沿着通向五指山的葡萄藤，爬上高耸的五指山，取回了山上的降妖宝物——金斧头，最后潜入深潭，与大乌龟决一死战，经过几番恶战，终于为民除了害，从此榕树潭的水绿得可爱了，五指山的山色更美妙迷人了，然而姑娘却离开了人间成仙去了。从船家父女身上，人们看到他们的心像漓水那样晶莹闪亮，他们的精神品德象五指山那样崇高。
民间传说具有地方性的特点，山水传说流传的范围和内容更离不开当地的山水景物本身，这方面具体的反映在美学上，也就使桂林山水传说具有桂林这个地方人民特有的审美趣味。而这种美学趣味又是与桂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分不开。普列汉诺夫说过：“审美趣味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无论在这里和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可以成为生产力状况的准确的标志”。
史书记载，桂林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方，又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之一。大量的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与中原、江淮地区就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往。随着兴安灵渠的修成和秦始皇统一百越战争的胜利，中原地区的一些汉族人民，取道湘江，经灵渠，下漓水，陆续移居岭南，从而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位于南北交通孔道上的桂林进一步得到开发，成为岭南较早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心。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进步，也相应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欣赏要求，其社会美的内容，在桂林山水传说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画山的传说》歌颂了一位为人民除害，祈求幸福的画家；《秀才看榜》对考上状元又被考官搞鬼而名落孙山的穷秀才寄予深切的同情；《相思滩》说的是老船工的女儿水妹以出对子来检验向她求爱的相公，以肚子里有没有墨水作为选择爱人的标准；《花桥的传说》把花桥的修建附在鲁班这个能工巧匠的典型的名下。以上例子说明，古代的桂林劳动人民，已经具有充实的美学观，这里的充实美，主要是指人的文化知识、技术和才能。这种美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传说产生的时代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是桂林劳动人民审美观上的一个进步。当然，这种以充实为美的观点也和民族风俗习惯有关。我们知道桂林和广西各族人民一样酷爱唱山歌，常常以对歌的形式来衡量对方的知识、智慧和才能，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恋爱更是如此，传说中的《并蒂莲花》便是一例。
从上面对桂林山水传说思想内容上的美学考察可以看出，山水传说里社会美的因素是丰富多彩的，它鲜明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学趣味和审美理想。从而使山水传说蕴含有较高的社会美的美学价值。
优秀的文学艺术，除了具有社会美的内容外，也应该有和谐完美的艺术形式，山水传说作为劳动人民集体创作，世代流传的语言艺术，由于它是广大人民对生活事物的深刻认识的写照，以及多少世纪以来人民集体艺术力量的荟萃，因而在艺术形式表现上，同样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美。本来，山水自然景物首先就具有各种美的自然形态和神韵，才引起人们的观赏，并由此产生艺术的想象和联想。如果在创作有关这一景物的传说中，又赋予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美，那么，将给该景物的美增添艺术美的光环，使两者和谐统一，相得益彰。桂林山水早就以其优美奇特闻名于世。同样，关于她的传说也以其精美的艺术魅力流传于民间。解放至今，各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桂林山水传说的书，就达七种版本之多，其中有些还在全国性的评比上获奖。由此可见，桂林山水传说也和她的美景本身一样，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桂林山水传说的艺术美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艺术形象的典型美。典型是艺术形象创造的核心问题，也是艺术美学的范畴。艺术形象的典型化，就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想象，在描绘客观世界的个别对象和现象的时候，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概括同类的许多对象和形象，甚至同类的一切对象和现象共同具有的特征的特点。通过典型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就是典型美的形象，这些典型美的形象，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民间文学也不例外，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在一系列丰富、优美的形象基础上，曾经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典型（虽然由于口头集体创作使这些典型与作家创造的典型有些不同）。人民——这位不朽的伟大作家，从很古以来就善于用集体的艺术力量，从丰富的具体生活现象（尤其是人们所熟悉、并深刻体验过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典型的方法。因此，在口头文学中的各种叙事性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大多是活生生的，很少有抽象概念的表现。高尔基曾高度赞扬说：“最深刻、最鲜明，在艺术上达到完美的主角典型乃是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创造的。”
