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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它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 50 年代末和 60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
增长极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用来描述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空间中的推动单位。推动单位即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会推动其他经济单位增长，它可以是一个或一组工厂。而增长极是特定环境中的这种推动性单位的力场空间。
继佩鲁之后，鲍德威尔（Boudeville）在 1966 年指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通过推动性产业对周边区域和关联产业的影响而诱致区域经济活动的加速发展；另一种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产业的增加导致区域外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可见，当政府将某种推动性产业植入一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性产业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就会导致地区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理论侧重于推动性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研究，具体表述为推动性产业潜入某一地区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增长。增长极理论中的集聚不能称为自发型，这样的产业集聚仍然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技术级（technopolis）理论是描述和解释硅谷现象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技术级与技术中心、高技术走廊等词语的含义相似。技术级的概念最早是由罗伯特·W·皮艾尔（Robert.w.preer）在其著作《技术级的出现》一书中给出的。狭义的技术级是指通过知识的产生和商品化，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的区域。广义的技术级不仅仅是高技术企业研究发展机构中心，而且还是新技术转化为商品中心，技术级的创新过程使得在该地区能够持续的产生新企业，老企业不断地扩展，并不断吸引其他企业迁入本地区。技术级的核心是科学和工业的相互作用产生新产品和新工艺。
技术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于日本在模仿、借鉴硅谷成功经验建立自己的高科技中心的实践。70 年代后期，日本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在日本建造一个“硅谷”的可行性。经过大量研究，专家们认为硅谷成功的原因主要有：研究性大学、工业园区、大量的高素质工程师、风险资本市场、投资银行、管理顾问和非正式网络等，并把这些归结为创新过程。同时，通过研究，他们认为日本高技术城成功的原因是：大学、公司实验室、容易得到技术和市场信息、高素质的劳动力、机场、高速公路电信系统、管理网络等。专家们把这两种发展高技术的理念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技术极模式，并最终用技术极一词来表达“高技术城”的含义。
技术极政策摆脱了区域经济发展依靠地区资源优势的传统观念，开辟了以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为出发点的区域发展新思路。提出复兴区域经济，建设技术极或技术中心，通过建立小区域性的技术极跨越大城市和辖区的间隔，使得技术扩散和技术成果的转化更加顺利。
技术极的概念不同于以往区域发展计划，它强调人文环境等软基础设施、技术、信息和通信。与硅谷不同，日本的技术极强调均衡发展高科技，强调建立拥有科技园区、大学、技术中心、住房、公园和文化活动的新社区，创造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舒适环境。技术极理论比较充分地考虑了企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利用政府力量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地区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一种方法。
新经济地理学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该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
克鲁格曼（1991）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他建立的中心——边缘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处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产业区的形成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特别是理性决策和简洁的一般理论来模型化离心——向心之间的均衡问题，从而激发了区域经济研究的活力，促进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但是，克鲁格曼的模型受到科斯、杨格、张五常、杨小凯、张永生等人的厂商无关论的挑战，并用超边际理论建立了均衡模型：若劳动分工在企业内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和生产力同时上升，而如果劳动分工在企业间展开，则企业平均规模下降，而生产力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