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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呢？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维系全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直接产生于并从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观念形态。只有当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也就是说，当他们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并以科学预见的形式，大体上勾勒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远景之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开始产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丰富、有机统一的整体。”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观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代表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体现着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帅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对一个价值体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主导价值观念，只要主导价值观念没有变化，整个价值体系仍然是稳固的，而当主导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整个价值体系也就随之倾斜了”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居于最高层面”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吸纳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无疑包含极大的超越性。马克思从人的解放意义出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传承了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人文主义精神。同时，‘以人为本’思想又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当代中国人文意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历史互动过程。从本质上考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超越性并不由于任何外在制度因素限制而被磨灭被消解，恰恰会随着制度历史的曲折发展一再反复被提上人类精神生活的议事日程，并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而成为人类进步的根本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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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新的核心价值观念至少包括这么几个内容：对产权的尊重、对帕累托改进（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机会均等和是非观念等”
。有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价值体系都有两个核心价值观念，一个是劳动观念，另一个是地位观念。劳动观念和地位观念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否则会对整个价值体系造成不利的影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最大的弊端是劳动观念的缺失，当前价值观念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树立积极向上的劳动观念。”
还有学者提出将儒家核心价值观与现代伦理价值相嫁接，“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的发展中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淘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
有学者认为，“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似乎都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有学者指出，“正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正义价值观要落实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上”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现从四个方面分述之：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意识出现了多样化倾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无论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思想文化建设，都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就会失去共同前进的思想基础，必然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乱。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反对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思想倾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必须指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绝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更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的挑战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同时，国内改革深化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选择必然趋于多样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历史进步与文化活力的同时，也对社会生活产生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观念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将会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还会是尖锐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
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克服封建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西方社会民主党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所以它们鼓吹的“自由”、“公正”、“互助”等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始终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而流于空想。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前苏共领导人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鼓吹打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所谓“精神垄断”，将十月革命视为“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接受所谓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悲剧。这方面的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和汲取。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由于我国现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也日趋多样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必须看到，意识形态越是纷繁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越不能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越不能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党和国家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切实整合和塑造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当代社会进步潮流的价值观念，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们共同奋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推进、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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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党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根本价值取向，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价值准则，才能动员和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社会发展是内含价值理想的历史过程，正确的社会理想反映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现实可能性，反映着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概念，突出强调了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性。就主体而言，个人信仰和社会理想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个人需求的自我性与满足需求途径的社会性的矛盾，是人类价值追求中永恒的矛盾。就个人需求的满足以社会为中介而言，个人的价值理想既是自己的，又是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确的个人价值理想，不仅可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而且会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衡量任何社会理想的价值尺度，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依据科学的社会理想来树立个人的人生信念，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社会和政治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奋斗纲领，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自觉选择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理想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合理价值理念自觉继承的结晶。作为社会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紧密结合我国实际的合乎逻辑的产物。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是伴随劳动群众不断反抗资本的统治而得到传播和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用毕生精力阐明了从商品到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揭示了以资本为本位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并存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理想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选择，而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并最终选择的结果。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历史，努力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历史。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清王朝的统治者既不能完成内部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转型，也不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证明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所追求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也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提出并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民主、富强的百年夙愿。最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起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通过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逐步实现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振兴发展这一历史主题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界的多次论战，使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19 年 7 月展开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0 年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不仅极大地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为我们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25 年下半年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1928 年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哲学问题论争，不仅深化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论争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以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讨论，从不同领域回答了中国历史走向问题、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问题，使社会主义理想在民族文化和心理中扎下了根。
“共同理想”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民族、党派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口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渐成为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早在 1980 年 3 月，《人民日报》转载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要通过大家的艰苦奋斗，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邓小平对理想建设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理想”。他还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共同理想”的正式提出是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全会提出了“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任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决议还要求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此后，共同理想教育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成为“九五”、“十五”、“十一五”计划（规划）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他还强调：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定为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
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共同理想教育。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理想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它综合性地包含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它向我们描绘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第二，它把理想与信念包含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理想与信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理想的形成总有其信念的基础，并体现一定的信念。认同和追求一种理想，同时本身就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脱离了信念的理想不过是一种单纯的设想和想象罢了。第三，它不单单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且包括追求和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和方式。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式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追求理想的实实在在的过程，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追求和逐步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