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在自己的生活土壤上创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如反抗者孟姜女、白娘子、大工匠鲁班、智慧者阿凡提、殉情者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处身于桂林山水的各族人们也一样，他们为山水的自然美所陶醉，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为了无愧于大自然赐予的美景，表达他们对乡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因此，他们凭着自身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以及长期的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集中各民族各阶层集体创作的力量和智慧，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
伏波将军是还珠洞试剑石传说里的人物，传说在这里为我们创造了我国古代智勇双全武艺超凡的爱国将领的典型形象。古时候，我国南方有个叫竹迟国的邻国，伺机进犯、侵扰我疆土，年老古稀的伏波将军主动请求，亲自率兵前来抗敌。到桂林后，先陪竹迟国的使臣游览桂林山水。到了还珠洞，忽见两个围抱粗的石柱，上接石山、下连石台，足有一丈多高，伏波将军便随手拿过宝剑，刷的一声抽出剑鞘，猛向石柱砍去。只见眼前一道白光，石柱被剑齐根斩断，吓得使臣直冒冷汗，慌忙求议和。伏波将军以退兵一箭之地作为答应的条件，使臣暗自高兴，只见银发白须的伏波将军拉起弓箭，“啪”的一声往南边射出一箭，霎时风声呼呼，箭到处石破山裂，神速穿过斗鸡山、奇峰、月亮山，最后落到我国南疆边境的白茅岭。使臣见状吓得眼冒金星，跪在伏波将军面前马上签字画押，夹着尾巴逃回去了。据说如今斗鸡山、奇峰、月亮山这三座山上都有一个南北贯穿的大洞，连成一线，山山相穿，就是伏波将军那一箭射穿的。传说就是通过渲染、突出人物的几个行动和场面来展现人物大智大勇、武艺非凡的爱国将领的典型形象的。
《二牛推车》里的赵家，则是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典型形象：赵家是当地地主赵剥皮的长工，是个心肠顶好的人，由于经常用地主的牛偷偷地帮穷人耕田车水，被地主撵出去。有一年天大早，村民们没有牛、没有水，赵剥皮则想趁机放高利贷，吞并全村田地，坑害全村穷人。眼看全村人就要饿死了，人们忽然想起在白牛山脚下的塘里有一匹大白石牛，牯牛山上的石栏里有一匹水牯石牛，但这两头石牛，只有心肠好的人才能使用得动它们，于是赵家担当起拯救全村人的重担，他牵来了那两匹石牛，日夜为村民耕田背水。赵剥皮打听到又是赵家干的好事，于是派其狗腿下毒手，善良勤劳的赵家就这样被赵剥皮害死了，人们把他埋葬到白牛山和牯牛山中间的那座小山上（此后这座小山就叫赵家山），第二天，赵家的坟头上长出一根葡萄藤一样长的黄花藤，藤开了两岔，分别搭到两旁的白牛山顶和牯牛山顶上。于是，两头石牛山围着赵家山走起来了。于是，赵家山团团转起来了。看呀，水从阳江转到赵家山顶，又从山顶流到农民田里去了。地主赵剥皮更恼火了，叫人挖坟灌铁水，砍断黄花藤，可是，两匹石牛照样给农民耕田背水，最后，发怒的石牛把赵剥皮和他的狗腿冲到阳江里淹死了。多么动人的传说，多么典型的形象。创作者动用了幻想、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将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种种美德集中到赵家身上，使之鲜明突出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不畏强暴的本质特征，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艺术美的典型。
山水传说艺术美的第二方面，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幻想美。这种幻想美使作品洋溢着劳动人民炽热的爱憎感情和耐人寻味的意念，较好地表现劳动人民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和赞美，对丑恶事物的鞭挞讽刺，表达他们向往美好生活，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和愿望。因而有着极大的美感愉悦功能，使人获得舒意的欢快和精神的怡养。
幻想，是想象的一种特殊形态，属于审美感受的心理学现象，它是所愿望的未来的东西的映象。即以社会或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为依据，对还没有实现的事物有所想象。在幻想的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所向往和憧憬的生活需要创造着新的映象，即新的表象。幻想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激励人们政治现实的幻想，和消极的、脱离现实生活的幻想。创造性的、积极的幻想，是根植于现实而与生活实践联系着的，它能使人展望和预见未来而把人引领到魅力神奇的闪烁着理想之光的境界中去。这样的幻想永远都是促使人们改造现实的伟大动力。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中幻想都是积极的。人类童年时期最早出现的神话，就是以最富于幻想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童年时期的斗争生活的。马克思在论述神话的产生时，曾指出：“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字，并给予人类以强大的影响。”
山水传说是由神话蜕变而来的，因而保留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幻想因素。当然，神话的想象和幻想完全是人类童年幼稚的、不自觉的意识活动。而传说里的幻想则主要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想象。就是说，传说的创作者借用神话的幻想形式，根据自己理想愿望和艺术表现更具有美丽动人的色彩，从而进入高度完美的艺术理想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山水传说所表现的对象就是各种千姿百态的美的自然景物，而这些景物本身各种美的形态，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心里各种新奇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因而山水传说与其他种类的民间文学（除神话外）相比较，其幻想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比较适合于所表现所反映的对象本身，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就更有美的价值和审美意义，其艺术美的效果就更为显著，形象的艺术美就更为鲜明。