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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客家人大部分从广东迁入，只有少数来自江西、湖南及福建。明末以前所来的客家人由于人数不多，与当地先行入迁的汉族融合，成为了称作“本地人”民系族群的一部分，年长日久，已不再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客家人进入贺州各地的高峰期在康熙至道光一百七十多年，直接影响广东客家人西迁进入贺州的原因，还是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的长达十二年的广东“土客械斗”事件，它既有官方的强迫安置迁徙，也有民众个人的避难行为。
“土客械斗”事件的导火索是由于清末广东经济破产，咸丰年间的广东天地会总暴动——洪兵暴动（也叫红巾军暴动，起义士兵以头带红巾为记号，故也叫红巾军）。由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无兵及钱粮镇压洪兵暴动，于是广东省政府鼓励各地方政府发展民团对付洪兵。由于官府支持，客民兵勇在围剿洪兵中发展壮大，一改从前积弱被欺的局面，一时“持功气骄”“盛气凌人”，于是，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客民兵勇抢掠土人财产、霸占国产及残杀土人的事件。面对客民的突然“崛起”，土人感到万分惊恐，急忙组织反抗，于是举世罕见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清政府在平定土客械斗之后，最初拟在广东就地遣散客民，结果不尽如人意，还是发生土人驱逐客民现象。“同治三年五坑之战后，因为当局安插客民不当，土客之间又复相互仇杀。这一过程延续了一年多，最终在新任广东巡抚蒋益澧所派大军围攻下，客民终于‘求抚’。这一次，当局吸取以往安插客民于斗祸之区的教训，将客民徙他乡。这一着，对所谓客家移民史上的‘第五次迁徙’，甚至对今日客家的地理分布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清廷主要选择广东的高州、廉州、雷州、琼州（今海南省）四府以及广西东部为安插客民之地。”
当代学者巫秋玉等人认为，在第四迁徙期中，广西东部各县是粤东客家人主要移植区。嘉庆年间，在梧州、桂平、玉林的移民和流动人口占土著一半。平乐府的富川、贺县接纳广州、肇庆的客家移民为主，贺县更多。
王东甚至认为：在今天广西境内的客家人中，其先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土客械斗之后，迁入广西的。
这虽有夸大其辞之嫌，但也说明相当部分的广西客民就是在土客械斗期间，或官方资遣，或主动避难，从不同渠道进入广西避难求生。
广东土客械斗似乎起因于洪兵镇压，实际上客民与土著的社会生态关系紧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土著并非必然千万年来居住此地者，也可以是先到入迁者，他们占据着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构筑了适宜自身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因而也常常是优势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上，都有某种优越感。作为后来入迁的客民，虽然在地理生态环境中不占优势，但由于源于中原，也生成一种文化层面的正统优越感。两种心理互不相融，“在土客关系史上，尤其是斗祸发生及其以后，土客双方多有从‘异族’角度来看待对方的。”
这种“非我族类”的心理严重影响了土客双方社会生态位的确立，都不能正确把握自我的生态位，都存在着降低对方生态位的思想与做法，都引发对方的心里不舒服，于是在某种契机引发下，土客矛盾就表现为显性化了。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广东土客之间，也发生在其他地域的土客之间。
清道光（1821 ～ 1850 年）末年广西的土客械斗。明清之时，客家人从广东、江西、福建迁往浔州府（今广西桂平市一带）人数渐增，主要从广东钦州（现属广西）一带往北进入广西的客家人，他们与两广交界的广府人和壮民交手，战场上其实双方不分胜负，但是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把钦州一带的广府人和壮民向广西一带移民。随后客家人自以为“得胜”，妄图向北扩张，随即与广西本地土人发生了剧烈地冲突。广西本地土人对客家人展开了大规模地杀戮和驱赶，一时间，客家人屋宇被焚，无家可归，生命无保，超过 10 万多客家人几乎被广西本地土人杀光，适遇金田起义，数千幸存下来的客家人即奔赴金田参加太平军起义。
