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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博士楼至生物楼的小路上，每天早上 7：30 分经常看到一个精神矍铄迈着矫健步伐的七旬老人，他就是我的导师——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儒泳教授。他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去他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孙先生从事动物生态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已近 50 年，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将脊椎动物生理生态学研究首先引入我国，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果，是我国兽类生理生态学的先驱。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使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点成为我国脊椎动物生理生态学（主要是能量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并会同鸟类和昆虫生态学等研究，使该学科点先后于 1988 年和 2001 年顺利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专家的评审，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然而，对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而言，孙先生给我们影响最大的、最令我们感到由衷敬佩的，是他的人品。
孙先生很勤奋，很谦虚，极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不仅在专业方面成就突出，还通晓多门外语。“文革”期间他先后自学了日语和德语。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已年过半百的他毅然重新开始学习英语，57 岁时报名参加了英语学习班。如今，他已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读写和听说。
进入九十年代后，年逾古稀的他又学起了计算机，现在他不仅能够熟练地应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查阅文献、收发电子邮件，而且还能够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一些常用的软件。他 1987 年完成的《动物生态学原理》是国内最有影响的生态学教材，1992 年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是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好书中仅有的两部科技著作之一。孙先生 74 岁寿辰之际，该书第三版又顺利出版。他在第三版中补充了很多生态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现，如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和大尺度生态学等，这些都是在阅读和查阅大量文献尤其是外文文献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对于一个年逾七旬、患有糖尿病和更换过眼球内晶体的老人来讲，即使是用手抄写，126 万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他还直接在计算机上撰写了部分章节。
虽然治学非常严谨，但生活中的先生却待人随和而友善。虽然他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待人则极为谦虚谨慎，从不轻易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人云亦云。他每次去美国，都会抽时间到当地的图书馆为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查阅文献、复印资料。尽管他工作很忙，但每当他收到中青年学者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一些信件，包括一些中学生的信件，向他请教或请求帮助时，他总是热情地给予解答，积极地帮助解决。他热情而耐心地指导每一位研究生，在论文的选题和实验设计时，他都特别注意发挥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求他们在实验中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论文常常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修改，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完美无缺。他先后培养和指导了硕士生 12 名，博士生 20 名，博士后 3 名，进修教师5 名，访问学者 1 名。其中有些已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副教授、研究所副所长。有 9 名毕业后赴英美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孙先生秉性耿直，一身正气，从来不趋炎附势。反右运动中，他敢于在党内会议上为彭德怀元帅鸣不平，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只要对国家、对系里有利，他就很公正地去做去说，不为自己考虑。他有时说：“过去说话直，得罪了一些人，现在岁数大了，回想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但在我们看来，他诚实得令我们感动。他淡泊名利，对个人利益从来不计较，也很少提个人要求，他曾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他把办公室腾给留学回国的博士后充当办公室兼实验室。他生活简朴，但对贫困学生却一次性慷慨解囊 1万元。
几十年来，孙先生一如既往，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和教育着他周围的人，我们从心底感到，要达到先生的境界，真的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本文发表于 2002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作者：刘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