如前面谈到《二牛推车》传说，就充满了幻想色彩的美。在封建社会里牛和水是农民生存的必需品，在天灾人祸的年月，当人们的愿望刚刚实现，赵家却被赵剥皮害死了，于是人们又幻想石牛被赵家的精神行为所感动，继续为村民耕田背水，作品的结尾出现了富于奇特的幻想美的情节：赵家坟头上长出的两根黄花藤，搭连着那两匹大石牛，石牛仍旧为村民们引来了阳江的水，仍旧耕田，而且还激怒得把赵剥皮及其狗腿冲到阳江里淹死了。从此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本来，在那个年代，穷人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但是，命运越是这样，人们渴望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理想的愿望就越强烈。另外，由于这些幻想的情节，使主人公生前死后的美的精神形象更鲜明、更突出、更感人了。《鉴山》的传说写一个樵哥上碧莲峰砍柴，得到一面宝镜，拿给家里给小妹一照就变得天仙般美丽了。卧床生病的妈妈一照病就好了，邻居病残的穷人借来一照也都好起来了，可是，当县太爷强行抢走宝镜，拿给他生病的老婆一照时，老婆竟加重病情而死。更奇怪的是，县太爷在公堂上错断一次案，宝镜上就出现一个黑点；每贪一次百姓的钱，就出现一个黑斑；而且黑点黑斑手擦不掉，水洗不脱，吓得他弃官而逃。这神奇的宝镜在穷人手里是宝物，而在恶人手里却是他们罪恶的记录牌和照妖镜。传说就借助幻想手法，使宝镜照出了善与恶、美与丑。
最后说山水传说艺术美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传说艺术结构美。这里又分两点来谈，一是结构安排的整体美，一是故事情节的奇特美。民间文学主要是用口头讲述的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如果结构太庞杂，不容易使人听懂；而故事的有头有尾，有前因后果，这正合乎我国劳动人民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需求。与其他种类形式的文学相比，山水传说结构安排的完整性，即整体美就更为突出。因为山水传说是围绕某一景物的形状特点来创作的，那么故事的结局必须与现存景物的形状相吻合。往往是把景物的来历说明清楚了，故事就结束了。桂林传说里的很多作品的结构，大都体现这种整体美。当然，我们说山水传说的结构安排受景物形状特点制约时，并不排除故事头尾之外，即中间故事情节安排的丰富性。这就涉及传说里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即传奇美的问题。所谓传奇性，是指故事情节首先必须基本上具有生活本身的形态，故事发展基本上符合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把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虚构、渲染、夸张、幻想，通过偶然的巧合的，以至“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转变，是故事情节发展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既给人予真实感，又比较曲折离奇，而且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关于这一点，也与民间文学口头性的特点有关。因为，民间文学既然是口头讲述的，那么，故事情节就必须具有传奇性，否则就不能吸引观众，作品也就无法世代流传。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是民间文学，就是文人创作的作品，都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这也是我国人民欣赏文学艺术的审美传统。至于山水传说，其山水景物本身，就是以各种奇形怪状引起人们的惊叹好奇的。那么，按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要求，山水传说的故事情节也应具有传奇性，这样才体现奇特的美。事实上，我国各民族的山水传说，其故事情节大都有传奇色彩。如杭州山水传说里的《寻太阳》，台湾有关日月潭的传说等，都体现了故事情节的传奇美。同样，桂林山水传说这方面也是较突出的。《桂林城的来历》中关于独秀峰和桂花树来历的情节；《船上妹除害记》中船上妹不畏艰险，历经磨难，到西天太阳公公那里取葡萄籽，种下后又沿着葡萄藤攀登五指山得到金斧头，最后下榕树潭血战大乌龟的情节；《冠岩》里写四个后生哥翻山越岭，联合壮家姑娘、侗家老奶、苗家后生、瑶家老爹，降龙伏虎，穿山钻洞，为保护冠岩上的金星子，铲除强盗的情节，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传说里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传奇美。总之，作品结构安排的整体美和故事情节的传奇美合起来，就形成了山水传说结构上的艺术美。
前面说过，山水传说是通过自然物或人工物历史化或人格化，是对各种山水景物的来由加以解说。由于被解说的山水景物对象本身就是自然美的因素，这样，山水传说与自然美就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自然美，即自然事物的美，属于社会美的范畴，它包括日月星云、山水花鸟、草木鱼虫、园林田园等。一般来说，自然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经过当前人们直接改造加工利用的自然对象的美，另一种是未经直接改造加工的自然对象的美。不管是哪种形态，都有侧重于形式美的特征，尤其是后者更为明显。自然美的根源在于生活与自然的客观联系。从美的产生发展总的过程来看，从自然美在社会中出现的先后来看归根结底仍是社会的产物和历史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都是自在之物，它们的物质属性虽然早已客观存在，但这时自然无所谓美丑，因为自然的美对于人才有意义，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也是随着人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自然美的领域才逐渐扩大的。即自然物由于与人的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客观联系，先具有了某种社会价值，然后才成为审美的对象。