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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对于人类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原因之一是有语言，有言语交际活动。动物也有信息传递活动，如狼的嗥叫、猿的哀鸣、猫的温存、蜜蜂的跳舞等。但是动物的这些信息传递活动绝不能和人类的言语交际同日而语，含义无限、丰富多彩的言语交际，是人类本质的表征之一。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社会性、组织性，人类利用语言，通过言语交际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组织生产、协调工作、安排生活、维护并推动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
这里说的是语言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其实，语言的存在有赖于交际，语言对于社会的重要功能唯有通过言语交际才能发挥和展现。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言语交际，“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
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生产、工作、生活、生存、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言语交际。个人不只是要能够进行言语交际，还要不断提高言语交际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口才；人类自古以来都需要言语交际，当今社会更要求人们有良好的口才。现代社会，科学发达，经济发展，个性自由，竞争激烈，一个心灵闭塞、形象猥琐、拙嘴笨舌的人要想适应现代社会，那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政治家、企业家、律师、教师、记者、主持人、外交人士、公关人员以及政治思想工作者等，良好的口才是他们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条件，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一般的职员、工人、农民，其工作主要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当他们求职时，当他们谈情说爱时，当他们协调家庭生活时，当他们维系日常人际关系时，同样需要口才。总之生活需要良好的口才，现代生活更需要良好的口才，每一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口才。良好的言语能力，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需要，还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如李树荫先生说的：“口才和交际艺术是一个人心态积极、活得潇洒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人提高素质、开发潜能、驾驭生活、改善人生的无价之宝！”
现代人必须勇于和乐于与人交往，敢于和善于恰当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这是充满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的体现。可是，确实有人不能这样做，他们说，我天生内向，见人羞于说话，更怕在大庭广众场合说话；也有人说，我生来语言迟钝，不善言辞，想说也说不好。其实良好的言语能力并非先天造就，自称先天不足的人，本质上是自信心不强，心态不够积极。
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重视言语交际能力，早已蔚然成风，学校正规教育和社会成人教育都重视言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这里不妨看看美国人重视口才教育的几段文字：
在美国口才是一种文化。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将“口才、金钱、原子弹”当做生存的三大法宝，到了20世纪60年代，三大法宝变成了“口才、金钱、计算机”。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在美国人心中，口才的作用一直独占鳌头。
美国的教育家认为，学习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是让人们“成为受欢迎的人”。因而，在美国，口才教育贯穿了整个学校教育。美国人认为，不管孩子以后从事政治、法律还是商业，可能不需要数学、物理和文学，但一定需要口才。
在美国定居几十年的华人谭先生说：在美国生活久了，最能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感触的，不是“硅谷”的高科技，也不是生活的舒适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股票，而是美国的口才文化。在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国家，最发达的现象是演讲的口才。在美国，不仅律师、政治家、记者具有雄辩的口才，普通人也都是口才专家。为了开办企业、为了社区工作、为了慈善募捐，天天都有美国人在街头、在校园、在会场发表演讲，他们的事业、生活、理想的实现都在那一张嘴上。
