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杨凤城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中国著名党史学者、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共党史系系主任杨凤城教授。杨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著有《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教工委的多项课题。同时兼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高校教学研究理事会会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学术兼职。杨老师不仅科研成果卓著，而且教学经验丰富，曾被评为我校优秀教师、十大教学标兵、宝钢优秀教师。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开讲。

杨凤城：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刚才介绍的我有点要坐不住，我主要还是个教书匠，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学校让我做个讲座，然后我就报上了这个题目，报上去后我就开始后悔了，这个题目太大了，这整个是一门课，可以讲一个学期了，至少也是半个学期，但是，这个事已经说出去了就不好收回啊，这就形成了骑虎难下，只好骑上去再说，总有办法下来。

那么，我找到了一个什么办法呢？那就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一些点，关键的点。这些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国化探索，那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且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抓住这几个点、几个问题或者几个方面，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描绘出来、分析出来。

我要打通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个大的理论体系的区隔，贯穿下来，看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理论创新。要做这样的梳理，首先要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重大创新才能反映共产党几十年的历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以，我想先树立一个标准，不一定准确，但是它得让我自己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假设。

第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理论——中国化理论的实践背景、问题背景，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实践的积累，要解决的不是个别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而必须是一系列凸显的问题；第二，它不能是微观的言说，它必须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就是这个理论提出后，它应该标志着中共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思想有重大的战略转变，它必须有战略意义；第三，就是它的理论母体作用，也就是被提出的理论，能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延续提供一个基础，提供充足的、坚实的出发点；最后，我借用已故的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的话，就是看这个理论的“异端性”。那被提出的理论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里能否找出直接的依据，找不出来，或者不能找出来直接的依据甚至找出来的恰恰和中国共产党言说的相反，这就是“异端”特征，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能达意。

下面，我就按照这四条标准来观察、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就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我认为对中共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理论，它是中国化历程上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并且“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才被最终明确下来。1921 年中共以成立到三十年代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革命探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失败、成功的经验教训。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讲，你说中共为什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农村包围城市”啊！你说中国革命为什么有特点？当然也是“农村包围城市”。跟谁比较有这个特点，坐标在哪啊？俄国“十月革命”——先城市后农村。你仔细想一想，它背后的意义是很大的，这是需要革命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勇气。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住在城市里的，所以按照理论逻辑，共产党自然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依靠其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搞革命，这才是正道，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先城市起义的成功经验，所以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实践证明来看，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不是跟它相反。