另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美的两种形态中，侧重于形式的未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对象的美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一般晚于侧重于明显的社会功利内容的经过人们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美。桂林山水景物大都属于未经改造加工过的，侧重于形式的自然美的形态。当亿万年前的沧桑巨变造成了桂林地区特殊的地貌时，正如许多造山运动所形成的峻岭、裂谷、戈壁、湍流一样，它并不具有什么美学意义，只是它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和古人类的生息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然而，在漫长的远古时代，这里的山水洞并未因其特有的外貌形式唤起过人类的审美体验。只是在它得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阶段，它才成为人的精神食粮。它那寓变化于整一的外观形式才成为人的关照对象，从而具有了美的意蕴。因此，当桂林那秀丽奇艳、绰越多姿的山水和幽深瑰丽的异洞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后，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丹青妙手为之吸引陶醉，描画赞叹。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前人吟咏桂林山水的诗词就不下四千首，许多名句被人们流传吟诵至今，如南朝宋诗人颜延之的“未若独秀者，峨峨郭邑间”；唐代杜甫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宋人黄庭坚的“桂林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清人袁枚的“桂林天小青天大，山山都在青天外”。其他如“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漓江波似镜，倒影青芙蓉”等等。桂林的美可谓“人间仙境”。
虽然封建文人墨客的诗句道出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但是，考察这些诗句，均是从个人自身的角度来欣赏桂林山水自然美的形式，这些封建阶级的文人以自身不同的境遇和心理通过玩赏其景物的性情，品评它的神韵，以物体己，审察自身，托物言情，以求得在山水自然的观赏和返照中得到一种舒适的刺激，或者在情感上得到某种疏导或宣泄，从而使其精神达到自足自乐的境界，这在中国山水诗画美学中称之为“畅神”。实际上，这种“畅神”，无非是封建剥削阶级借酒足饭饱之余的娱乐消遣，纵欲于个人自足自乐的游山玩水的享受。即使是官场落魄被贬的文人学士，他们欣赏这种自然美也不外乎是通过处身于此景而寻求超脱人世、远离世俗、皈依自然。总之，不管是适意的，还是落魄的封建文人，由于都带着一种狭隘的自私的心理来欣赏这种自然美的形式，因而审美的效果和意义总有某种局限性。而且随个人的命运跌宕，心情的好坏而左右摇摆，难怪面对同样的桂林山水，韩愈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佳句，而柳宗元只有“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的哀叹了。
不错，自然美的特征主要侧重于形式美，是以其自身的美的自然形式而取悦于人，而且自然并不需要完全改变其外在的面貌。形式规律，而不需要与某个特定的狭隘社会功利目的直接联系起来，便能与其与社会生活的长久普遍的概括联系而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但是，人们在对于客观的美的事物欣赏上，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从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大量的桂林山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在同样对桂林山水各种自然美景的欣赏上，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显然与上面那些咏吟山水诗的封建文人有较大的差异和区别。那么劳动人民是怎样欣赏这些美丽的桂林山水呢？首先，桂林山水是以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斗争的环境出现的，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自然也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并为之赞叹。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一方面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奴役，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怎么有封建文人的那种闲情逸致来欣赏那些美景呢？话又说回来，尽管劳动人民无暇顾及去欣赏那奇山秀水的美的形式，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这种美，只有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目的来欣赏她，他们把各个奇山秀水异洞的各种形态想象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物，并给这些景物加以幻想性的解说，就在这些解说中注入了劳动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是那些侧重于形式美的景物形态突现出社会生活的内容美，从而歌颂和肯定了人民创造世界、创造美的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和生活愿望。这样，当人们在观赏山水景物自然美的同时，联想起有关传说的美的内容。由于自然景物这种形式美和内容美的结合，从而加强了人们审美的愉悦感，并鼓舞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比如，象鼻山，是桂林一绝，以其形状酷似一头饮水的大象而使人流连赞叹，人们通过想象，注入了这样动人的传说：古时候，有一群大象，从遥远的西南来到桂林，因喜欢这里的山水，就在漓江边上安家居住，经过当地人的驯服，它们用自身的大力气为当地人民耕田运货，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皇帝知道后，竟强令人们把大象进贡给皇帝，人们不从，于是皇帝亲自带兵前来征讨，经过一番激战，大象的主人因为敌众我寡战死了，皇帝以为可以得到大象了，不料，愤怒的大象冲上去迎战，最后用它那水桶般粗大的脚，把皇帝踏得五脏六腑挤了一地，为主人报了仇，大象因挨皇帝在背上刺了一剑，流血过多，跪到漓江边喝水，喝着喝着，就再也不动了。传说给大象赋予人性，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不屈斗争。当人们观赏象鼻山美景，联想到这一传说时，人们从中既得到这一景物形式美的欣赏，又获得传说内容里悲壮的美和力量的美的美感享受，鼓起人们反抗恶势力的勇气，坚信斗争胜利的信心。