闽客械斗。发生在 18 世纪中到 19 世纪末（台湾清治时期），台湾两大汉族族群（祖籍福建的鹤佬人与祖籍广东的客家人）间发生武装冲突。
赣客械斗。自从客家从赣人中分离出去后，就一直受到土著和地方官员的歧视和征讨，这与客家被误认为少数民族有关。
从官方资料层面已经看出客民居住地社会生态的恶化，我们还可以从客民个体或家族层面感受到这种恶化的心理影响，以及直接引发迁徙的冲动和行动。何氏十五世元松公派下承佑公之孙，贺县何氏开基祖宠桢公之子十八世恭公自叙迁广西缘由：他们原先在揭阳蓝田都狮头约良田河峑居住，建成硿口寨。至嘉庆末年，人情大变，官寝民陷横逆之弊，以强欺弱，大姓欺小姓，如此强恶之风日甚一日。动称斗杀，互相争斗，遭大姓所害，数不胜数。贺县莲塘高姓远祖高正公原住福建汀州上坑，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任广东潮州同知官，任满即携家眷定居于丰顺县汤坑之石坑乡。第七代孙念三郎转迁石桥头村，传至高伯七郎一派则迁于揭西溪头洋，子孙善谋生，富甲一方。但因清朝政府腐败，盗贼蜂起，无法定居，即留少数人分居于黄屋园及营盘寨，集体迁居于广西贺州莲塘，一部分定居于贺县东鹿、古柏、贺街、步头、白花、芳林、田厂等地。道光三年（1823 年），广东河婆人谢士月因受乡邻巨族欺压，难于安居，乃携家眷五人，步行月余，至贺县公会定居。道光十四年（1834 年），其弟月明也难安乡里，携眷属多人经香港溯西江、抚河入昭平县石笋村暂居，旋迁贺县新农乡新田村居住。道光十六年（1836 年），谢启恩亦因受乡人欺负，携家眷三十八人迁入贺县公会联合村，主要从事农商各业，并在石湾村联合建立谢氏公祠。胡氏客家人，其广东廿五世姓祖胡福松于乾隆年间，因姓氏械斗被迫自五华县的奎岭西迁至贺县公会双洋村，嗣后部分后裔再移居凤凰中央洞和黄屋及大洞等地，至咸丰年间，另一胡姓族支又自广东五华迁徙昭平，与先迁胡姓一起立居于中央洞村。贺州里松香田汤近祥支系，从广东长乐迁到江西龙泉县吉安府石狮村安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因兵荒马乱，汤近祥与妻张氏携如和、如海两孩儿从江西徒步外出逃荒。在途中夫妇失散，各走一方。张氏一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广西清面狗耳肚。
这些并不全面的史料已经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客家入贺的其中重要动因。作为族群介入的社会生态，其基本表现就是生态位，各个族群在共处的社会关系中应该是一种平等的社会生态位，相互支持、相互尊重，共同构筑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只要存在着族群之间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生态关系就不可能实现长久的动态平衡，矛盾迟早都会暴露，平衡就会被打破，族群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考察土客械斗迁徙族群，却是客民，这很值得思考。客家人在本次土客械斗中失利，作为失败者或被官府遣散，或是主动离家避难，其本意并不想着离开居住地。蒋益澧在基本平定土客械斗之后，发布《谕土客联和告示》，制定了“以产换产”政策：“其营制规模未定以前，暂行拨兵入寨保护，且于土客处所，划分界限，逐处竖立石碑，毋许再有侵越争竞。……从此各安耕凿，重敦睦让之风，共处州闾，同享升平之福。”
虽然某些客民认为“以产换产”的具体条款使之受损，但多数客民还是接受政府昭告，既反映了双方厌战心理，也表明客民希望在原住地生活，且与土著相安共处的心声。“就新宁县来说，事后土民基本没有疑义，而客民得有‘再生’之路，对蒋益澧更是感恩戴德。赤溪建厅后，设恩主祠，初名长生堂，一在城内文昌庙后座（清同治十一年祠附于崇义学社，宣统三年迁建于此），一在田头堡凌霄阁下座，俱祠清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按察使梅启照、都统尚昌懋。据称，此四人‘办理土客连年械斗案，诣境联和，奏请划界分疆，以产换产，设厅分治，使居民得安居复业，厥功甚伟，故宜立祠合祀，以报恩德。时邑绅杨公梓钊、吴公福堂与有力焉。并附祀之。’”
这个事实一者说明客家人的迁徙具有某种被迫性，并非都是主动迁徙，因此谓之中国“吉卜赛”有失妥当，那是作为弱者不得已为之的下策。二者也表明客民作为汉族一个民系，同样具有“安土重迁”观念，依然希望保持稳定的居所。正如费孝通老先生所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战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费老论断确有事实支撑，此时客民迁徙举动及心态可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