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问题和基本观点
这本书试图研究的问题是，通过司法程序获得的案件事实，与“修辞”“叙事”
这种人类的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叙事和修辞活动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厘清叙事在审判中扮演的角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司法及其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有哪些可能的意义。
笔者要论述的中心观点是：
1．案件事实不仅仅是证据的产物，更重要的，它也是一种叙事和修辞的产物。
2．实际上，证据与叙事修辞，这两样东西共同建构了案件事实，但是，二者在不同的阶段和层面上，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对于事实与证据的关系，这部分的研究从来都是法学理论的主流，这里不打算重复，本书研究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部分——事实的叙事建构。
3．与过去人们对于修辞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的认识不同，笔者这里将论述的是，修辞不应仅仅看做话语的包装或修饰，在事实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它发挥的是一种建构性的作用，修辞之于事实，是本体的，它实际上构成了事实本身。
关于本书的观点，有一些需要特别澄清的地方：
首先，这里绝对不是要否定证据，或主张事实与证据无关。证据理所当然是司法上找寻事实的最基本途径，如果没有证据，根本就没有案件，如果证据上出现大的变动，案件事实的样貌必然也随之发生大的变动；如果通过证据已经确认了某些没有争议的案情信息（事件），那么很难再去从认识上动摇它们（例如崔英杰案中，动手杀死城管的就是崔英杰，不是其他什么人，证据一经确认恐怕是任何其他因素都难以否定的，但这些“事件”信息与最终成型的“事实”还有差距，这一点详见本书第一章）——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其次，在事实的建构问题上，笔者认为，证据和叙事实际上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上完成各自的工作。要注意区分的是，本书针对的是叙事阶段的研究，也就是说，有关证据审理的部分将省略掉，在利用案例进行分析时，不会再讨论证据层面的争论，而是以那些已经得到法庭确认采纳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和事件作为起点，去分析人们在下一个阶段（叙事建构的阶段），可以对这些已经确定的证据和事件做些什么。
再次，本书里笔者特别界定了“事实”这个词汇的使用，纯属为了论述的严谨和清晰，只适用于本书，笔者并不打算纠正其他人在其他场合的定义和使用习惯。在司法的实践和理论用语上，事实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很宽泛，不仅最后出现在判决书中的完整的事实文本称为“事实”，有时证据材料、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乃至一切关于案件的认知信息，都常常被人称作“事实”。但是笔者在这里凡是用到事实一词时，仅专指最终完成的、首尾完整的、叙事化的、具有合格的司法意义的事实文本。除此以外，从证据中得出的其他形式的案情信息，在本书里被称作“事件”。
事件是指有关案情的信息，与成熟的事实文本不同，它们还没有变成故事，还没有呈现叙事化的形式，只是些零散的片段，比如“作案小刀属于崔英杰所有”“被害人身份是城管工作人员”“邓贵大用一叠人民币钞票搧击邓玉娇”这样的信息（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也称它们为事实，本书为了避免混淆，使用“事件”一词来表示）。
最后，本书中所论述的叙事建构，是指在证据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的第二层面的建构，不是证据之外的随意编造。证据在它自身的层面上提供了认识案件的事件信息——只是由于这些事件是片段的、非叙事的，甚至非语言的，但司法审判又要求必须产出一个语言的、叙事化的（讲故事一般的）事实文本，因此，又不得不以证据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作为素材，进行叙事化的文本创作。同时，特别要强调，本书所探讨的讲述故事这种修辞行为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建构关系，是国内过去有关司法的修辞、法律的修辞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
通过下文的详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修辞在这里发挥的作用绝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语言效果的外在修饰和包装，相反，它直接构成了事实的面貌和意义。这种建构性强烈地体现在：根据相同的一套证据和事件，确实有可能讲出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得出截然不同的事实文本，并引出不同的司法判决；当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套确凿的证据和关于案情的事件列表之后，一个完整的关于案件事实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子，仍要看法官以及其他参与诉讼的人、关注案件的人怎么去组织，怎么去讲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