由此可见，劳动人民欣赏自然山水形式的美与封建阶级的文人墨客有本质的区别。即劳动人民在欣赏这种美的形态时，并不满足于自然形式的美，不是从个人“畅神”的角度而是从整个社会的阶级的角度，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幻想，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社会内容美，溶入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景中，使之具有更广泛、更深厚、更充实、更鲜明的美的内涵。这一审美现象说明人的审美意识和趣味的阶级差异性。本来，自然的形式美本身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或曲折或间接地总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功利目的有客观的联系。在劳动人民看来，自然对象、山水景物的形式美，可以直接地、明朗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美的内容。传说的创作者——劳动人民通过艺术的幻想，将山水自然景物人格化了，这种自然人化源于早期人类的开天辟地神话中，另外，这一美学现象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强调社会功利性的特点，艺术上要求“感人”、“入人”、“化人”的道德规范，强调艺术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我国早期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在其著作中，曾明确地表明他对自然美的认识，提出对自然审美上“化德”的主张。所谓德，即政治、伦理、德行，如德、义、勇、法、正、察、善、化等等；所谓化，即从不同的角度联想和想象自然与人之间形、性的相类或相似（如水之赴百仞之谷和人的勇敢）；化德就是自然的特征人格化道德化和人的特性客观化、自然化，一种审美上的主客体的统一。荀子的这一观点体现了我国早期儒家对自然的审美特点，并且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山水传说将自然人格化、历史化，以自然景物的形式美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内容美，以此表达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这一情况，和中国早期美学思想的特点是一致的。
美，使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可见美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美的特殊本质也表现在它与真和善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区别之中；那么，美的创造与欣赏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更是与真和善不可分地联系着。真、善、美都是客观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为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所历史地规定了的，就其历史的发生发展来说，只有当人在实践中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规律（真），并运用实践，达到了改造世界的目的，实现了善，才可能有美的存在，但作为历史的成果，作为客观的对象来看，真、善、美是同一客观对象的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三个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就它体现客观规律或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方面去看是真，就它符合于一定时代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目的的方面去看是善，就它是人的能动的创造力量的客观的具体表现方面去看是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一般来说，具有美的因素的文学艺术，就具有真和善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民间文学重视充满了生命活力，它纯朴、真实，总是散发着健康的道德气息”。
山水传说作为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口头语言艺术，每当我们考察它具有各种美的价值和意义时，也发现它具有真和善的因素。而且这些真和善的因素与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山水传说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所谓真，是从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美作为人改造世界的能动创造的生活表现，就其历史的发生和起源来看，以对于真的认识和掌握为前提，就其作为历史的战果、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看，与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美的必须是真的。我们认为，山水传说所包含的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现实的真，一是艺术上的真。传说里现实因素的真，主要是因为传说本身就是对现实中实有的某一特定景物的来历的解释说明。