其实再仔细思考一下，中国革命道路仅仅是考察到跟苏联相反，不是先城市后农村，而是先农村后城市，这是比较粗的俯瞰。但要真正看看中共在这个道路上挣脱苏联的框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步，它不是一个农村、城市的问题，而是革命的形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干柴烈火、熊熊大火，你一点着很快就烧遍全国，是短时间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什么，先做群众工作，当然首先是城市里的工人，在抓住工人之后经过酝酿突然罢工，然后接着武装起义，然后全国迅速被熊熊的革命大火烧遍了。短时期内狂风暴雨式的革命。你说你去搞军队、搞根据地，慢慢点火，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这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样式。或者换个角度，革命是洪水，汹涌的洪水上来之后，在短时期内就把旧社会、旧的高楼大厦冲毁了。你把一个楼围起来，然后在周围挖河，拿水把这个楼慢慢泡塌了，这不成。这是革命最初理解的样式。于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跟孙中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说在广东搞根据地、搞国民革命军，我们慢慢的北伐。共产党最初不同意、批评他，说你不能这么做，这算什么革命？十月革命是什么？先发动群众，工人暴动，然后短时期内就推遍全国，一下子就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才叫革命。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这个比较难做到，后来就有了第二步，也就是说共产党经过很多年的探索，是在城市里发动工人搞总罢工、武装起义，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革命胜利比较难。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实行分共、清共政策，逼着中共和他分裂，然后毛泽东等人到农村去了，在农村立下了脚跟，组建根据地，组建了红军，你不能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城市里的工人一时发动不起来，农村的革命力量在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就趋向于实际，认可农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在农村搞根据地、建立红军，这是推进革命高潮，推进胜利到来的重要手段。但你别忘了，它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和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不是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不断发展，而是城市工人的总罢工、起义。你可以弄一部分力量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红军，不断地扩张根据地。但是，共产党还是依然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起义上，然后等哪天动员的差不多了，几个大城市的工人起义了，由罢工到起义，这个时候红军要起配合的作用。比如说，南昌、武汉工人罢工，起义了，然后附近根据地的红军赶紧去配合它，去攻打南昌、武汉，这样促使革命高潮到来，然后再迅速的把全国占领，是这个思路。也就是说过去我过于执著于城市里的革命方式，要短期的迅速的遍及全国。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农村的根据地和红军的作用。但是别忘了，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最终革命胜利的力量还是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总罢工、武装起义，再加上红军的配合，这样迅速取得胜利，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才是毛泽东后来阐述的，短时间内群众的武装暴动不成，你把我在农村创建的红军和根据地视为配合城市武装起义的配角也不行。城市工人无法爆发大规模的罢工和起义。所以，怎么办？你革命胜利的希望得压在我这儿——在农村培植红军力量，国民党不断地围剿，我反围剿，壮大红军，然后我的根据地由小到大，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地扩展，先在农村，然后包围城市，最终把城市淹没掉。慢慢来，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而它的道路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他是这么搞得，这么一步一步认识到的，并不想了解的那么简单，而这个过程引起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大家要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有一场争论，就是在国民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到底是以农村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因为跟国民党合作，从共产党成立到 1927 年之前和国民党合作，都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只有少数共产党员到农村去。现在跟国民党不在一起了，我们的工作重心在哪里？那当然还是城市，中共中央长期待在上海——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重要表征。所以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的积累才最终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没有这条道路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确定下来这个东西之后，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的大后方，还有一条黄河——天险——跟日本人隔开了，所以毛泽东也有时间坐下来想这个问题了，从理论上来阐述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逐渐上升为第一位。毛泽东确实是了解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成为中共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王明等人且不说他们“左”、“右”的问题，主要是书生气，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另外一个就是听共产国际的。你说听共产国际为什么？因为当年有这么个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那是各国共产党的总部，中共只是一个支部。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我们都知道，我们共产党的组织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所以你必需的听共产国际的。当然这里面还是有空间，还是有灵活度的，王明等过于关心共产国际，关心苏联。共产国际在苏联距离中国千万里之远，现在坐飞机还得八小时到莫斯科，它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实际，了解的那么及时、那么透彻，所以王明他们主要是两个问题，书生气，不了解中国实际，没有战争经验，毛泽东他们是从战争实际中走过来的。虽然王明等当年不同意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路线。但是他们还都是佩服，说“老毛有经验”。另外，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如果说工人阶级有了祖国，那是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这个观点。那当然站在我们中国的角度，毛泽东批评王明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关心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关心太多了。经过中国革命十几年的摸索，我们要走不同于苏联人的道路，那你为什么？你得有理论说明。抗战时期延安环境比较安定，又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城市为中心的理念带来的损失，然后扎根农村带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了，我就能从理论上进行提升了，所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把中国革命的理论给它系统的解答了，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确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战略的转变，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毫无疑问的，它的异端性也是很明显的，离经叛道。在当年，“左”的人的指责就是离经叛道。有了这个理论之后我就能有另一套打算。我既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就得要搞根据地的建设——民主政权、财政经济，还有农村条件下党的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就有了出发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中国共产党需要以在城市活动为主要因为阶级基础在城市，而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要以工人为主体，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论。以农村工作为中心，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离开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居住地——城市，这就让人产生了疑惑，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找不出几个工人，农民党员到是很多。农民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里，尤其是列宁的理论里，是乡村小资产阶级，这个事就马上提出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文件对此也是忧心忡忡，它自己都觉得很担心，说我们党有被农民化的危险。所以提出的口号是我们的骨骼要换，我们的血液也要换。