与美国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对于言语能力的培养并不怎么重视。言语交际在高校不是必修课，即使是专门培养教育、宣传、文秘、法律和管理人才、政工队伍的专业也没有这门必修课。这是历来重知识、轻能力，重理科、轻文科，在文科中又重写轻说倾向的反映。当然造成这一现象同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孔子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君子”，不但不会重视口才，相反还会抑制口才。再者，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乐于限制人的言论自由。从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残酷的历史教训让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等等，这些观念通过历史的积淀，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制约了培养言语能力的意识和信心。
审视语言研究，可以有不同视角：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以第三个视角审视，源远流长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公元前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语言研究的第一阶段，史称语文学或传统语言学（包括中国的“小学”），未能形成独立的语言学科，是为经学附庸，“致力于古籍与方言的整理和训诂”
，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第二阶段，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是本体研究独霸天下的时期，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前者致力于揭示语言的源流及其亲属关系，后者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再到乔姆斯基，把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或天赋能力，致力于描写这个符号系统的组织规则和结构系统，揭示这种能力的生成和运作规律，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排斥意义，脱离应用，追求形式描写的精细化乃至公式化。第三阶段，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部分语言学家不满结构主义排斥意义、脱离应用的做法，关心语言意义，重视应用研究，从多角度多侧面探讨语言同其他现象、其他学科的关系，从而形成诸多新兴学科，如心理语言学、工程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等，同时，在这个时期，本体研究还在发展和深化，所以第三阶段是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并存并重的阶段。
言语交际研究属于应用研究，专门地正规地言语交际研究产生于第三阶段。零星地论及言语交际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孔子、老子、邓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诸子都有十分精辟的论断；在西方，古希腊时期以演讲、论辩为研究主旨的修辞学就很发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是其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很多内容涉及言语交际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现代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语言学、语言行为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言语交际的研究。这些学科关注言语交际、涉及言语交际的研究，无论其关注和涉及程度多深，都不是言语交际研究的独立学科。所以有人做出这样判断：
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一样，尽管它对言语交际中的各个要素都有所研究，但它也不是一门立足于全面揭示现实的言语交际过程的学科。
……
完全立足于言语交际现象本身，全面揭示言语交际过程及其本质特征的研究，应当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同意这样的判断，虽然刘焕辉先生的《言语交际学》（1986年）已经出版二十多年了，随后也有不少研究言语交际的著作问世，但是作为一个学科，言语交际学的确不够成熟，处在初始阶段。
言语交际的研究为什么难以成熟？客观上讲，语言应用研究与本体研究相比，涉及面更广，牵涉的问题更多，现象更为复杂、更为“多姿多态”，因此规律的摸索和总结并不那么容易，而研究者的看法又更加难以统一。主观上看，自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语言研究者历来视本体研究为语言研究的正宗和道统，以为那才是科学，而应用研究登不了大雅之堂、象牙之塔，所以不免有些轻视甚至闲话，行动上则有些排斥，结果是研究力量投入和研究成果流布都大受影响，学科发展的缓慢也就难怪其然。
言语交际的科学研究，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崭露头角，随后而至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很大的发展。学者中，代表人物要算刘焕辉先生，他最早介入或者创建这门学科，他的专著、编著就有：《言语交际学》、《交际语言学导论》、《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言语交际学众书》、《言语交际学教程》、《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等。其他学者还有姚亚平、赵毅、钱为钢、李元授、李仲师、李树荫等。同时，通俗的普遍的社会关注和研究，势头强劲，经久不衰，这表现在，有关言语技巧、交际艺术、口才诀窍等方面的编著，层出不穷，充斥着畅销书专柜，摆在书摊显眼的位置，大多数文化人（还算不上知识分子）家中都有这类编著。当然这些编著的质量的确良莠不齐，许多只是辗转抄袭的结果。口才、演讲、交际类的杂志也办得很火，广受欢迎，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演讲与口才》（吉林）、《交际与口才》（上海）。互联网普及之后，以言语交际为内容的网站、网页也应运而生。另外，美国卡耐基的著作大为畅销、广为流传，也是言语交际普遍受到关注的一个标志。
