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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性质。虽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有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之分，但从整体上看，整个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而非统一于一元。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 Naisbitt）和阿博顿妮（P. Aburdene）在《2000 年大趋势：九十年代的十个新趋向》一书中指出：“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反弹现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语言和传统都具特色。有趣的是，我们彼此越相似，就会越强调我们的独特性”（奈斯比特，阿博顿妮，1990：46）。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各种文明不断地交流、冲突、融合、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多元性的宣言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犹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汪榕培，王宏，2009：3）。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先进部分。同时，把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外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一个极好的途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多元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翻译把中国思想典籍介绍给世界，不仅有益于人类文明共享，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国自身文化身份也十分重要。然而，综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种交流大都是单向并且不平衡的。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接受和被动地位，大量记载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书籍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被中国吸收和利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典籍却鲜为世界所知。统计数据表明：“从 1900 年到 2000 年的 100 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各类书籍近 10 万种，但是西方翻译中国书籍的种类还不到 500 种”（汪榕培，王宏，2009：2）。
“理想的世界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输入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同上：2）。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儒学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世界各民族需要从中了解儒家文化，因此，把儒学经典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自然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自身来说，要生存发展，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典籍翻译不可或缺，而典籍翻译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典籍翻译的认识、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典籍英译是一个多层次的研究课题。它是一个由原文和译文的词汇术语、句法形式、篇章文本、修辞文体等组成的内部结构和一个由译者、读者、原文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目的语语境等因素组成的外部结构相结合的整体。对于这个多层次的课题，以往的研究常聚焦其内部结构，即拿原文和译文做语言层面的比较。近年来，典籍翻译的研究开始扩大到其外部结构。国外学者已突破了传统汉学（以训诂、注疏等为主要手段）的界限，借助其发达的跨学科方法，从历史、社会、哲学、宗教等文化方面，对典籍翻译展开了研究。而国内的典籍翻译研究则相对滞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尚嫌不足，宏观文化层面的研究尤其落后。
多数研究者因为学术背景的局限，无法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而部分学者仍执著于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或结构语言学范式，或赞赏译者的神来之笔，用“神似”、“化境”、“三美”等传统的翻译标准去评判译文；或拘泥于译文比较、探讨译文是否“忠实”，缺少对典籍文本所承载的历史、社会、哲学、宗教等多种文化内涵的挖掘，
不大重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阐释学派和解构主义的观点）、译者解读的主体性（文化学派的观点）以及译者在选择中受到的各方面制约（翻译的规范）等当代译学研究课题，对典籍的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问题（如译者对待交流各方的态度、翻译策略的选择等）也没有深入的钻研，形成的认识过于简单。
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对典籍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流问题不够重视。在当前文化交往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时代里，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