骨骼换就是换干部。那个干部是怎么回事呢？共产党最早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大学生组织的，一大的时候 53 名党员，其中 51 人是知识分子，而在马克思列宁尤其是列宁的理论里，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列宁讲得非常明确。53 名党员中只有一两个工人。具体身份还有争论。所以，这个事就比较麻烦。而这些知识分子有理论、有经验，都处在共产党各级的领导岗位上，所以领导者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而普通党员是农村小资产阶级，这怎么叫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党员比例在 1921 ～ 1927 年在上升。但是 1927 年退出城市以后，工人党员的数量急剧下降，一个是国民党屠杀，另外一个是在革命高潮中发展党员不会像现在这么审查严格，也不像现在这样写思想汇报。革命高潮来了，需要急剧发展组织，这个可以理解。没有严格审查的人入了党，形势一变当然会脱离共产党。

1927 年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分共、清共之后，上海南京的报纸经常登脱离共产党启事，其中工人不少，当然还有坚定地留在党内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牺牲，你要想去填补工人党员很困难，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而农村又远离城市，共产党和其阶级基础见面非常不容易。如果改变血液——普通党员，大力吸收工人入党、限制农民入党，那等于让共产党不发展。所以骨骼也换，党员也动，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是工人出身，知识分子出身不行，所以换。换的结果是什么？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顾顺章也是上海工人，结果被国民党在上海抓起来之后，都变节了。关键是他能力有限，当年的工人和现在不一样，没文化，而且也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就导致了当年让共产党非常头疼的问题，出现“秘书长专政”，秘书长都是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才真正有经验有文化，掌握实权，而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就是个摆设，所以这是一个困境，解决不了，血液换不了，骨骼换了，发现有个“软骨病”，无济可施。

大家学习党史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有个重要内容，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党放在党建首位。这个说法属于中国特色，只有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只有在长期农村战争的环境中、只有在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情况下，才可能提出来。原因在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入党之人不是工人，便可用思想建设的方法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思想建设就是我加强对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清除我认为你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看上去简单，但它的确是解决实际问题、符合中国实际的途径。当然了，我们不能就此推出另一个结论，说还是在农村建立共产党好。你也不能这么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当然，这也导致苏联共产党、斯大林，从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前对美国特使讲，你不用担心我们战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会，因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特别担心日本从东面进攻苏联，形成两面夹击。斯大林通知延安，你们赶紧送几个师到中蒙边境，我给你提供武器，与日本人展开正规战。毛泽东想，这哪儿行？我就这么些人，力量并不大。你给了我武器装备，真要跟日本人打阵地战、正规战，显然打一段时间就会被消耗掉。不可能，当然也不好拒绝，就强调各种困难，强调我们八路军作战主要是战略上的作用，还不是战役上的作用。那就让斯大林觉得，这跟王明他们当年大不一样。你要知道，当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支持张学良，要收回中东铁路，那时候我们共产党的口号也是“武装保卫苏联”。这个事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十月革命之后就暂时有了祖国，那就是苏联。所以我们要促使国内的反动政府失败，最好的局面就是苏联红军直接打过来，我们就解放了。他是这个设想，和今天的观点大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摘掉了这个民族主义的怀疑和帽子？很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除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尽到国际共产主义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对毛泽东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强大了，我们苏联就可以负担稍微轻一点，我们苏联主要负责欧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呢，负责亚洲地区国际共运。那你是亚洲地区国际共运的负责人啊，毛泽东当然高兴了，但你不能光高兴啊，你该尽责任的时候还得尽责任啊，所以抗美援朝战争，有国际主义义务的因素。

