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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父的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努力，给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人类获得自由与幸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他在晚年对东方落后大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研究回答俄国革命问题时提出的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极具研究价值，为后世东方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启示。今天，当我们站在“东方视域”之上来审视这一理论时，不得不赞叹马克思的伟大。应该说，马克思的“跨越论”为我们在东方特有的这样一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寻求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研究线索。
（一）“跨越论”是一个极具科学价值的理论成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年关注的重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而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与西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处于长期沉寂的情形相反，东方大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形势则开始形成。这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关注。19 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人民革命的形势日益凸显，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面对此种形势，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开始转向了东方社会，他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对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大国的革命形势和世界革命前途之关系的研究思考当中。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深入研读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对东方社会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研究。他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东方社会在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是否有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东方大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中是否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革命之路？马克思在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思考中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1877 年 11 月，他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在信中第一次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各国普遍产生并充分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在这个总的认识前提下，马克思具体地探讨了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为了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不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马克思学习了俄文，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他在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上就有 120 多种参考书。在充分研究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1881 年，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维－依－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等问题的时候，根据俄国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明确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写道：“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在这里，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这一历史典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后第 274 注释）说明了具有特殊历史与现实条件的俄国具备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他甚至在 1882 年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俄文版序言中还预言：“俄国土地公有制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的这些“设想”或“预言”，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亮点，也为我们如何在东方落后大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寻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应该看到，马克思提出的所谓“跨越论”，虽然直接回答的是关于俄国革命的问题，是一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但同时更要看到，由于马克思在与俄国革命家探讨“跨越”问题的同时，还以此观点深入地批驳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歪曲为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谬论，从而使“跨越论”又具有了新的普遍的哲学意义。或者说，马克思的“跨越论”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个新的哲学成果。马克思通过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辩证看待世界东方大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的相互关系，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使唯物史观的内涵更加充实，基础更加牢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跨越论”，是他在晚年为人类提供的又一笔理论遗产，为马克思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财富。因此，我们要不断努力开掘，汲取其中的理论营养。有人说，“跨越论”不过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一个假想或困惑；而我认为它是一个极具哲学价值的理论成果。问题是我们要下工夫去学习与研究。
（二）“跨越论”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理论界的诸位同仁对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由此也产生出若干歧义。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应从哲学层面上挖掘“跨越论”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应该说，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论”蕴涵着极为深刻和成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方法论意义。
1.“跨越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超越，它体现了把握世界整体环境与具体分析民族历史条件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应该说，马克思的多维思考方式，或者说他的辩证思维方法一直是推动他的理论不断产生革命变革的重要力量。当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世界历史发展问题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放在它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下去认识问题，而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或世界的综合历史背景下去探索、寻求、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马克思的“跨越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分析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现实情况，在考虑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时要将其纳入世界的整体环境中去分析，既要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又要坚持从具体国情、民族情这一实际状况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原则。也就是说要在分析本国传统所形成的各种历史条件对社会发展道路产生既定影响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整个时代及其外部条件对其产生的重要作用，包括当时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结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总之，在分析解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时要找准时空上的坐标点，要坚持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
2.马克思的“跨越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它体现了在社会发展中将连续性与跨越性相结合的辩证思考方式。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存在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主要表现是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内在辩证精神和深层意义，只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简单地归结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为中心，以五种所有制连续更替为线索来叙述社会形态变化过程和规律的学说。出于这种理解，一些观点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评甚至攻击，而另一些观点则出于良好动机来维护马克思，但却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简单化，完全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容，以至难于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论”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如果深入研究马克思在晚年提出的“跨越论”，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对唯物史观的新的哲学贡献。例如，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公社条件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进行了充实与深化。他所提出的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可以说提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例如，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关系之外，马克思在这里还提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非直接的决定关系，即从占据世界主体地位的生产力对于具体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决定性意义。这具体民族国家自身发展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跨越式的决定关系。这实际上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结合的原理，或者说是把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跨越性相结合来分析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
3.马克思通过“跨越论”展示了时空转换互补的辩证思维方式，提出了“时间差距可以通过空间转换弥补”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伟大哲人的辩证思维方式的魅力。他的关于俄国的“跨越”设想是在综合分析世界历史发展背景和俄国具体国情条件之后慎重提出的。尽管马克思没有公开肯定这一理论构想，但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意义却极为重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的“跨越”思想，从哲学的意义上，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如何做到“迎头赶上”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时间上的差距可以用空间上的转换来完成”。也就是说，由于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同时代存在的，因此他们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同时吸收发达国家的“积极成果”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从而以跨越的方式完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本来时空就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它们是同一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社会物质条件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定历史发展进程起步较晚，并不意味着永远滞后。事实上，自古至今的人类历史不断证明这样一条真理：先进的国家未必没有危机，落后的国家也蕴含着崛起的希望。在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情况下，落后国家要想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大步追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完成“跨越式”发展。马克思的这种极为新颖且极为实用的思路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完全超出了“跨越”思想本身而具有了普遍的哲学意义。