言语交际研究，有两种思路，两种不同的切入方式，尽管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交际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一种思路，立足于特定语境下的策略和技巧，试图给人以具体指导。例如，怎样学会绕弯子，怎样使用重复和补充，怎样转换语码，怎样转换话题，怎样限制范围，怎样用陈述语气或疑问语气表达祈使语气，怎样同室友说话，怎样同领导说话，怎样同陌生人说话，怎样自我推荐，怎样让听话人信服，怎样取悦他人，怎样破译弦外之音，等等，可以提一百个“怎样”，一千个“怎样”！这样的思路，也可以从言语交际功能出发分类讨论，例如，怎样寒暄、问候、说服、劝告、致辞、警告、闲聊、打电话、推销、谈判、询问、咨询、汇报、表扬，甚至检讨等。
一些普及性杂志上的文章、许多编著性著作，基本上属于这种思路，卡耐基的著作也属于这种思路。
另一种思路，立足于一般性的原则、规律和原理，试图从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现象中梳理出言语交际的要素，分析要素间的关系，概括出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和规律，以指导言语交际的实践活动。刘焕辉先生的《言语交际学》、《交际语言学导论》、《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赵毅、钱为钢先生的《言语交际》和《言语交际学》，都属于这种思路。这种思路理论性较强，得出的结论不受具体语境的制约。
赵毅、钱为钢在《言语交际》“后记”中说：“本书的立足点是日常言语交际，就是那种最普通、最平常、随处可以遇到的口头或书面交际现象，不强调其特殊的功利目的，但却是一切言语交际的源头，因而，在举例和论述中，我们又不回避各种具有特殊目的的交际形式。希望这样做能够使本书有更宽泛的适应性，对言语交际的指导面更广。”这种特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另一种思路所具有的特点。
言语交际现象十分复杂，讨论其具体策略、技巧，应该是说不完道不尽，说多了，会弄得晕头转向；更重要的是，任何策略和技巧，都不能脱离交际目的、交际语境而发生效用，孤立地谈策略和技巧，可能让人忘记了特定的交际语境，忘记了特定的交际目的，其结果是技巧不但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还会弄巧成拙。例如，幽默是一种技巧，但是在长辈、上级、陌生人面前，在沉痛、不幸的场合，使用幽默技巧往往弄巧成拙。但是，这种研究因其具体而贴近生活，对于言语交际的指导便捷迅速，初学者易于掌握和效仿，如果目的和语境把握对路，则可收到学以致用、立竿见影的效果。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目的和语境是否对路，事实上，在交际实践中，两次交际，目的和语境完全对路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此任何策略和技巧的使用都要做出合理的调整和变通。
立足于原则、原理、规则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性的，人们懂得了言语交际的原理，掌握了一般性的原则、方法和规律，就能以简驭繁，灵活运用语言，在言语交际的具体实践中讲究策略和技巧，实现交际目的。当然，从一般原则、方法和规律到具体目的、语境下的策略和技巧形成，也有个逐渐摸索和总结的过程，因此，提高言语交际的能力，一定要在一定理论指导下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才有可能取得成效。有人看了两本书，就想于旬日之间成为言语交际大师，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本书采取第二种思路，致力于言语交际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原理和规则的探索。
言语交际本是个“表达—理解”的完整过程，但是言语交际的研究立足于“表达”，侧重于“表达”，并成了研究的习惯和传统，这是有其因由和合理性的。大致看来，可作如下解释：
表达是主要矛盾方面。表达是完成交际使命的主要手段，传递情感、发布信息、明确观点、公开思想等都依赖表达；情感、信息、观点和思想一经表达，就具有社会性、公开性，不再是个人的心迹或“隐私”，不能继续酝酿、修饰、打磨、改造，不能否定、不可赖账，可能做的只能是补充、重申、解释；表达的“行为之力”指向他人和社会，对于他人和社会寄予“言后行为”的欲望，具有冲击力。理解是接收，是自我行为，不具备社会性和公开性；理解是收获，“行为之力”指向自我并使之丰富，对于他人和社会不寄予欲望，不存在冲击力。
理解服务于表达。典型的言语交际形式是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表达、理解交替进行，准确的理解是为了正确的、合理的表达，提高表达的有效性、冲击力甚至控制力。通过理解去进一步认识对方、把握对方，不是对话过程的主要使命；较好地认识和把握对方，目的是追求表达的更加有力有效。
表达优先于理解。这表现在：其一，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没有表达就不可能有理解，但这话却不能反过来说；其二，表达先行，理解逊后，不可倒置，有时理解不是一般意义的逊后，而是相差很久，例如，遗书总是逊后的，有时某人写就一书，务要身后才公之于世等；其三，表达发生了，特殊情况下理解可能或缺，如某人写就一书，尚未面世，稿件不幸遗失或者损毁。
言语交际研究脱胎于现代修辞学。言语交际学形成之前或者同时，关注并研究言语交际的有现代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语言学等。社会语言学关注言语交际类型性的社会变异，即社会方言，话语语言学关注超句体间的相互联系，语用学关注话语的理解，修辞学是关于言语表达的科学，因此，对于言语交际学影响最大最深的是现代修辞学，特别是我国，语用学等其他学科形成较晚，自己都不够成熟，甚至还在模仿阶段，其影响力当然有限。另外，有一种现象或许值得注意并耐人寻味，那就是我国一些言语交际研究专家基本上同时是修辞学家，而较少是语用学家、话语语言学家或社会语言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