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但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在本科三年级时去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实习了一个学期，法官和书记员前辈们很热心，杂务之余让我学着看案卷、写审理报告和判决书。

在那之前，我从没认真想过“案件事实”这种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要么课堂上老师讲故事似的直接扔出一个案件事实，让我们分析法律问题；要么报纸上讲故事似的直接扔出一个案件事实，接着评论一番；要么就像少年时代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那样，有位天才的大侦探根据种种蛛丝马迹逮住真凶，然后真凶或大侦探或小说家讲故事似的扔出了一个案件事实。

潜移默化中，我和许多人一样，模模糊糊地以为案件事实是“现成的”，是某种一旦发生便自然存在着的东西，就像河边的一块石头，山上的一棵树木，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的选择只有发现它或没发现它，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已然确定。

直到那会儿，书记员哥哥把一大沓案卷放在我面前，我毫无头绪地翻开……越翻越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并没有看见那个“现成的”案件事实。

送来法院的案卷，绝大部分是公安人员在调查时询问证人和讯问被告人的笔录。这些笔录完全是未加整理的对话集：公安人员一句一句提问，被告人总是吞吞吐吐、断断续续，于是提问也不得不跟着绕来绕去。证人的口供也差不多，这个人看到人影，问一句答一句，那个人听到声音，问一句答一句。长篇阅读下来足以令人沮丧，且头脑混乱。

接着是各种照片，物证的照片：一把刀，一个锅铲，一些塑料袋。验尸的照片：这儿的伤口，那儿的淤青。现场勘察的照片：房间，走廊，草丛里的牛粪。

然后开庭。庭审的过程也差不多，一来一去的对话，一件一件的证物过堂。听完庭审之后，我并没有拨云见日似的“看到”那个现成的案件事实，反而多出来更多细节，更多拼图碎片，那幅图究竟在哪里？

问题就在这儿，在这个“讲故事似的扔出一个案件事实”。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那个我原以为现成存在的案件事实，原来故事是需要讲了才存在的，而现在，没有任何人来讲给我听，都等着我来讲呢。

（有经验的读者会想到，装案卷的牛皮纸袋里还有检察院的起诉书，起诉书上会有一个段落写着叙事体的案件经过，但是只要有法律素养的人都知道不能先入为主以那个为准，因为事实的最终确定者必须是法庭。况且，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也好，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也好，那上面的事实文本又是怎么来的？我关心的正是这些文本的生产过程，以及其中被传统法学理论忽视的内情。）

既然偷懒的念头全被堵死了，那么开始动脑筋书写案件事实吧。课堂上教的：案件事实来自经过法庭质证的有效证据，包括书证物证、勘查报告、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把它们堆在一起就行了？那直接把整个装卷宗的牛皮纸袋子交上去不就得了，还要我做什么？为什么还要动脑筋写“经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再确凿的证据也需要经过解读、加工、整理、裁剪、编织，才能成为事实，对它们进行解读、加工、整理、裁剪、编织的人就是写审理报告的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有什么东西约束这些人如何讲这个故事么？我当时也不知道。

当时，有一个案子我试图勾勒出它的来龙去脉。某位珠宝公司的老总（被告人）自称：他听说市里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即将启动，悄悄找某位市领导疏通关系，把工程判给他，领导答应了；他又悄悄找某国有银行负责贷款业务的经理疏通关系，贷个 1000 万给他，作投标验资之用，经理应允，又在银行内部疏通了一下关系，在抵押、质押物不是特别可靠的情况下把钱贷给了他。可是，被告人遇到资金困难，先把那1000 万拿出来周转，谁知全亏掉了。同时城中村改造的项目出来了，根本没有所谓的公开招标，政府找公家单位承包了；而被告原先抵押和质押的别墅、名车、翡翠、红宝石，这时候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值钱了。于是银行方面向公安机关报案，说遇上了骗子，骗走了 1000 万。（读者小心，这样的一段话也是经过笔者加工的故事，当然也略去了许多细节，读者若自己看案卷，可能还会看出别的故事来。）