4.马克思的“跨越论”提出了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而“条件”是其中介环节，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条件论”的具体运用与深化。
应该承认，从古到今，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不是两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所决定，从低到高，由渐进到飞跃相结合而发展的。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在遵循一般规律性的基础上，由于具体历史、现实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了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承认东方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别，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或者说，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历史规律与发展道路客观地存在着“一与多”的辩证法的思想。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规律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在分析处理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时，重要的一点是要抓住“中介”，即抓住对条件问题的分析。可以说，道路是依赖于条件的，独特的道路产生于独特的条件。从条件入手来考虑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像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命运的看法就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不取决于俄国公社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是否具备跨越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俄国不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而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实现双方互补；等等。假若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就是可能的，否则就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之所以最后对俄国道路问题未作出明确的答复，是由于对跨越条件还在观察、考虑之中。应该说，马克思对俄国公社道路看法的方法论意义表明，离开条件很难说清规律与道路的关系。
5.“跨越”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他思考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人民”。
19 世纪 70 年代后，马克思视野从东方广大领域逐步聚焦到了俄国村社问题。在这一复杂浩瀚的研究工程中，马克思思考的每一步都把握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理念，马克思经过反复思考，慎重提出了“跨越”设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其价值意义除了有利于俄国民族国家生产力发展之外，关键是想让俄国人民免遭资本主义苦难。马克思讲的“卡夫丁峡谷”、“背负牛轭”的典故，就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带给人民无尽的屈辱和痛苦。他在早年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自由“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的重要论断。在晚年他又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指出了新的发展道路，更加明确地寄希望于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来摆脱人民的苦难。马克思曾经讲过，“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只有用人头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1877 年马克思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深沉地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同情和告诫。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总之，马克思的“跨越”思想从其价值观层面上看，鲜明地体现了“人民为本”的主体价值理念，彰显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构想对广大劳动人民生存状态的价值意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渴望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自由、自尊的幸福生活的美好意愿。
总之，不管理论界对“跨越论”有什么争议，都不能否认这一理论中所包含的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呼唤着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论”中的哲学精神。
（三）马克思“跨越论”内在哲学精神的实践意义
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与晚年马克思“跨越论”的思想有无直接关系的问题还处于争论之中。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实践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国是否已经实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对这些问题人们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我认为，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还需要长期的探讨与研究。如果仅仅看到马克思“跨越论”的具体设想，那么要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已经不具备基本的跨越条件了，因为 20 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诸国都不存在原始类型的农业公社，已经谈不上跨越卡夫丁峡谷。但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跨越论”的内在哲学精神，现实的东方社会主义又是对马克思“跨越论”设想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晚年马克思设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马克思在“跨越”的设想中提出的若干观点，已经被纳入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了，至今对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跨越论”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不同国家是具体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一定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努力奋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马克思的“跨越论”使唯物史观的视野产生了重大的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深化了。由于这个设想的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根据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真实涵义得到了新的诠释：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必等待本国生产力的自然发展结果而根据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首先通过人民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为自己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这实际上是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成功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其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未成为中国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毛泽东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中国化。但是，中国的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邓小平曾把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之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一定要把理论上的这种科学认识转化成牢固的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
其次，马克思的“跨越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启示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准确地把握自己在该历史时代即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方位，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党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凝练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 160 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两个必然”的科学理论，后来又根据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于 11 年后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两个必然”论证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实现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这“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同“两个必然”的思想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一生在理论上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他的科学理论，在晚年又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成果。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深入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最后，马克思的“跨越论”提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享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观点启示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各国都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它们都曾经有过一段凯歌行进的成功时期，在经济建设上写下了令世人赞叹的一笔。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体制显出了诸多弊端。于是，改革开放成了社会主义各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在这一时代潮流中，苏联、东欧诸国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从而土崩瓦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3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不仅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甚至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方面得到了根本调整，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对外开放则使我们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变成一种实际的操作。因为，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总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我们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现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社会主义中国尽管目前在经济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发挥本国经济建设的潜力，就完全有可能成功地最终实现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我们坚信，既然 20 世纪的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成功地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那么 21 世纪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大道。