社会发展的阶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具体的阶段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我们的最终追求，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若干个阶段性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比，阶段性的理想更为具体，也更容易接受。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从愿望表达和利益代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着党、国家、民族、个人利益和愿望。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党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而奋斗，国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个人要过上宽裕的小康生活，这些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愿望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得到汇聚，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同时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全社会共识，成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民族心理上的认同性。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对自己古老文明的自豪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渴望民族复兴的心理基础。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受尽磨难，中国人被讥笑为“东亚病夫”。民族衰落的屈辱孕育着民族复兴的期望。拯救民族危亡，取得民族独立，建设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共同愿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领各族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民族心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并不是凭空而来，它是中国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逻辑结论。
首先，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深深植根于时代、历史和现实之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也是理想与空想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使人民认识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把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奋斗中，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个坚实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其次，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代中国，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树立共同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又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生动实践；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历史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决定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经过艰辛探索才找到的正确道路。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在于其根深深植于国情之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最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反映。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问题，包括要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还要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这就是说，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认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向往具有时代性，不仅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反映。
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延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 56 个民族广泛认同的思想品德、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同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江泽民指出：“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
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成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铸就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是被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崭新的精神风貌。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渊源，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光大，时代精神的形成离不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须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和新时期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凝聚、激励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富裕，靠的也是这样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靠的还是这样的精神。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利于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是应对国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图谋的强大思想武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锐意进取，奋发图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新世纪新阶段，尤其要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营造良好的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环境，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塑造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不断丰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人民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进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平等、竞争、效率观念不断增强；扶贫济弱、公平共享，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得到普遍推崇；民主、科学、法治的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从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丰富，主要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时代精神这一有机整体中，改革创新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改革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灵魂，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所谓创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社会的发展一刻不会停顿，改革创新也就永无终点，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才能实现跨越、跨越、大发展。正是依靠改革创新精神，我们创造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一。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 5000 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奠定了中国文化中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品质，对后世影响很大。求新就要与时俱进，引领时代潮流。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从科学实验到发明创造，从工作到生活，没有求新创新，社会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不会进步。正是在民族富于创新进取的思想传统推动下，我国不仅以著名的“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等伟大创造闻名于世，以诸子百家思想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宝库，而且以不断变革创新的实践，彪炳人类变法自强的制度创新史。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所表现的创新性，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国情、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种种主观条件所作的科学把握，对于民族生存发展问题进行重新定位，才使得民族的发展有了出路，有了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时代精神的培育，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孕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时代精神：井冈山精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延安精神——“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西柏坡精神——“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重视时代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可以说，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弘扬的时期，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试验，再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都是弘扬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大力倡导“64 字创业精神”、“98 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新航天精神”。这些精神都体现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浩然的革命正气，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科学精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集中推出了郑培民、牛玉儒、杨业功、李索芝、许振超、王乐义、任长霞、宋鱼水、张云泉、方永刚等重大典型。这些典型产生于实践，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和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同时，利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70周年和抗击非典、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等重要契机，宣传和弘扬时代精神，极大增强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历史观点来看，真正的改革创新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战胜自我和超越自我；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当代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适应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核心价值要求。在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需要，代表了先进价值走向的时代精神的牵引和推动。
开展时代精神教育，是实现社会价值传递和个体价值塑造的重要载体，也是协同社会价值观、激发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统一、稳定的根本途径。
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起点，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新时期新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弘扬和培育时代精神纳入到公民教育、党员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各类主题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积极传播时代精神，充分展现时代风采。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深深地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全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2006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在这里生命与荣誉结为一体。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升华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追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平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每每谈起这些精神，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与热爱祖国和人民、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 80 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6 年春节期间在延安考察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我国人民用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幅幅壮丽的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的新画卷，包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近年来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 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各个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积极探索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标杆。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帽”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二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 6000 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工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 21 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1] 程伟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载《文汇报》，2007 ～01 ～ 19。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