我们回过头来讲，党员的主要成分长期是农民，那还是会在心理上留下一点东西。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谈到选择首都的问题。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那是上海，可是我们又不能把首都放在上海，而北京是个商业、消费城市。当时的观念，店员、商业领域的工人，你也不能说他不是工人阶级，但不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所指，不是主体。当年讲的工人主要是指产业工人，也就是现在我们说所的蓝领。所以，北京要发展些工业，要搞建设，要有产业工人队伍。当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执政地位，就大量的发展产业工人，你们看建国初期，主要的党员发展方向就是工人。其他出身的限制比较严格。当然农村搞土改，也要适当发展农民入党，但主要方向在工人。

总之，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革命道路上的中国化，对于中共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革命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一步，才可能有未来。这是我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来展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主要创造、创新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我就要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我觉得可以称得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理论的阐述和实践，这个大家都清楚的。马克思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马克思的设想一个也没有落实，而且实践恰恰和马克思的设想相反，凡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国家。所以，从这个看，你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那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这是连带的，而十月革命首先打破了这个理论设计。俄国原来是欧洲落后的国家，而且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年里，几乎四十年，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就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爆发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你怎么解释？

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列宁，他当年还是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几个欧洲国家同时爆发，当然不是同一天，但不能相隔太久，才可能最终立得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军队的，你怎么可能一国立得住？

你们看列宁、苏联共产党，最初也是要搞世界革命，后来才转到要保卫苏联。所以，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指责苏联输出革命。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不是一国的。当年还是抱着希望的，但后来发现这太难啦。所以，后来才慢慢转变，输出革命要暗暗中进行，同时要处理作为国家和西方各国的关系。所以就变成了两条轨道。

苏联这样落后的国家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那么列宁就先提出来，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当然列宁又讲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但是我们客观地讲，列宁对共产主义的到来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他在1920 年的时候接见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时就讲，你们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人，经过实践，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会比设想长得多。但是，他们始终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惦记着什么时候向共产主义过渡。那最典型的是，赫鲁晓夫在 1957 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宣布从现在开始，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同时在党内讲到 1972 年，苏联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也还是想这个事。所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复杂性这样的认识是后来的事。当然，苏联也有有益的探索，就是他们觉得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两个阶段，但总体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到来还是抱有乐观态度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以赶超美国作为标准？包括中国1958 ～ 1960 年的大跃进，以赶超美国作为进入共产主义的标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可以化约为一个公式，共产主义等于无产阶级政权加美国的生产力。中国、苏联缺的是美国生产力，而美国缺的是无产阶级政权，什么时候这两个撞到一起，什么时候就发生社会化学反映，就进入共产主义。你可能觉得这个认识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是，你要知道，马克思设计共产主义，是建立在 19 世纪英国生产力的基础上，他认为在英国这样的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很短时间就能进入共产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生产力是生活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无法想象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克思如果活到 20 世纪 50 年代，看到美国的生产力，他肯定认为美国早就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了。

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大跃进”。除了毛泽东那代人要急于改变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国际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前段时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看当年给高级干部看的“内部参考”，我感触非常深。你不能说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没认识，你翻毛泽东的讲话经常讲，中国是人口多、底子薄，非常落后的国家。但他同时又强调贫穷落后带来的优势，用他形象的话讲，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就是强调，它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激励作用。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是激发你的干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个呢，我们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儿？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它的优越性之一就是给社会生产力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它能使生产力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个认识？贫穷反而会有优势？没有革命战争的经历，不会有这个认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什么？我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跟你国民党作战，我军队人数不多，装备不行，没有政权没有掌握社会资源，各方面都不行，但我最终把你打败了。如果用形象话讲，你是飞机大炮现代化装备都有；我靠什么？我喝着凉水吃着小米扛着大刀，我就能把你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凭的是什么？意志、精神。没有这个经历，就不会有后来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主观能动性给予莫大希望。包括后来林彪讲，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你要知道，没有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他绝不会讲这个话，你东北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那是主力，跟日本人在热带丛林作战，最好的装备，你共产党凭什么和它打，凭什么由弱变强？还不是靠你的主观能动性，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靠官兵的顽强意志。所以没有这个经历，你能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这个东西，对错那么简单，他都有原因。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还有国际因素。中共的自信心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上升得非常快。大家都知道，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问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浪潮，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非斯大林的浪潮。好，社会主义被定位的那么理想，你怎么会出这么严重的问题？连毛泽东都讲，苏联肃反扩大化在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发生。那斯大林的个人专政那么严重，你原来的言说那么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当时出现一片混乱，包括苏联自己内部，包括东欧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大家只能就事论事。中共当时没有表态，几个月之后，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发表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机关报转载。“内部参考”列了一个长长的表，给你介绍，真理报删掉了一句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文照登，南斯拉夫共产党全文照登，等等，都是全文照登。然后接着评价，中共理论水平高，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角度来看斯大林问题出现的根源，具有说服力，一片赞扬之声。过了几个月，又一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机关报全文转载，或删的很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关报。当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富有影响的英国共产党领袖格兰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都对中共和毛泽东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理论、有水平，把这个问题说清了。