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之后，其发展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第一次由理想成为现实，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独统天下的垄断，形成了新的“一球两制”的历史局面。近百年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战”与“冷战”，社会主义风风雨雨，顽强挺进，成就巨大。但也应承认，在这些光辉篇章中也夹杂着一些败笔，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过错误，发生过失误。特别是自 80 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面对这一切，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一个问题成为热点，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否早产？即社会主义率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人们还进一步探询，社会主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怎样才能充分发挥优越性，显示其强大生命力，走出低谷，迎来高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回避，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求取得正确的答案，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一）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社会主义是否早产
应该说，“社会主义是否早产”并不是今日才出现的热门话题。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这一话题就被提出过并出现激烈的争论。
1917 年，俄国发生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俄历二月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次则是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相继从国外赶回彼德格勒，都受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人们翘首以待，准备聆听领袖的指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列宁在回国后发表了著名的《四月纲领》，指出应把革命推向前进，并为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但列宁的主张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和嘲弄。普列汉诺夫认为，要想建立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劳动群众应普遍具有高度的觉悟水平，对社会主义有热切的向往。而俄国还不具备这样成熟的条件，因此，企图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无政府主义”，是“说梦话”，只会给俄国带来灾难。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也坚决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从西欧开始，首创社会主义的荣誉不该属于俄国。对此，列宁写了《论策略书》等著作，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的观点，全面分析了二月革命后国内外时局，指出“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革命的实践对这场争论作出了回答，证明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等小册子，对俄国十月革命提出指责。他认为，由于十月革命缺少物资和文化条件，因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用“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在这里，考茨基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他还说，这样生下的孩子是没有生命力的，俄国应当进行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批驳考茨基的观点，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列宁指出，俄国并非没有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曾先后在 1905 年和 1917 年两度发生过。也就是说，俄国首先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基础上才进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问题在于“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直到列宁晚年，争论还在继续。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汉诺夫也一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出责难，不断重复着“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老调。为了批判这种观点，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文章《论我国革命》。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吗？”
总起来说，列宁在论战中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式下，俄国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在俄国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不失时机地去夺取政权，并完全可能取得胜利。第二，俄国确立经济文化方面较为落后，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还不够充足，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还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应当先去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即要有一个过渡时期。第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拉开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它的胜利还是不稳固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
也就是说，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能说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又发生了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一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另一方的关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这次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原来那场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批判也同十月革命前后的那场论争不无关联。
30 年代后，随着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进展，“社会主义早产论”逐渐沉寂了。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显示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力量。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等十几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形成了强大的阵营。这些国家虽均为落后国家，但它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凯歌行进，经济文化面貌日新月异，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早产论”完全消声灭迹了。人们也逐渐忘记了这种观点。
但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掀起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失误，“早产论”重又泛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发表此种议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波兰学者亚当·沙夫的著作《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沙夫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段话：搞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沙夫还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借用《圣经》中的典故，认为当今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危机，都来自于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落后国家这一“原罪”。沙夫的观点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也有一定影响和表现。例如，电视争论片《河殇》的第四集，在回顾了当年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之后特别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至今仍然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论争最终要靠实践做出裁决。但是，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一长过程中，理论分析的力量也是极其巨大的。
（二）理论分析：历史老人没有走错路
理论要想说服人就必须彻底，即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无产阶级的导师们是如何分析把握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
1.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基本原理的同时，也曾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具体问题作过设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在英、美、法、德等国大体上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而且，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那么，世界上还有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如何呢？是否一定要在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发生并取得胜利呢？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开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研究，并在 19 世纪后期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构想。1881 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原有社会的基础上，利用世界形势和时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使俄国获得重生。这就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和痛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强调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在它们的示范与帮助之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免受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他们的灾难和痛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历史进入 20 世纪后，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新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并对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作出了详尽的理论说明。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势和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还说：“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历史的事实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却发展到更完善更成熟的阶段；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发达国家的示范与帮助，相反却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干预封锁下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在今天的地球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格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幼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同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并相互竞争。这种历史进程，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但也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已经包含有深刻的理论预见，并为列宁进一步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而作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逻辑前提。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理论分析紧紧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列宁，他具有无畏实践的魄力与理论创新的勇气，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典范。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列宁究竟根据什么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能够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2.要对世界政治经济作总体性考察
