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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新公共管理运动表现为西方国家相继展开的行政改革运动，而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遏制政府财政危机，提高行政质量，革除政府中的官僚主义积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公共产品输出的多元化，使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转移到了社会，大大地缓解了政府所担负的社会压力。在理论上，倡导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管理学家们，对行政学的传统范式提出了批判性意见，特别是集中地揭示了官僚制的缺陷，企图从理论上探索一种政府公共服务的模式，用以超越传统行政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上的悖论。理论探索的结果与实践基本一致，那就是要求打破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尽可能地在公共服务的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使政府与社会中的公共部门都有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既然公共服务社会化了，公共服务的主体多元化了，那么政府中的行政管理在社会公共部门里也存在，政府的外部职能，如以社会管理为核心的公共行政职能，也可以部分地由社会公共部门来承担；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方法被引入到社会公共部门中，而社会公共部门在实践中所实现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创新，也迅速地反射到政府中来，对政府进行“重塑”。
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行政的过渡，反映了公共行政理念在当代的转变，新型的行政范式面临信息技术时代创新和发展的契机，从理念上将抛弃传统官僚制垄断和强制的性质，强调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希望打破传统官僚制刻板的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组织秩序，重视政府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系统合作，以公众为主体，鼓励公众的参与，这是一种社会化、民主化、多元合作化的公共行政理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传统官僚制行政范式下，政府垄断着公共权力，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事无巨细履行着公共管理的职能，这不仅使政府行政运行缓慢、管理成本高昂，也是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一个制度化基础。在传统官僚制时代，特别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府的角色主要被界定为收税和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环境卫生、供水供电、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福利救济等等。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要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政府的官僚机构也日益庞大。这不仅导致行政效率日益下降，而且还造成愈益严重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包括私营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去生产，政府则主要为公共服务的生产指出方向、进行规划、创造条件、提供保障。这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有利于提高效率。在后官僚制中，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介入，意味着政府公共管理的社会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取代了大量传统官僚制下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因而政府从庞杂的公共管理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侧重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于是，政府可以以宏观调控者的身份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以及监督和纠正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的官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不再为政府所垄断，而被下放给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分享公共权力的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接受市场机制的竞争、接受政府的监督和公众的参与管理，从而消除了公共权力滥用的制度化基础，为解决官僚制下公共权力腐败的痼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人们把政府角色的这种变化形象地称之为由“划桨”到“掌舵”的变化。
在传统官僚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权力集中是不可避免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事实上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必须仰仗集权的支柱，上层发号施令，下层服从执行，其中权力是中心，行政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取决于支配这种行为决策的权力的大小。后官僚制把公职人员的视线从关注权力的运行拉回到服务的质量上来，从权力主体拉回到顾客即公众身上来。因为政府不再是公共产品提供的唯一来源，也不再是唯一掌管公共权力的组织，随着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政府必须同其他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竞争，如果没有优质的服务，他们终将失去权力。因而政府无论是在决策还是在执行上都必须有更强的服务意识，了解公众的需要，更多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形成管理的服务化。所以，服务将是后官僚制的主题。