再看实际，我中国共产党不光有理论。波兰事件爆发后，你苏联惊慌失措派兵，那时候刘少奇到莫斯科去，说不能这么干，兄弟党之间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你最后听了，问题解决了；然后是匈牙利事件爆发，我们判断是反革命事件，你苏联该派兵又不派兵，又是中共说，你要当机立断。正因为这些，那才有 1957 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那样的待遇，从来没有的。毛泽东进会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入座之后，大家才坐。你要知道，都是共产党领导人啊。这是没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时候是高度自信，觉得苏联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不成熟。斯大林在的时候，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对象，谁也不敢不能挑战老爷子的权威。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不在了，你新的苏联领导人不成熟，理论上说明不了问题，实践经验也不足。而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理论水平有实践经验，我缺什么？国家实力。如果我有苏联的国家实力，那不用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就会自然转到中国。所以，你看毛泽东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说我们中国虽然人多，但是我们国家实力不行。你们苏联有多少多少吨钢，我们才有多少多少吨钢。所以还是你们苏联为首。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尽快拥有跟我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相匹配的国家实力呢？搞“大跃进”。我们探索一种新的方式，把我们的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上来，一旦提升上来，那就好办了。到了后来，中苏关系闹翻之后，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到中国了，苏联已经“变修”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你要知道，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追求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泽东讲过一段话，革命时期需要外援，革命胜利后援外。

我们回来再看“大跃进”。由于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带来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和大量非正常死亡。欲速则不达。你的主观愿望很好，事没办好。在困难面前，再狂热的头脑也会冷静下来，就是车撞到墙上，开不动了。所以，开始反思。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思想很有价值，但是没有展开论述。如果进一步思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相比有什么特点，我们怎么从不发达的现实出发，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策略？没有讲。而且，我们客观地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党内急于求成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根除。当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太穷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太想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文革”前，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讲，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1965 年开始，用十五年的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然后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即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在世界前列。现在你想一想，即使没有“文革”，20 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也很难走在世界前列。这反映了什么？还是急于求成。

“文革”结束后，再次打开国门，政府代表团出国一看，才清楚现代化是什么样子。不是你闭门造车能想象的。1978 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着一个政府代表团到欧洲，回来之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详细介绍情况。关键是邓小平自己到日本一看，那给你的冲击，人家的现代化根本不是你想象的，你要想达到那个现代化，你怎么可能 20 世纪之内完成？日本记者追着问邓小平，你感受是什么？邓说：一个字，快！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这个“快”字背后蕴涵着千言万语。所以，邓小平回来后，就开始调低现代化的调子。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我们说所的现代化，不是你们的现代化，不是日本的也不是欧洲的，我们本世纪实现不了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是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初级阶段理论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个辩护的概念，还不是一个主动的理论母体的概念，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基石的概念。“文革”结束后，有一部分人从反思“文革”开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够格。有了这样的思潮，需要回答和批判。于是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错误，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你不能因为处在初级阶段，就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发现，这么好的概念可以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做支撑、出发点，做理论母体，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我们要允许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的存在等等。它变成一个主动地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出发点，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