列宁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
这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并非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个国家内部的状况，而主要是指该时代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状况。具体说，列宁在这里主要是指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状况。可以说，列宁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为考察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国际性的革命运动，把俄国十月革命看做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
显而易见，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同以往人们的习惯完全不同了，过去人们总是就一个国家范围内去考察那里发生的事情，而列宁却把俄国的革命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察。这种对世界作总体性分析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作一简单回顾的话，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时代同过去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把世界各国连结成为一个整体，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这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已经把世界各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是把全世界的民族分为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到了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把地球瓜分完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全世界居支配和统治地位，已成为“一种普照的阳光”，照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就不仅在资本主义一个国家内部起作用，而必然会走出国界，进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起作用。资本主义一国内部的两极分化进而演变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格局，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可能利用政治经济的优势，不择手段地把一切矛盾和危机转嫁到落后国家，以缓和本国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在他们遇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世界近代史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番图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用商品去占领落后国家的市场，与此同时还动用坚船利炮去推进这一过程，用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强迫与殖民地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其割地赔款，掠夺其财富，以做大本国的蛋糕，缓解本国的阶级矛盾。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加重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程度，使他们处在人类金字塔的最底层，除去革命已别无选择。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于落后国家的同时，也把革命转嫁了过去。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也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了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极为精辟地分析了这一点，他充分认识到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而导致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俄国作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薄弱的一环，资产阶级防线相对脆弱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夺取政权，拉开世界社会主义的序幕。如前所述，列宁也认识到落后的俄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前还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他在逝世前六年的实践中也努力地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探索。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率先在俄国以及中国等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出现，完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反常的历史现象。
那么，先进的生产关系率先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确立不是反常现象，又怎样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呢？这的确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问题。
3.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辩证的理解
用辩证的观点去理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然而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了辩证法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就会从真理转化成谬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他在 1917 年 12 月曾发表过一篇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题目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热烈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然而他却提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实现，而十月革命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铁的法则。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忘记了辩证法，割裂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至少应注意到以下两点：
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一文中曾特别指出，矛盾问题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不懂得这一点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更应这样理解。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一点当然是具有绝对性的。但这种绝对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把握上。这个“宏观”，包含着纵横两方面。纵向即从时间上看，不是一时，而要纵览历史长河；横向即从空间上看，不是一地，而要放眼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确定无疑，是绝对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长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但这种绝对性不能抽象存在，而是寓于相对性之中的。具体的情况复杂多样，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阶段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会出现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现象，绝不会整齐划一。其次，由于生产关系还受到上层建筑的制约，因而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可以建立不同的生产关系，同一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容纳生产力发展程度方面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民主制度较为发展，因而调节经济，克服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的方法较多，因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弹性就较大。反之，落后国家普遍民主传统较差，其生产关系的弹性也较差，一出现问题即会危及存在。因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认识，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必须是辩证的，要善于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绝对中把握相对。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一般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而社会革命的发生往往是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曾经提出过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理论。他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由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的诸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在这些因素中，经济的、生产力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决定性因素。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起义、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就是说，经济成熟了，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从 20 世纪初的状况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矛盾已极为尖锐，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发生的。而这个革命究竟在具体何时何地发生，即反对世界性资本主义统治的突破口在哪一时间，哪一地点出现，就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了。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它集中表现为是否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在考察俄国、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会发现，首先那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其次就是它们都拥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那里的无产阶级在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说，经济的生产力的因素固然是决定性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但这一变革有赖于社会革命，有赖于其他非经济条件是否成熟。否则，正如列宁所说：“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样‘方便’的。变革可能成熟了，但这一变革的革命创造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拖延数十年之久。”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胜利，并非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非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这一客观规律，而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现象绝非是一种偶然，不仅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如此，以往的新的社会制度也都是在旧制度相对落后的地方首先出现的。
