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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随意地洒在并不宽大的办公室里，童庆炳先生安详地坐着，轻轻而又缓慢的语调，讲述着他的人生、学问和对事业的一片赤诚。明净而宽阔的额头，蕴藏着智慧；慈祥柔和的目光，让人放松而自在；整洁雅致的衬衫，衬托着主人的追求，就像自家长辈一样亲切随和，这就是童先生给我的整体印象。当我们说起“七一”又要来到的时候，童先生一笑：“我是一个老党员了，我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果你真的让我谈一些关于马列的理论，我也可以谈很多。我加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而这一切应该体现在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上，只有尽心去做了，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学校，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也就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了。至于名和利、官与位，那都是虚的，也不是一名真正的党员所要关注的。所以，我只能和你们聊聊我自己做的事和我还不是太满意的人生。”
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是全国第一个文艺学教研室，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第一个文艺学专业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第一个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这一系列“第一”的取得，童先生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们的话题也首先从文艺学学科建设谈起。
谈到学科建设，童先生总要回忆起上个世纪 1990 年前后，那时我们的文艺学学科陷入了最低点。黄药眠先生去世了，他的第一大弟子钟子翱先生也去世了。整个教研室就只剩童先生一个教授，两个副教授，还有一大群讲师。当时面临着危机，如果不想办法挽救，这个学科就会滑落。作为一个党员，童先生认为在学校最重要的不是谋一官半职，而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自己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努力，在一段时间内把文艺学学科重新振兴起来，从弱小变得强大。所以，童先生毅然决然辞去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务，回到教研室当了教研室主任，带着大家一步步向前走。到 1999 年，文艺学教研室已经有了 8 个教授，其中只有一个教授拿的是学校和系里分配的名额，6 个都是破格上来的。经过十年的奋斗，北师大的文艺学学科不仅在中文系成了强势学科，而且成为全国高校文艺学科的重镇。童先生在总结学科建设工作的时候，提出了“七个一”的观点：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一个热爱自己学科的带头人，一个和而不同的有力量的团队，一种前瞻性的眼光，一批具有前沿性的项目，一批得到学界承认的精品成果，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博士、硕士。经过童先生的艰苦努力，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建设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相关领域日渐成熟；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在文艺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童先生虽然很忙，仍然奋斗在教学一线。童先生在文学院建院一周年庆典时说，文学院有许多大师们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这既是文学院的骄傲，也是文学院永远不能落后，永远阔步前进的动力。作为文学院的教师，就要有一种精气神，鼓足干劲，出色地、全面地完成学校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得有一种豁出命去的精神。
童先生经常在各种场合讲他的老师黄药眠先生上最后一课的情形：黄先生有严重的心脏病，当他走上讲台时，把随身带的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两个药盒子，嘱咐童先生和另外一个老师，如果自己倒下，给他吃药时要记住顺序——先吃这盒里的，再吃那盒里的。后来，童先生在一篇散文里表达了他的愿望：我最后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死在讲台边，或学生的怀抱里。我讲着讲着，或者我回答着回答着，我不行了，倒下了，倒在讲台边，或倒在学生怀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分。“生命是可贵的，但工作是美丽的，黄教授用他的生命最后时光演绎了最后的美丽。”童先生深情地说，“我作为黄老的弟子，也要尽力去体会工作的美丽。”这个故事在学生中间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大家非常受感动，慢慢的这个故事成了“典故”，大家也更加敬佩他，尊重他。
童先生少时家境贫寒，但正是人生的逆境铸就了他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在龙岩师范学校求学的时候，他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组织上决定吸纳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妥，才发现他还不足 18 岁——法定入党的最低年龄。于是，组织上把他正式入党的时间推迟了一年。谈到这个花絮，童先生眉开眼笑，他自豪地说：“我 17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近五十年的党龄，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童先生看待问题更加清醒，更加冷静，我曾经问童先生：您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党员，怎样才能起到先锋作用？童先生的回答很朴实：要坚持党性，具体地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从毛泽东领导探索革命的成功道路，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靠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作为高校的教师，更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表现之一就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人都要讲真话。不骗人，不撒谎，不然就会制造出假学问、伪学问，只有实事求是，说真话，做出来的学问才货真价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解放思想，有所创见，不然就会胡说八道了。对于当前学界普遍浮躁的学风，童先生推荐我们看看党在整风时期的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做学问如此，做人也要如此。
其实，童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非常关注。前不久，中央召开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了与会代表，李长春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童先生作为教育部课题组文学组的第一首席专家出席了会议，童先生认为，我校应以此为契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挑重担，出力作，出精品，促进我校文科的发展。
童先生的书很多，据说，在童先生“消永日”的书斋里，简直就是一条由书柜组成的胡同。童先生对青年学生的读书现状非常关心，他也谈了自己对读书的看法。在他看来，要真正做一个学者，读书必须做到两个字：“泛”与“精”。“泛”就是夯实基础，读书面要尽可能的宽一点，杂一点、丰富一点。具体到文科学生，那么文、史、哲、经、教等各方面的书都要有所涉猎，这样将来才能有更远大的发展前景，后劲也会足一点。童先生更强调一个“精”字：“要有几本‘看家书’，放在床头，在这上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读乃至成诵”。童先生举陆宗达先生为例：陆先生上课从来不用讲稿，有两本书——《说文解字》和《孟子》，是放到他肚子里的，他早已倒背如流了。所以他讲课的道具只是两支粉笔，往往两三个字就讲一节课，每个字的来龙去脉他都很清楚。记得有一次陆先生喝了点酒，略有点醉意，童先生就开玩笑地问他：“陆先生，《孟子》尚能背否？”陆先生说：“你随便挑。”童先生就挑了《孟子·梁惠王上》，陆先生仍然是脱口而出，倒背如流……
听智慧长者谈话，往往坐看风起云涌、悄焉动容而不自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童先生还得处理其他事情了，意犹未尽的谈话不得不结束了。
童先生拎着包，很稳重的步伐，夏日的夕阳投长了他的背影，匆匆的脚步声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学校发展、学科建设、青年成长而殚精竭虑的心房脉动。
（本文发表于 2004 年 6 月 10 日《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作者：徐晓磊 申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