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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产业集群形成条件与机理的研究，国外部分学者从集群外部性来论述集群的机理，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马歇尔（1920），他认为产业集聚是外部性导致的；韦伯（192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可把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子归结为四个方面：（1）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使企业集中化。（2）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化。（3）市场化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4）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电、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Doeringer和Terkla（1995）将他们在产业集群中观察到的聚集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作为推动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结合新贸易理论，克鲁格曼（1991）发展了集聚经济观点并设计了一个模型，他认为在一个区域内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的演化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了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产业区集群的空间格局是多样的。他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他同时又指出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聚形成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必然导致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聚中所依赖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J.Vernon Henderson，Zmarak Shalizi和Anthony J.Venables（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Henry G.Overman，Stephen Redding和Anthony J.Venables（2001）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基于地理的贸易流和要素价格影响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的机理。Ahokanga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集群发展过程的研究。
威廉姆斯森（1975）则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者处在中间水平时，自动调节和强制调节会同时发生，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而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波特（2002）提出了国家竞争力的钻石模型。指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撑，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和政策，影响和决定着竞争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会提高竞争者的创新能力，而地理上的集中将会使这些因素整合。他认为，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但是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卡佩罗（Capello 1999）认为，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紧密互动是知识传递持续性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渠道之一。在成员企业间技术和知识的水平扩散，表现为横向的竞争互动和合作互动关系，其中竞争互动占主导地位，而合作互动较少。Antonelli指出，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流动促进了知识在成员企业之间的扩散，而且外部劳动力的流动为外部知识传入及其与集群创新系统内部原有知识的中心组织提供可能。因此，企业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程度越高，技术流动的速率越大。
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集群的外部性是集群形成的内在依据（杨恍，1996；许仁样，1998；叶建亮，2001）。徐康宁（2003）认为：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家精神、制度与政府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盖文启（2002）系统地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并利用其解释了产业集聚和新产业区创新网络的发展。胡宝民（2004）等则从技术扩散的角度研究了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他认为：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集群内技术扩散的过程，不同的技术扩散模式决定了不同产业集群之间的差异。
仇保兴（1998）从专业化分工角度，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从产权、市场结构、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人文环境分析了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同时分析了小型企业集群和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创新的关系。朱华晟（2003）对浙江的产业集群特征、演变趋势和发展动力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三大核心因素。刘世锦（2003）认为，在浙江，市场与产业的互动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在珠三角，则存在加工贸易带动，内源性品牌企业带动、OEM、ODM产品带动等多种形成机制。在浙江和珠三角地区，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石忆邵（2001）则将企业集群崛起概括为：人文环境的传导和更新、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协同互动、可选择并联耦合、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等五种机制。
符正平（2002）则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经济条件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社会条件则指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使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他认为产业集群产生的供给条件是：集群产品具有技术可分性、存在差异化机会和低运输成本特点，企业竞争环境的动态多变与速度经济性，技术创新的网络性与知识的缄默性。集群产品的时装性与艺术性、消费者对于集群产品的消费行为呈现易变性与上瘾性、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集群中企业可以获取多方面的需求利益、本地市场的支持以及挑剔顾客的存在是产业集群产生的需求条件。王道平（2003）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持续繁荣需要良好成长环境，其中催化剂、营养源、支持性因子、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是构成良好成长环境的基本要素。他还认为只有利用企业在地缘上接近的优势，积极推进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解决联系机制和渠道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促进产业集群的不断成长与繁荣。
朱潋（2003）对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研究，认为集群形成应该具备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入并实现组合、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政府对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采取鼓励或不干预的政策等三个内在条件。
王缉慈（2003）认为在集群的最初发展阶段，显著的企业家活动，它们对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它们进入现有技术和市场新领域的能力，对集群的产生是决定性的。在欠发达地区，企业家问题、企业进入集群外部市场的能力、企业对区域外部技术的吸引力，以及教育和培训等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梁琦（2004）主要从产业集聚的空间角度，按照公司水平将知识溢出划分为内部知识溢出和外部知识溢出。内部知识溢出是指公司内部不同区位的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交流成本的降低可导致距离影响的弱化，使总公司下属各企业能更好地依市场关联而布局。外部知识溢出是指集聚于一地的企业之间存在的知识流动。而外部知识溢出又有两种常见形式：一种“研究中心”型，即聚集在一地的公司都从事R＆D活动，同一公司既可能是知识溢出者，也可能是接受者，知识流动是双向的。另一种为“技术源极”型，即知识流动是单向的，从领导者向模仿者流动。除了这两种常见形式，还有一种混合型，即可以来自于内部知识溢出和外部知识溢出并存。同时，除了上述知识溢出的正式交流形式，还有一种存在于企业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产生，称之为“补充效应”。但她的研究主要考虑空间距离的影响。
魏江（2003）从产业集群角度将技术学习机制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发生在核心层次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第二层次指发生在核心价值网络成员企业和可控支持网络中的公共服务机构、集群代理机构之间；第三个层次主要指外部技术机构对集群的技术支持，外部高校对集群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支持等。而且还指出，第三个层次与第二层次相似，只是由于空间距离的原因，学习互动不像第二层次那样频繁，故主要对第一、第二层次进行研究。
我国台湾学者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企业家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其二则是依据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依赖稀缺资源、降低不确定性等原因形成网络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基本上从三个角度展开研究：一是以马歇尔、韦伯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外部经济说；二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论；三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而国内的学者们也是从分析外部性、社会分工、社会网络、创新网络、知识溢出、技术扩散（学习）以及社会关系等各方面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认为产业集群是基于其中一个或是若干个综合因素而形成的。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普遍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场力量为主，但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也为当前政府出台产业集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他们的研究更偏重于外部环境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却忽视了产业本身的特性对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而关于集群的发展问题，国内外学者多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研究，而缺乏将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大的开放系统，为保障其顺畅运行的内外机制以及机制之间的关系作系统探讨。应该承认，产业集群能否形成以及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集群，又应该以什么方式发展，与产业本身的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特点的产业，在形成集群过程中所采取的集群政策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