4.社会形态演进的轨迹是曲折的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历史轨迹稍加留意，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带有共性的现象，即一种新社会制度取代旧制度时，往往是在旧制度发展不很充分，不太完善的地方首先开始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旧制度发展得很充分，很成熟，很完善，那么，阻止新生制度出现的力量就较为强大，“蛋壳”坚硬，自然雏鸡就难以出世。反之则要容易得多，这是一种简单的力量对比。这里，我们可以简略考察一下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轨迹。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这一社会形态最发达的地区应该是东方古代的中国。考古学所提供的新乐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遗址，以及大坟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等等都是证明。我们仅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就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里有距今 7000 年和 5000 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 12 万人之众。这里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有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有大量精致的印文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社会的运转也稳定有序。当然，其他各遗产也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还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
但是，在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变革中，中国却并未先行，倒是那些落后的地区，率先进入了阶级社会。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而且在奴隶制阶段，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是发展得最完善最典型的国家。在政治上已有多种不同形式的政体，既有君主制、贵族制，又有民主制、共和制。在经济上已有大规模农业和工业的分工，已能制造容纳几千人的大型战船。在文化上的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中国的奴隶制却相对落后。
历史再次把社会变革的重点转到了东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中，中国成功地最早进行了封建主义的革命，因为那里的奴隶主阶级的力量相对软弱，封建主较容易取而代之。这一次把西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十分发达与强盛。政治上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等级特权森严。经济上则形成了“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典型的自然经济，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诸如四大发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更不必说，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加工，形成了非常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影响极为重大深远。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把封建制推向了鼎盛巅峰。相比之下，欧洲的封建社会不但时间短，而且毫无作为，被称作“黑暗的中世纪”。
可是，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却步履维艰，因为封建制度极为完善，封建统治阶级力量极为强大。而封建制度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了成功。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随之把触角伸到了世界各个地区，采用各种手段方法掠夺财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的这种作法却无意中为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把薄弱的防线留给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使他们最先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阳光。
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次以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革命最早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区或国家。社会形态的更替总是首先出现在反动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这是一种很有意思并值得研究的现象。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早产”，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这完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历史老人没有走错路。可以说，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确信没有走错路，才会否定走回头路。显然，那种借口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各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证明社会主义早产，进而提出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种观点也从反面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成功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三）改革开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途径
也许是由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段时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许是我们对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热切向往，社会主义各国普遍犯了急性病错误，干了不少违背规律的事情，不止一次地跌跤，走弯路。今天，我们经过反思，已经吸取了几十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我们决不能再受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支配，去制定不切实际的计划，去干不切实际的事情。而应该冷静地分析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别对待，脚踏实地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1.必须分清什么是可跨越的，什么是不可跨越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指的是跨过资本主义的这种制度和社会形态。具体说来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制度。而跨越这一制度的目的则在于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给无产阶级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比如私有制的弊端，罪恶的原始积累，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无政府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而对人们的毒害，也就是说可以跨越的主要是“制度”范畴，即所有制、国家体制、观念形态、生活方式等。超出这一范畴，以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一切就会转向历史唯心主义。
那么，什么是不可跨越的呢？显然，生产力无论如何是不能跨越的，与这一范畴相联系，科学、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应当肯定的成果也是不能跨越的。因为，生产力以及科学、文明的发展具有顺序性，即它们的发展是一个有序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客观的、必然的，而且也是具体的。比如，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客观性的根据。一般说，生产力发展的各阶段是不可超越的。当然，我们在某种条件下可缩短本国生产力发展某一阶段的时间，如我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按部就班地经历“蒸汽”和“电气”的独立发展阶段，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能跨越“蒸汽”和“电气”时代的。所以，我们在生产关系方面完成了“跨越”，但不能认为在生产力方面，科学与文明方面都可以一蹴而就地“跨越”。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才能充分显示其优越性。
2.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各国都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它们都曾有过一段凯歌行进的成功时期，在经济建设上写下了令世人赞叹的一笔。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体制显出了诸多弊端。在这一时代潮流中，苏联、东欧诸国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土崩瓦解。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不仅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通过改革，我们改变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力。而对外开放则是我们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变成一种实际的操作。因为，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总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我们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现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目前在经济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发挥本国经济建设的潜力，就完全有可能成功地最终实现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东方落后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纷纷摆脱了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它们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些在经济文化上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东方国家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我们看到，诸多东方国家的发展轨迹虽有不同，却几乎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跨越式的发展过程。怎样认识东方国家“跨越式发展”这一历史现象？面向 21 世纪需要怎样的发展战略策略以继续推动这一进程？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旨问题。
（一）辩证发展规律：东方国家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客观基础
东方国家纷纷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偶然的。这种主体选择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相契合。这些国家在经历了或多或少的曲折、失误之后认识到，要想走出一条成功的快速发展之路就必须确立科学的发展战略。其中前提性条件是要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并揭示出社会辩证发展的规律。
1.跨越式发展战略符合世界的整体发展规律
众所周知，自从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之后，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单一发展历史就逐步演变成了相互作用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在 19 世纪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扩张也改变了世界其他各个民族国家的生存方式。这种状况对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的历史走向。至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格局最终形成。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走向对东方国家的后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起步晚、基础差，相对西方处于竞争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时代”，又可以借鉴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和成果，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以缩短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启示我们，东方落后国家必须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必须从世界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制约中才能找到本国的发展机遇和方向。也就是说，只有从世界历史整体出发，始终把本国看做是当代世界体系这张“网”上的一个“纽结”，才能明确东方国家发展的方向、目标，才能制定出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东方国家这一跨越式的发展理念，为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如何做到“迎头赶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这就是：落后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物质运动中“时空转换与互补”的规律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任何事物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其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张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同样道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纵向发展中，虽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完全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空间的转换来缩短历史的进程。