看上去案件的核心事实很简单，一句话就讲完：被告人谎称参与城中村改造项目，虚构抵押、质押物价值，骗取银行 1000 万元贷款，事后挥霍一空。

然而，在公安机关厚厚的讯问笔录对话集的一个角落里，被告人提到一个事情，那 1000 万是一笔“不出账贷款”，也就是划拨到账上的同时立即冻结，只在验资的时候给人看看，其实是拿不出来的。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然从公安机关到检察机关到法庭的整个程序中都被忽略了，这没什么，一个案子从公安机关立案到法院宣判，各种细枝末节太多了，若不进行大规模的剪裁、抓住重要部分，只会让整个司法程序彻底瘫痪。

可是，谁来判断哪些片段属于重要部分，哪些是无聊的细枝末节？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的我站在“试试看”的角度，想了一下如果把这个碎片编织进去，这个故事又该怎么讲？该往哪里安插这样一个细节呢？被银行冻结的款项当然拿不出来，被告人也承认他又找了先前提到的熟人经理，追加一些珠宝作为质押，将贷款解了冻。然而解冻不是一声招呼那么简单，至少要在银行把相关的手续都办了，才能取钱转账，也就是说，银行实际上知道这钱的去向，而且可以说是银行主动把钱给了他。至于手续不齐全、担保有瑕疵，既然是银行一方认可的，那么能不能说，这其实是个合同纠纷案，并非刑事犯罪？

我想不明白，请教了主审法官，他说，反正能确定钱就是被他拿走了，那就别想太多，抓住重点就可以了，不需要纠缠这些细枝末节。可能吧，这只是我一个对审理案件毫无经验、对贷款业务没多少认识的本科实习生的胡思乱想。

但这个胡思乱想一直使我耿耿于怀，因为我后来不断看到类似的情形：几乎每打开一个案卷，就重复一次类似的情形，面对同样的一堆材料，我都可以讲出几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只要用上不同的措辞、将各种细节作不同的排列和筛选。但最后在判决书上，一般都选择了那个最接近起诉书的事实文本，也是最保守、最偷懒的文本。

后来，实习期结束了，我考上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又紧接着考了博士。我仍在耿耿于怀。读博士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起小贩杀死城管的案件，在城管暴力执法频繁导致民愤的背景下，这个案子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看到众人针对被告人的形象、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述的各种版本的故事，终于让我下定决心要从理论上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有了这本书。

研究的过程非常困难，本以为前人，特别是国外走“法律与文学”视角的一些著作，应该想过这类问题，然而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法学领域几乎没有类似的研究，我只好转向其他学科，因此书中借鉴了不少历史学、叙事学的理论。

其间我的导师刘星教授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他拥有不可思议的耐性和宽宏雅量，我脑海中闪过的任何奇思异想都可以与他直率争论，每一次争论当中刘星老师个性独特的观点和决不轻饶的态度，又激励我走得更深更远，眼看着一个个粗糙模糊的念头逐渐展开、生长，浮现出脉络关节和愈加清晰的面目身形。我也和他就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他的鼓励让我十分感动，而且在结构和写作技巧上他也给予了大量指导意见。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大家在课上和课后的交流中提出的各种想法不断地给我带来新启发。并且，特别感谢与我同住两年的室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硕士郭薇薇，她与我交流了不少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书中许多这方面的资料也是在她的帮助下搜集来的。

另外也十分感谢《法制与社会发展》和《甘肃社会科学》，本书的主要观点曾以论文的形式先行在这两份期刊发表。

写这样一个话题，不是要宣布我看到了全部真相，向大家兜售最新爆料的真理（相反，我个人在情绪上对用本质主义腔调去朗读的“真相”、“真理”等词汇一直感到很头痛）；而是尝试向读者展现：在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立场、修辞、叙事、可能性、人的命运……其实非常复杂，有时真的超乎控制。正因为如此，同样自称证据确凿的判决，有时能树立法律的公信，有时却闹得民怨沸腾，若能从一个特定角度梳理一下这诡异现象的肌理，供批评讨论，也算是本书的意义。

刘燕
2012 年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