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每隔十年，党的代表大会都要强调一次。1987 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隔了十年，1997 年中共十五大，再一次在代表大会上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又过了十年，2007 年中共十七大，再一次在代表大会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进入新世纪后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可见，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

当然，现在也存在问题。就我们智力所及，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发达了？多种所有制就不存在了？多种分配方式就不存在了？就不搞改革开放了？恐怕还有继续。这在理论需要预见性。就是我们处于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中，我们把改革开放的种种举措和初级阶段的理论紧紧绑在一起，现在是不是思考？我们初级阶段不会永远吧？邓小平说是一百年，那之后，我们还实行这样的制度，怎么解释？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母体。但是，初级阶段理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巨大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大家都明白，其主要内容，不用我多说。我觉得市场经济理论，一提起来你首先感觉到的是其“异端”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巨大创新。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矫正物，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

其实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时候，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能搞市场经济，肯定不对，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但是当年，没有受到关注。联系当年的思想状况，也不可能引起关注。因为拨乱反正的第一步是先回到中共八大前后比较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上来，至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那还得需要时间。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很清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传统观点，只不过有所松动。到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进了一步，提出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给人的印象是，计划和市场是可以拼接在一起的。邓小平对这个体制改革决定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说了很多新话，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又讲到，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讲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至此，市场经济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当年还是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不叫市场经济体制，这主要是策略考虑。商品经济，斯大林讲过，毛泽东也讲过，这就可以减少阻力。实际上，毛泽东和斯大林讲的商品经济和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的商品经济大不一样。

“八九风波”之后，有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北京的大报、理论权威都发表文章，讲改革开放就得问一问姓社姓资，如果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就是搞资本主义。其实，我们看《邓小平年谱》，1991 年的时候，邓小平又一次和中央负责人谈话，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年的氛围下，没有引起注意。于是，邓小平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利用每年到南方过春节的习惯，在深圳、上海等地发展谈话，这就是著名的视察南方的讲话。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内容大家都知道，其中明确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和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讲搞市场经济，当然没有人公开反对。大家开始学习领会南方讲话精神。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争议，一部分人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应该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个社会主义；反对的人也理直气壮，你凭什么要加社会主义，你要加社会主义，那你是不是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不一样？要是那样的话，就等于画了一个饼，那等于没说。但是中央倾向于加上社会主义。事关重大，后来，邓小平明确表态，这个好，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太大了。因为，经过十几年，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阵痛正在并将继续显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充分暴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困境，现代市场体系的缺乏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信息时代、科技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科技进步带来了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能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提出了挑战。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初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同样向中国人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改革还要不要继续？东欧剧变是否是改革导致的？中国改革的前途如何？如何避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十几年改革经验的积累说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不可取也不可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问题，而要深化改革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解放思想，去除陈旧观念、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联系这一背景，才能看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具有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思想。虽然这一战略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它一旦明确并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的不断重申，意义则不同以往，它就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成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成为一系列深化改革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的依据或母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和思想指导，所以，才会有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才会有多种经济成分的进一步发展，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探索，才会有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明确认识和举措，才会有产权制度、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税与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方方面面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才会有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深入改革，才会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认识和实际作为，才会有真正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行政性、强制性手段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建立，才会有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探索，才会有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即走出国门投资海外、走向世界经济大舞台的战略眼光和实践，等等。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马力巨大的引擎。

最后，我要讲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系统化。这一理论当然会随着日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自身，但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已经奠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和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目标和任务何在等，一直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的认识，着重于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道理很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和精力集中于对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理论依据和出路。列宁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当然更重视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这一点无可厚非。由于长期的革命经历和理论熏陶，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延续了这种理论和视角。1956 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需要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大家注意——不是放弃或转换而是依然重要并遵循，只是调整。1957 年 2 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不同的场合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领域、学术艺术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处理方针。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还曾描绘过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以阶级分析为理论背景的。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思想的同时，阶级分析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依然根深蒂固于思想深处。从这一个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提出后不久，便很快回到以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旧思维轨道上来。