换句话说，东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在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上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但这种历史形成的时间差距，完全能够利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空间并存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吸收借鉴已有的成果来弥补落后的时间差距。在西方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情况下，东方广大落后国家要想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大步追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借鉴吸收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果，利用“后发优势”以较快步伐实现发展，在不必经过漫长积累的情况下以历史跨越的方式完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事实上东方国家在普遍采用了“跨越式”发展战略之后，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以说，东方国家的这种跨越式发展战略，为世界所有落后国家提供了由落后变先进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成功范例。
2.跨越式发展战略符合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古至今的人类历史不断证明这样一条真理：先进的国家未必永远先进，先进中也有潜在的危机；落后的国家未必永远落后，落后中含有崛起的希望。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视了各个民族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蕴含的这一深层本质和辩证逻辑。一些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简单庸俗化，认为只要生产力落后，就不能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就只能按部就班地逐次递进发展。无法理解东方国家“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深刻必然的内在逻辑。
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把握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很难考虑到把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过程纳入到全球范围的整体框架内去把握。这种单线性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人类社会连续性和跨越性辩证统一的关系。其实，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毫无疑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具有绝对性。但这种绝对性只应体现在宏观把握上。这个“宏观”，包含着纵横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即从时间上看不是一时，而要纵览历史长河；从横向上看，即从空间上看不是一地，而要放眼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的，这一点确定无疑，是绝对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长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绝对性不能抽象存在，而是寓于相对性之中的。我们知道，具体的情况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阶段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会出现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现象，决不会整齐划一。同时，由于生产关系还受到上层建筑的制约，因而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生产关系，而同一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容纳生产力发展程度方面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民主制度较为发展，调节经济、克服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较多，因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弹性就较大。反之，东方落后国家普遍民主传统较差，其生产关系的弹性也较差，一旦出现问题即会危及自身的存在。所以，我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认识，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必须是辩证的，一定要“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绝对中把握相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一统全球”的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在全球范围统一发生作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跨越性相结合是合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现象。东方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在逻辑上反映了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本质。它体现出从世界整体性生产力的状况出发来分析和解决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思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生产力对局部性的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表现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利用整体的优势来完成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总之，从人类宏观的社会形态演变背景看，进而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世界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看，世界整体连续性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作为局部的某个国家的所谓跨越现象。这种跨越只是相对于民族国家自身而言的，它不但没有超出整个时代的性质和要求，反而是时代连续性发展的必然产物。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二）全面协调持续：东方国家推进跨越式发展进程的条件保证
东方国家要想快速进步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毫无疑问需要跨越性发展。但跨越性一定要与全面性、和谐性、可持续性相结合，以避免重大的“倾斜”或“震荡”。只有全面和谐持续的跨越，才能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
1.科学发展观为在新世纪推进跨越式发展进程明确了方向
面向 21 世纪，东方国家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时代要求调整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决策。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应该说，跨越式发展的目的是要改变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状态，使一段时期内“落后”的现实尽快得到改变，早日进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前列。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进而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保证人民真正受益。应该说，全面、协调、持续，这是对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性要求，是顺利推进跨越式发展历史进程的必要条件。这种以“全面、协调、持续”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正在中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所有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跨越式发展与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
应该认识到，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跨越式发展强调抓住机遇、打破常规，缩短发展进程以实现质的飞跃。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中的全局统筹、各方协调和可持续性，是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局部到全局，经过量的积累和部分质变，进而达到全局质的根本性变化的完整过程。因此，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一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保证。因为，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建设，使社会整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才能保证跨越式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等诸多因素的良性运作、推进，才能取得积极的结果。另一方面，跨越式发展又是可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就实质而言是着眼于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归根到底旨在发展，任何停滞不前或低速发展，任何一味强调稳妥而放弃能够加快发展契机的选择，都是背离科学发展观根本精神的。跨越式发展为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快”提供了由可能到现实的途径。只有抓住机遇，勇于和善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握住推动事物发展的主动权，才有可能真正推进发展，有可能将落后的现实尽快转变为先进。
在 21 世纪国际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大背景下，东方国家必须积极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只有正确处理好跨越发展与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超常发展，才能完成历史性的发展任务。
（三）开放合作创新：东方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手段途径
我们要从东方国家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寻求把握东方国家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由于东方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的，所以必须坚持开放，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成功经验和成果。同时要加强合作，不断创新，走出一条成功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1.要坚定不移走开放之路，正确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东方国家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互关系，如何不断吸收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这是东方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事实上，自从 20 世纪中叶后大批东方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独立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世界就形成了东方与西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历史格局。在 21 世纪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道上，具有几百年工业化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虽是“老马”却步履强健；而东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还只是“幼驹”，尽管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实力还相对弱小。为了保证在新世纪的发展大道上加速迅跑，我们必须解决好一个实践课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好东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在力量对比失衡的竞争中，既要有效抵御西方强大的压力，又要大胆吸收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首先认识上要善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正确地处理好东方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复杂关系。其次还要切实探索如何真正把“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成果”变成一种实际的有效操作。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成果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 21 世纪，东方国家一定要继续探索，继续在开放中坚定不移地“向西方国家学习”。