早在20世纪初，管理学界的学者们就勾勒出关于效率的成因、特征以及其卓越性的理论框架，效率被置于优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效率优先”。这一理论的成功正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以高利润为目标的企业进步的原因，一个高效率的企业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而降低成本，从而获得高回报高利润。
但是，当把效率理论移植到政府部门时，这一理论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其目标的多元性，多个目标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取舍和权衡，诸如公平、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官僚制只是认真描绘了集中审核、预算估计、统一采购、汇报制度等效率理论，只追求效率的单向维度，从微观上看，不注重服务的质量；从宏观上看，不考虑公平性。因而，政府在追求行政效率的同时，总是以加大投入和不必要的浪费为代价，造成机构膨胀、财政紧缺，这种艰难的运转往往又走入低效率的阶段；后官僚制则不同，不是单向地考虑政府的行政效率，它认为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目标。比如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公共组织是“最后的依靠”。它们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应该说，公平是公共部门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追求效率的同时理应兼顾公平，后官僚制通过公共部门的社会化，政府内竞争机制的引进以及承诺服务等方式均衡公平与效率的双向维度，合理定位效率标准。
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不是简单地把公共服务交给非政府组织去生产，而关键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到了公共服务的生产之中。本来，公共产品的特性就是供给上的无竞争性和消费上的无排他性，所以传统上公共服务的生产一般都是由政府垄断的。但是，垄断性生产一般不会关心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高和服务的改善。因此，垄断常常是低效率的，而且它也是导致公共部门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根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率先把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之中。它们不仅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福利性公共服务的生产，而且还把传统上历来属于政府的活动范围，如消防、城市垃圾收集、监狱、法庭、社会治安等，也向社会和私营组织开放，并通过招标等手段鼓励私营组织之间、私营组织和公营组织之间以及公营组织与公营组织之间的竞争。
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以规章制度等手段严格控制着金字塔中的成员，以此制约他们的个人行为，但官僚等级制的存在必然伴随着特权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严格的规章控制以及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并没有诊治官僚腐败的痼疾，因为权力制约毕竟是一种人为设计，在人为设计的权力制约与个体（集团）利益为中心的权力运用之间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平衡机制是不可能的（特别当设计者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
官僚制的弊端之一就是默顿指出的容易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规章制度的制定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但过分繁琐的规章制度以及照章办事的官僚作风，又常常妨碍着组织目标的实现。照这些繁琐的规章办事，有可能限制少数坏人，防止发生某些坏事，但它也束缚了大多数好人，使好事也难以实现。为了革除这种官僚主义的弊端，西方的一些政府尝试用一些办法消除多年积累的规章和过时的陋习。如实行“日落”法，即对一项计划或一个规章规定一个日期，到时该计划或规章除非再获批准，否则从此失效。又如实行零基预算法，即要求各机构证明它们每年预算的每个部分都是正当的。除了要摆脱妨碍组织目标实现的繁琐规章以外，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建立有使命感的组织和有使命感的预算制度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建立有使命感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制定使命声明，帮助组织成员明确组织的目的，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不至于把手段当作目的。建立有使命感的预算制度，主要是采取“支出控制式预算”法，代替原来预算中的明细分类项目，以便使管理人员在实现组织目标时有更多的财政方面的自主权。
官僚制行政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随着官僚机构管的事情越来越多，社区和公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越来越低。反过来，社区和公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越低，人们就越依赖于官僚机构管理。这种恶性循环不仅造就了日益庞大的官僚机器，而且导致了人们依赖性的增长，造成了大批不负责任的公民，使依赖于福利救济、依赖于吸毒酗酒成为西方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
为了克服这种官僚式管理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出现了一些抵制官僚控制的自发运动。例如，要求进一步控制社会福利系统的福利权利运动，要求更多地控制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的社区运动，要求让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有更大控制权的全面健康运动等。后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这些要求作出反应，逐渐把公共服务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官僚和专业人士手中转到社区手中，由社区实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如由教会帮助安置难民，由社区开发公司、住户合作社等开发低廉住宅，由家长代表、社区代表和教师代表共同管理公立学校，由工人参与职工训练计划，利用社区的志愿调解人员来平息日常的争端，由社区的志愿者回收废品、提供医疗保健等。在他们看来，这不仅能减轻政府的负担，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们的自治能力。