人民内部矛盾，前提是两对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敌人的二分，这是革命者的思维。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大家注意，当时还是强调政权的阶级性、人民的政权、镇压敌对势力，对政权的公共权力特点还不大认识，此外，当年不可能形成依法治国的思想。我们客观地讲，革命战争年代出身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不光是毛泽东，都不可能产生依法治国的思想，甚至没有建立健全法制的思想。邓小平经历了文革之后，才有建立健全法制的思想，到江泽民那里才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没有以法治国的思想作支撑，没有健全的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实践中就大打折扣甚至不起作用。

此外，毛泽东时代，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由于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强调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所以，往往要求全国人民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大体上平等、平均的基点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整齐划一，有条不紊。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念和计划（经济）理念，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建设的核心思想。

总之，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意识到继续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眼光处理中国社会的矛盾，有了局限。所以，他有一个调整，有一个自觉，也就是，我要从一个革命者的思维向一个执政者的思维转化，这种努力和意识，应该充分的肯定。但是，客观地说，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彻底完成这种转变。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放在特定的历史中，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拿今天才能达到的认识说当年一塌糊涂，也不能拿 21 世纪才有的观点去把毛泽东的思想现代化，那也不严肃。

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调整社会关系，努力治愈长达 20 年人为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社会隔阂、社会矛盾、社会对立。强调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民众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建设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特别是在物质利益方面。改革需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在初期，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或者做出牺牲难以避免。对于改革引出的新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决不沿袭或回归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旧路，而是通过政策调整，通过民主和法制渠道来解决；二是从长远考虑，决不因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质疑或者停顿改革。改革初期出现的阵痛甚至社会不公，当然不能漠视，但为了改革的继续深入，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大计，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且这种要求是非常刚性的。

随着改革开放将近 30 年的进展，中国社会与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已经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的同时又亟须解决的问题了。怎样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外另辟蹊径来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在承认差别承认矛盾、在妥协与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达到一种新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平等、平均的新的良好的社会状态。正是在这种实践和理论考验面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逐渐形成。

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在改革、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上的论述就很多了，这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很重要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刚形成的时候，组织大家学习，感觉和邓小平理论没大区别，邓小平都讲过了。其实，不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自己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邓小平只是开了篇，真正做成一篇文章，那还是江泽民。比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再比如，对社会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显的往前推进，系统化了。改革、稳定、发展，为什么江泽民这么重视？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结合起来，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来解决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很清楚，80 年代对改革的浪漫化期待和整体性支持过去了。改革不可能让所有群体同时受益。当然从长远讲，人民群众会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80 年代我们以为，出现的问题是暂时的，马上就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而解决。后来，就看清楚了，有些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等等。改革必然会带来这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不搞改革了，所以就得有个理论上的说明。《江泽民文选》、《江泽民思想年谱》，你读一读，马上会有这种感觉。江泽民的思想，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大块：一个是党建。执政党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面内容最丰富的。抓党建，这是邓小平的政治嘱托——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为什么说这句话？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不可能平均使用力量。当年主要考虑怎么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当然，市场经济给党的建设带来很大挑战，特别是“八九风波”后，邓小平感到这个党不抓不行了。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马上就抓这个。第二块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主要讲宏观调控的问题，也就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另外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讲的多。第三块，军队建设。江泽民对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前沿了解很多很及时，思想很丰富，因而在军队的威望提升很快，这不是偶然的。

到了胡锦涛总书记这里，和谐社会建设，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而且有专门的中央文件。这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很熟悉。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摸索，一个新的观察社会、处理问题的理论形成了。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再定位，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又一重大进展，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战略的最终明确或正式确立，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和深刻变化。

接近两个小时了，我主要是通过提出以上这四个点，概括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好吧，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