2.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这是东方国家不断发展进步的灵魂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是手段，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发展我们自己，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果经验的过程中，既需要“拿来主义”，更需要解放思想，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勇于创新。“向西方学习”需要智慧，“借鉴”只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为了更好地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所以，东方国家在跨越式发展这条道路上，还需要在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成果的过程中，努力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我们在新世纪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各个方面大胆创新，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等。可以说，创新是推进跨越发展进程的强大动力。
3.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为快速稳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21 世纪的主题，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来说，在 21 世纪要想实现伟大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没有跨越发展绝不可能，而这就需要和平与合作。没有世界和平与各民族的合作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努力创造和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发展进步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要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世纪的前二十年，将是我们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和平发展的重要机遇，以快速、稳健的步伐前进，在我国早日建成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类社会富足和谐幸福，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们孜孜以求社会理想。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率领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大步进行“历史跨越”。我们相信，东方国家一定能够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建设的“跨越”之路。
（撰写人 孟宪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把它简称为“两个必然”。“两个必然”的表述可以有多个角度，既可以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也可以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角度。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就是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角度表述的。“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结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追求的总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和最低纲领的总依据。”
战后，基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自身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获得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同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论断的正确性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必要对这些质疑进行分析，以澄清人们的理论困惑。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相互学习中出现了某些共同特征，这是否意味着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
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策的主流，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了全面的干预和调节。这主要包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行一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某些公共产品，推行国有化，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实施一定的税收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理论与政策的严重弊病。为了对付“滞涨”，美英等西方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是，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其经济调节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干预的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很好的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社会化生产，都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要求进行管理；两者都是商品经济，都需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在现象层面，我们仿佛看不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以自己的理由与优势并存于一个世界的现实”，两者“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将来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无声地扩大为兼容并包各种制度长处的大混合经济”。
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论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经济方面要区分两种不同层次的问题：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两者有相同的一面，不仅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而且对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言，这种学习显得尤为必要。列宁曾提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另一方面，在基本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不存在互相学习，更不会趋同。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改革开放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他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方面占优势的前提下，所谓的趋同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复辟。苏联解体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的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诸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当代的民主和法制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产物。”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而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现在，不仅应该“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而且应该“肯定地说，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
。就这样，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作用下，苏共抛弃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坚持，最终尝到国家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苦果。
（二）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是否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
战后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推动核能、半导体、航空航天等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已不到 3％；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所占比重有升有降，大多保持在 30％～ 40％之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 60％，美国更是高达 72％。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有人甚至把信息产业界定为“第四产业”。科技革命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 30 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 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3 万美元还多。
《参考消息》2004 年 7 月 13日报道，据世界银行公布，2003 年全球GNP36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10.9万亿，独占 30.28％；包括美、日、德、法、意与加拿大的七国集团，总人口占世界 11％，但GNP却占世界 65％。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缘何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反而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获得较大发展呢？战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巨大发展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呢？苏联解体后，“历史终结论”的叫嚣更是盛行一时。这种形势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某种消极与负面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所谓的经济上的繁荣呢？
首先，“两个必然”实现的条件尚不具备。马克思不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而且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实现的条件作了经典的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两个必然”讲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而“两个决不会”讲的是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完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成熟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我扬弃的特点，尚具有在自身范围内进行调整的余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不断进行调整，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每一次调整都客观上适应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既然当代资本主义尚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定的活力，那么它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灭亡，这并不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只是条件还不具备而已。
其次，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来实现。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地变化。从劳动者在三大产业的结构来看，农业劳动人数锐减，工业劳动人数增长缓慢，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超过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分布来看，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工人增加，传统的蓝领工人减少了。新科技革命、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同质化消失了。”“以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阶级对立简单化已成为过去。”“同质化”被破坏，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和来拿和团结的经济基础被侵蚀而动摇，“两个必然”实现的阶级依托被弱化了