在官僚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多少，服务的对象是谁，一般都由官僚自身来决定，公众（即顾客）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其结果，公众在同政府打交道时，常常遇到的是以恩赐者的姿态出现的官僚们的傲慢，而这些官僚除了取悦于控制拨款的上级机关和立法机关之外，对于他们应该服务的顾客常常是忽视的。这种情况与企业恰恰相反。企业是为营利而存在的，但它却千方百计使顾客满意；政府本应是为公民服务而存在的，但大多数政府组织却无视顾客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开始把企业管理中的全面质量管理法引入到行政管理中，要求各个组织经常听取顾客的意见，了解顾客的需求，并让顾客给提供服务的公务人员打分。有些则把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契约形式明确下来，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些政府改变了资源的控制方式，把原来官僚机构控制的资源交给顾客，由顾客自由去支配，从而迫使公共部门改进自己的服务。比如，原来政府为解决就业而实施的培训计划是把钱拨给培训机构，而受训者只能到指定的机构中去接受培训。这样，由于培训机构不管培训的效果如何总能保证拿到钱，所以它们也就没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培训质量。现在的办法是把钱直接拨给需要受训的人，由他们自己选择想学习的学校，这就促使培训机构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官僚制是一种强调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式等级制度。在这种体制中基层工作人员没有自主权，因而也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管理体制不仅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情况，不利于提高士气和增强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而且还容易导致瞎指挥、低效率等官僚主义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一些政府组织开始通过给基层工作人员以更大自主权的办法，鼓励雇员参与管理、承担责任，以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调动雇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除了下放权力到最基层之外，一些政府机构还注意利用协作式组织去完成经常变化的任务。这种协作组织打破了原有的部门分割和等级壁垒，以任务为导向，根据情况不断变化组织的结构、程序和人员的构成，因而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另外，像法、美等国还注意下放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这些都反映了西方行政管理中的分权化趋势。
后官僚制的服务定位和顾客至上原则弱化了特权意识，使得行政行为更贴近公共性，而竞争机制的引入，不仅导致公共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大，从而大大降低了权力异化和谋求私利的机会，而且公众的评价以及其他组织的竞争势必导致成员对规则的自觉遵从，况且后官僚制并不提倡繁文缛节，而是以分权、代理、简化、激励为基础的规则作为后官僚制行政的特征，它旨在指明途径而不是制定条例，强调报酬、良好的工作关系等激励手段以激发行政人员的创新思维，并且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行政人员可以随机应变，以此激发他们的个人责任感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后官僚制行政范式并不完全排斥强制，因为总有一些人不愿遵从规范。自愿遵从规范取决于很多方面，如必须理解规范的目的，规范的认同程度等等，因此，要赢得公职人员对规范的自觉忠诚，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从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看来，西方国家运用市场机制，放松规制，将私营管理方式引入公共管理领域，这种做法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得了进展。
首先，导入私营方式为西方国家改变公共管理的面貌开辟了新的理论思路。
它跨越了传统思维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公域和私域交流管理经验架起了桥梁，验证了管理的自然属性是相通的原理。正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菲利克斯·A.尼格罗在分析导入私营方式的意义说：“无论如何对公共行政和私营行政进行比较，人们总是有一个印象：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各自属于一个对立、性质截然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公共行政的许多工作是通过为数众多的私人团体和个人的协作完成的。‘私营’和‘公共’之间的界限现在确实变得模糊不清，人们难以说清政府的界限从哪里终止，而私营企业的界限又从哪里开始。”
它推动了从理论上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在公共管理及服务中的角色和功能的进程。导入私营方式意味着在公共行政（执行）和公共服务领域，应破除政府垄断，政府不拥有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特权，不能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式的服务和管理。它倡导公共产品既可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社会来提供，让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展开竞争的理念，使公众拥有更多的选择公共产品的机会。
它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中的经济理性，将政府管理中的社会效益建立在一个个具体公共服务项目的经济效益基础之上。经济效益是私营部门管理的核心理念，围绕经济效益，私营部门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技术。而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在管理和服务中所缺乏的正是这类经济理性。在一般公众看来，政府产出的更多是抽象的服务，它不能像企业那样，时刻注意控制生产成本；因而政府只需提供好的服务，其成本似乎“不是问题”。在这种错觉影响下，政府往往为获得既定的产出不计成本，导致政府产品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低下，最终政府管理的社会效益也无从谈起。
其次，导入私营方式也为西方国家改变公共管理的面貌取得了实际成效。