这些景物及其自然形态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传说中涉及的事件及人物往往是历史上实有的，另外传说往往通过日常生活的方式解释事物的来源，因而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真实性。至于传说中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细节等方面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如概括、幻想、夸张等，都富于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即符合艺术的真实性的要求。如前部分引过的试剑石来历的传说，试剑石一景至今尚存在于还珠洞里，史书记载：伏波将军指东汉著名的爱国将领马援，曾率兵到祖国南部边疆抵御外敌。传说里通过夸张性的情节描写他高超的武艺和非凡的力量，如挥剑斩断石柱和射出穿山的神箭等，尽管现实当中不存在，但仍符合艺术的真实性，创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他，主要是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而有意突出他的大智大勇的军事本领。表现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和赞美。而且在伏波将军形象真实性里包含着一种英雄崇高的美的因素。即真和美融为一体。
和美与真的关系相比，美与善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事先即有着自觉目的的活动。但人所要改造的世界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对客观现实与主观目的的关系的认识形成了善的观念。一般说来，在实践上符合于人的目的的东西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由于个别主体的需要，目的只能通过整个社会的协同活动方能得到实现，于是善又表现为个别主体的需要、目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的需要、目的、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善的本质方面。在阶级社会里，符合于某一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东西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但就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只有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并推动着社会发展的普遍利益才是真正的善。
以善为美的前提，并且归根到底美应符合和服从于善，其所以是如此，是因为人类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与人类实践需要根本无关的东西，与人类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根本无关的东西，不可能是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最初所认识的美同时也就是善，两者合为一体，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与善才逐渐被区分开来，中国早期美学思想强调美善统一。在对自然物的审美上表现为“畅神”和“比德”。《诗经》中大量描写了鸟兽草木，是作者采用比兴手法表达思想感情的借用物。屈原《桔颂》借桔咏赞人的高尚情操，还有此后的山水诗、山水画都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对于善的观念，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自然有根本区别，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阶级压迫，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无善可言，充满社会的无非是摧毁性的，危及人生存的自然灾害的丑恶，或者是恶人当道，为所欲为，烧杀抢掠的社会丑恶，由于这些天灾人祸，使劳动人民连基本生存的条件都得不到保障，那更谈不上什么实现和满足人们的需要、目的和利益了。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善，而劳动人民又迫切的强烈需要善，所以只能在文学艺术中表现，以此表达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鼓舞人们为实现社会真正的善而斗争。山水传说里的善主要也就在这方面，桂林山水传说里的“善”的表现也是突出的。如《古窑岩》传说中的金哥和银妹，青梅竹马，深深相爱，因穷困而去财主家抵债，狠心的财主隔绝他们，不让会面，他们只好答应同去替财主看守藏有金银的山洞，财主在洞口砌了三道砖墙，四道石墙，他俩再也出不来了，最后双双变成飞鸟，还用脚把金银一块一块地搬到别的山洞藏起来留给穷人用。以后又引财主掉进深潭淹死。传说描写这一对被恶势力扼杀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表达了人民对黑暗社会丑恶势力的控诉，实现自由幸福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写他们尽管受压，但最后仍惩治了财主，将金银搬给穷人，则表现了劳动人民要求夺回被掠夺的财富，惩治掠夺者的强烈愿望。传说里这些善的因素包含有浓厚的社会功利性。同时这些善的因素又体现人物形象道德高尚的心灵美，反抗斗争的精神美，以及思想内容上劳动人民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美。总之，山水传说各种真和善的因素与美的因素高度和谐，紧密结合，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统观上面各部分对山水传说，尤其是桂林山水传说的美学探讨，可以看出山水传说有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和深刻的审美意义。正因为这些美的因素，使山水传说和山水美景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大放异彩，成为人类世世代代永久观赏的美的对象。
（原文刊载《广西民间文学丛刊》1985 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