。“在这种普遍的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由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短期内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几乎不可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要在不断积蓄力量中等待新的发展契机。
其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其局限性。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危机看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美国《纽约时报》2009 年 12月 28 日登载了保罗·克鲁格曼的题为“大零蛋”的文章。文章认为，从经济观点出发，建议将过去的十年称为“大零蛋”（ the big zero）。在这十年中就业岗位零增长，普通家庭经济收入增长为零，对房主而言是零收益的十年，对股市而言，这十年即便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收益也为零。《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12 月 30 日报道，21 世纪的头 10 年是日本经济“萎缩的 10 年”。据经济学家预测，2009 年日本的名义GDP约为 473 万亿日元，比 1999 年减少了 5％。10 年间，日本GDP年均减少 0.5％。除去物价因素的影响，10 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 0.7％。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头 10 年被称为“失去的 20 年”，今后 10 年能否走出通货紧缩，已成为关注焦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也在下降。2009 年 11 月 9 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对 27 个国家 2.9 万民众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仅有 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 23％（这一数字在法国为 4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
（三）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克服和改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战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也由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斗争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实行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以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关于职工持股计划。战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股份制，让职工和机构投资者（日本称法人投资者）持有股票，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战前的日本，以家族为核心的六大财阀控制着一些大公司的绝大多数股票，但现在法人持股率已达到 80％以上。美国的股权分散程度更高，大约有 4700 万人直接持有股票。美国经济学家凯尔索和阿德勒认为，工人持股就是资本家了。由于持股的工人越来越多，现在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反，已具有人民性了。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终究会发展为一个“全民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战后，多数西方国家推行了覆盖面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其中，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被奉为典范，又称为保障社会主义。我国国内的“保障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并不需要消灭私有制”，只需要把大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当然，瑞典实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调整呢？这些调整是否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了呢？
首先，全面客观的评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积极意义。生产关系的这些调整，客观上确实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作用。20 世纪 50～ 70 年代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也获得了增长。
其次，股份制和职工持股计划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股份制只是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没有使资本所有权发生实质性的转移，股份公司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或垄断财团的手里。20 世纪初，垄断资本家需要占有 40％的以上的股票才能控股，而现在只需占有 3％～ 5％的股份就可以有效的控股。股票的发行和占有越分散，中小股东越多，大股东借以控制一个股份公司所必需的股份就越少，从而对垄断资产阶级就越有利。法国学者苏珊娜和沙奈认为：美国的金融资产很庞大，但金融资产的分布很不平衡，10％的富有者占有 90％的金融资产，普通工人至多 10％的金融资产。美国工人虽然持有股票，但大多数债台高筑，长期不能偿还住房债务。在法国，有稳定职业的工人的红利收入一般是 2000～ 3000 法郎，一般不超过 5000法郎。因此，职工持股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有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措施之一。
其三，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减轻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控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西方右翼政党掌权以后，工人的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被大幅度削减，退休金、养老金和失业救济以及贫困救助的条件更加苛刻了。事实证明，当今“福利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更没有彻底消除贫困。200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德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46859 美元、44660 美元和38559 美元。美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饥饿和贫困却从来不曾离开，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据路透社华盛顿 11 月 16 日电：美国政府周一发布报告说，1 ／7 的美国人难以吃饱饭，超过 1 ／3 的人有时会挨饿。这是 1995 年美国实行“食品保障”报告制度以来的最高比例。美国农业部称，在 2008 年，14.6％的美国家庭（约等于 4910 万人）“由于财力匮乏难以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足够的食物。”约 5.7％的美国家庭（约为 1730 万人）“食品保障很低”意味着家庭中的一些成员不得不吃得更少。
（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否优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宣扬其价值体系及政治经济制度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战略，试图挤压社会主义的生存空间。这股自由主义的思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掀起波澜。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开始困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走错了，是不是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搞“三权分立”；有人认为，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多个政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更有利于防止腐败；有人认为，“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选，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等等。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加强价值观渗透，频频打出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大旗，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评判，并声称这些价值观具有“普世性”，是人类应该共同追求的价值。近日发生的谷歌事件又是一场被打上中西价值观冲突烙印的事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呢？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中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几百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地方。“源于西方”的很多价值观念比如说民主、自由、公平等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部分。源于西方并不等于从属于西方，这些价值观念中确实有普遍适用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是西方国家提出就对其退避三舍，这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建设。我们应该吸取人类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来发展自己。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其局限性。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反映，本质上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不像其宣扬的那样优越，而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西方一直宣扬“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宣称其如何通过权利制衡的方法防止出现少数人的独裁和专政。不少人潜意识地认为西方国家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似乎不搞“三权分立”就理不直气不壮。真实情况是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立法权和行政权并没有分立，实质是两权分立。而据法国《世界报》12 月 31 日文章称，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开始失灵”。政治家提出这样问题：权利制衡的政治体制使参议员有权过分阻挠政府；互联网和有线电视使各类极端分子可以制造与其真实地位无关的影响力；永远存在的竞选问题又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
其三，“普世价值”之争实质是政治话语权之争。西方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具有借鉴、吸纳和包容的宽阔胸怀。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问题。”
这场争论双方观点交锋集中在政治话语层面，是话语权之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密切相关，政治话语离开学术话语的支撑就会丧失说服力。所以，我们既要从政治上揭露“普世价值”论的实质与危害，又要有针对性地从学理上加强论证。
“两个必然”在当代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重大挫折而遭遇诸多挑战。我们在细数这些挑战的原委之时，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首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从产生到衰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身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并充分显示出优越性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指日可待的现实前景。”
社会形态及其交替是对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握，是大尺度观察的结果。我们应该用历史本身的尺度，而不应用个人人生的尺度去认识和把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其次，“两个必然”在当代集中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资本主义的诸多变化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的变化，诸如剥削方式的隐蔽化，股权的分散化，经济调控方式的计划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化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从剥削是否残酷等伦理道德观念出发来论证的，但是，这毕竟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展示其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以巩固、发展，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初步展现了优越性，“两个必然”的科学性正在得到论证。任何制度的建设乃至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其优越性的体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主义也不例外。随着中国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会更为强烈，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
（撰写人 常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