促成政府转换职能，使政府将政策制定与提供服务的功能相分离，政府收缩为“掌舵人”。在传统政府模式下，政府不仅制定政策，而且亲自提供服务。这样政府不仅疲于应付，还容易自毁游戏规则，损害政府自身的形象。在政府管理改革中适当应用私营方式，把具体的服务性工作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营利性机构去做，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决策性工作。
极大地推动了机构精简的进程和力度。在采用新机制之前，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同样出现过像我国那样的“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史密斯在总结1960～1979年间英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状况后就评价说：英国政府机构随着选举年而不断变换，这期间共撤销过31个部，但也新设立了28个部，改革不太成功。但在试行私营方式的改革后，情况就有了明显的不同。1982 ～1989年间，荷兰政府总共16万公务员队伍中就成功地精简掉2.4万人，其中有一半就是通过将部分机构“私有化”实现的。
有效地转变了政府的投入产出观念，使之降低公共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美国在采取市场化方式前后，政府管理成本的反差最为明显。奥斯本和盖布勒讲述了一个在管理规制改革前，美国空军花3000美元买一个咖啡壶的故事，指出国防预算三分之一被浪费掉了。
而在引入了私营部门“以结果为取向”的预算模式后，联邦和州政府的管理成本都大大降低了。表现突出的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市，在1985～1990年间，公共部门服务的成本下降了20％。
改善了公共部门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在公共部门垄断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背景下，公共部门与社会、公民的关系一般呈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公共部门所提供的服务从主体、方式、费用及质量标准方面都是捆绑式的，这极大地限制了社会自治和公民自主选择的机会，破坏了广大民众的自信心和能力，铸成了社会及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关系；一是社会及民众在对公共服务日复一日的抱怨中，采取了与公共部门不合作的态度，使得三者的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对抗性。实际上，第一种态势也是一种潜在意义上的对抗。在这样的关系中，公共管理和服务是难以取得最佳成效的。如果政府把大部分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通过合同、招标等方式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和私营企业，或采用私营部门的运作方式来提供服务，同时允许公民自主选择公共服务主体、方式和项目；那么，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就会因为有共同的目标而成为互补与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及公民也因为实现了自我管理的愿望，不再是单纯的“服务成果的享受者”，而同时是“服务工作的参与者”“服务成果的创造者”，政府、社会及民众之间就会减少摩擦和对抗。
由以上描述可见，公共管理中是贯穿着两个发展方向的，即公共管理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管理主义政府模式的复辟，另一方面是服务行政的兴起。
“公共管理”的概念包含着工具主义精神的复辟。但是，它又与威尔逊、韦伯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建构有所不同。所以，在理论上也表现出了批判官僚制的一面。具体地说，“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淡化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性质问题。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政府垄断的，私人部门由于受着趋利动机的驱使而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不可能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公共管理理论从“泛市场化”的立场出发，认为公共产品在形式上也与私益物品一样，是可以由非政府部门甚至私人部门提供的。因而，这种理论要求打破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垄断，倡导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说穿了就是，不要管什么公的私的了，只要能够提供公共物品，谁都行！所以说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精神的体现。
其次，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希望在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上引入竞争机制。本来，竞争是私人领域的活力所在，对于经济人的利益追求而言，竞争机制被亚当·斯密称作为“看不见的手”，是经济人不道德的行为动机在客观化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利益总量增长和行为结果导致公平、公正的调节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竞争本身也会出现诸多负面效应。传统的政府职能，是包含着对私人领域中的竞争加以规范这项内容的。因为，根据传统的观念，在私人领域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以提供社会公正等公共产品的角色而存在。在20世纪，随着政府职能的多样化，客观上使政府作为社会公正提供者的角色相应地受到淡化，但作为私人领域调节者的角色依然受到尊重。这是因为，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具有非交换的性质，只有对于那些可以用来交换的物品来说，供给者之间才可以展开竞争。也就是说，根据传统理论，是潜含着对“竞争是恶”的价值判断的，只有当这种“恶”得到了合理的规范，才能产生积极的效应。公共管理理论恰恰是要清除关于竞争的价值判断，把竞争本身形式化。所以，它要求在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在他们之间引入竞争机制相联系，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原则问题上提出“顾客导向”，即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来决定产品的供给者。应当说，近代社会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部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能动性的认识，反映在国家意识和政府观念上，就是由政府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引领整个社会积极地创造历史。具体表现就是由国家的政治机构通过政府为整个社会确立健康的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公共政策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制度的框架之中，使其合乎一定的理性规范，社会公众中的个人往往被看作受情感支配的和理性选择能力有限的人。所以，在政治运作上，可以广泛地动员公众参与和接受公众的批评和监督，但在具体的决策问题上，政府主导是铁定的规律，更不可能会让公众决定哪些政府机构应当存在或哪些政府机构应当取消。而“顾客导向”的原则恰恰是针对这一点提出的，它的理论要求就是让公众自己去决定选择政府还是社会的公共部门。至于理性还是情感，在工具主义原则那里，都是无需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会对威尔逊、韦伯等人提出批评，原来是不满他们在行政体制、程序和管理方式、方法这个狭窄的领域中贯穿工具主义的精神，认为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则、马克斯·韦伯在行政体系之外寻求官僚病的救治方案，都是工具主义精神不彻底的表现。所以，他们是要扩大工具主义的范围，更彻底地贯彻工具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公共管理的成长过程必然包含着这样两个转化过程。
首先，公共管理把主体中心主义转化为客体中心主义。
同统治行政一样，管理行政依然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而公共管理则把需要服务的公众视为公共机构的顾客，通过调查、倾听顾客的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做出承诺以及赋予顾客选择“卖主”的权利，以实现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把顾客放在公共管理的中心，即以公共管理的客体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主体为中心。
公共管理运动中也贯穿着社会自治的发展。政府全能主义的神话随着公共管理在实践中的推进而破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理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内容包含着改变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类型，并以一种新型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类型取而代之。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内容在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必须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权力，方便它们为社会自治性组织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机会和自由度。这样一来，社会治理的垂直结构变成水平横向结构，从而使管理组织间的平等和宽容取代传统管理组织严格的排他性，传统组织中的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组织自身的自律所取代。社会自治型组织追求的是公共目标，是国家之外的专门担负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在本质上不同于私人组织之处，在于其非营利性。
公共管理的核心在于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削减政府，减少规制。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自治组织得以空前发展，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效率、技能、效果因逊色于社会自治组织，而逐步从一定领域中退出。正如《改革政府》一书提出“政府的角色在于掌舵而非划桨”。但是，我们可以大胆预测，随着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作用的消弭，社会自治组织就不仅仅定位于“划桨”，其角色也可能扩展到“掌舵”——规则的制订。
社会自治组织的成长，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消亡。因为在一定领域中，政府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国防，没有一个社会自治组织可以承担如此重任。
我们所关心的是，政府管理者如何才能将治理权转移到社会自治组织。因为任何时候，治理权都是稀缺资源，政府管理者对自身的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对于政府总体来讲，无论从统治稳固的目的，还是从管理效率的目的来看，社会自治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掌握实际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来说，权力丧失的痛楚会使他们努力维护目前的治理格局。要真正实现治理权的让渡，根本途径还在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建立和行政责任意识的复归。只有从精神层面引导政府管理者，使之自觉地从管理者的身份转变为服务者，社会自治组织才有望健全与成熟。
第二，公共管理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
无论是统治行政还是管理行政都是以集权形式出现的权力中心主义。公共管理表现出一种破除权力拜物教的趋势，使人们把视线从关注权力和权力的运行转向关注管理的效果上来。因为，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组织和部门，政府也不再是唯一执掌公共权力的组织和部门，它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将随之而成为历史，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而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或者说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中心化，实际上也就是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变成了一种为公众的服务。所以，服务将是公共管理的主题，公共管理的体系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政府改革成为必然；政府改革的实践催生了公共管理模式；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所直接导致的是政府应当将自身定位于公共服务者的角色，从而构建服务行政的政府模式。可以说，公共管理敲响了管理主义政府模式的丧钟，我们已经看到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