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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因为只有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舞台，世界人类历史才得以展开表现。”
任何生物都必然生存于一定的时空，不同时空的生态条件存在着一定差异，因此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生物的生存质量与物种发展。一些生物具有自主选择生存时空的能力或本能，一些生物则只有相对被动地适应生存生态环境。在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物种当中，人应该是最具有选择性的动物，他的选择大约不会限于唯一的因素，往往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显现人类作为智能动物的优越性。贺州客家之选择贺州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在多方面的原因当中，贺州地广人稀确实就是其中之一，属于生存地理生态层面的考虑。也就是说，贺州具有宜于生存的地理生态优势，从而如吸铁石般吸引着各个族群在贺州发展。
“应该承认，任何生物，包括人在内，种群的增长都会受到环境容量的限制。环境资源越宽裕，按内禀增长率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越大。随着种群密度增加，获取生活资料来源越来越困难，出生率将降低，死亡率将提高，内禀增长率越来越难于实现。于是增长变慢，乃至停止增长，即达到环境允许的饱和状态。”
单位国土面积具有承载人类生存的一定容量，虽然由于国土地理生态状况不同会有所差异，但存在环境容量限制则是肯定的。即便再好的地理生态环境，也会有它的环境容量极限，虽然这种极限是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差异会影响到所谓极限的环境容量，因此必须将其放到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具体的地理单位，它的承载环境容量总是确定的。“生产食物要有土地、水、阳光等自然资源。为了满足一个人的生存条件，需要多少土地，这些土地必须具有什么光、热、水条件，原则上是可以计算的。反过来看，地球上现有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一定的劳动、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原则上也是可以计算的。”
虽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测定单位国土面积人口容量是困难的，但还是可以感受的，这应当就是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一个基准线。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环境容量，其外在表征就是自然胜于人类，那么就意味着具有土地开发潜力；如果已经达到所承载的最优容量，那么就意味着人与自然达到相谐状态，此时表征土地已经不具备开发潜力或限制开发状态；如果已经超越最优容量，逼近或达到环境容量极限，那么这种开发就会造成自然生态破坏，我们称之为没有开发潜力或毁灭性开发状态。
既然论及人口与土地承载环境容量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具体考察贺州的情况。史料记载，“广西地多山场旷土”，
也就是地广人稀。这可以通过比较获得相对直观的感受，从清代的耕地调查可知，广西与当时广东、湖南的国土面积相当，而广西已开垦耕地只有广东的三分之一、不足湖南的四分之一，可见广西可开垦耕地的潜力极大。
具体落实到贺州，其情形也相差无几。八步区（原贺县、县级贺州市）面积 5147. 2 平方公里，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111743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46 平方公里（69 亩）；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210002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245 平方公里（36. 8 亩）；1998 年 868039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059297 平方公里（8. 8953 亩）
。昭平县面积 3273 平方公里，民国二十年（1931 年）人口 113429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28846 平方公里（43. 269亩）；1989 年 337301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097 平方公里（14. 56 亩）
。钟山县面积 1861. 77 平方公里，民国十六年（1927 年）有 22408 户 82681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225 平方公里（33. 78 亩）；1987 年 387092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048 平方公里 07. 214 亩）
。富川瑶族自治县面积 1572 平方公里，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1172 丁，每丁均国土面积 1. 3413 平方公里（2011. 95 亩）；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全县 198776 户 87872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179 平方公里（26. 83亩）；1990 年 257033 人，人均国土面积 0. 006116 平方公里（9. 174 亩）
。另外，我们还可能从一些族谱的叙述中得到一些感性的认识，八步区何氏族谱云：贺县何氏开基祖宠桢公之子 18 世恭公“于道光四年甲子之秋，余父单身来到贺县观看，土沃人稀”。
又如贺州平桂管理区沙田镇芳林黄姓《应昌祠遗碑志》言：“每见故乡人稠地窄，非子孙久远之谋，故常托业贸易，遍历江西、胡广、四川等外，多不如意。适闻粤西土旷人稀，风淳俗厚，即于乾隆年间携妻诣广西平乐府贺县芳林乡，获乎安身之所”。再如昭平县巩桥镇贝氏族谱说：“我们的祖先，自仲显、仲责选择了广东揭阳曲湖村为久居之地后，在那里繁衍了九代人之久，后因地少人多，在公元一八四七年即清道光丁未年，远兰公派下十六世祖隆杰公、十八祖良公、远桂公派下盛杰公等十余人，从广东揭阳、曲湖、田心、下仓角等寨，千里迢迢、不辞跋涉劳苦，陆续到广西昭平黄姚、中洞一带居住，勤耕苦读、维持生活，谋求发展，开辟了西迁的发展的伟大创举。”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数据与感观两个层面确证：整个清朝时期贺州都属于地广人稀的状态，贺州客家正是在这个时段（从康熙到嘉庆、道光一百七十多年）形成入贺高潮，应当与之存在某种联系。
既然地广人稀已经是当时的一个基本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意义呢？它表明当时的贺州拥有相对大量自然状态下的土地。“总体说来，这时的人间仍处于天苍苍、野茫茫的‘牧歌式’社会，人口稀少，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也只能是‘顺天时，量地利’”
人类对于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只占据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对于自然而言应当是好事，它表明自然更多地保持了自我的原生态性。自然的原生态不仅意味着自然的自在特性，它依照自然的生态关系循环，而且表明人类没有深度介入其间，或者还没有必要介入其间。人类对于自然的介入，由于人类具有主观意志性，而这种意志却不能保证切合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与特性，因而也就存在着破坏自然内在生态的极大可能。但是，人类又不能不介入其中，因为人也是自然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他也需要参与自然生态这个大循环中，因此这就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就涉及到人的数量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对于自然介入的深广度。当时贺州人口较少，自然只需奉献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资源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人们没有必要更多地介入自然。人类的较少介入，贺州的自然环境就更多地呈现原生态状态，也就意味着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关系，因此属于拥有土地开发潜力状态。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友好状态，而且是拥有相当可调节区间的动态平衡状态，不会因为一定限度内的再开发影响到自然生态的自组织调节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种生命体，即使是最低级的生命体，都不是仅仅在某种含混的意义上的简单的适应于它的环境，而是完完全全地符合于它的环境，并与环境达成某种动态的平衡。”
这种良好地生态平衡状态，不仅保有自然界本身的良性发展态势，而且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此处的地广并非只是表明国土面积广大，更重要的是说明可耕地面积具有巨大的可开垦空间，不仅包括已经开垦的耕地面积，而且还包括尚未开垦但可以开垦的耕地面积。按照传统习惯法，那些具有开发价值但尚未开发的荒原属于无主地，呈现一种自然力状态。也许它从来就没有被人类开发过，属于纯自然状态；也许虽然曾经被开发过而成为人化自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被人们撂荒成为荒原，不管哪一种情况，现在它们都属于无主的自然力状态。这是无主地，它并不因为土著先来安居，就可以潜在延伸地属于他们，后来的族群就无权拥有。土著当然要开发利用自然，否则他们就不能实现族群的生存，因而需要进入生态循环之链。依据一般的道理，先来的土著自然会选择相对有利的自然环境，如此就可以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而获得相对较多的收获。但是，因为地域的广大，土著不可能踏遍所有地方，同时由于认知的差异，于是饱含地母生命力具有相对良好生态信息的地域还是保留着。土著在定居之后，主要开发定居点周边的土地，而且是相对易于开垦且肥沃的土地，一般不会开垦周边那些相对贫瘠的土地，这是人类趋易避难的通例。就是相对肥沃，但是距离定居点较远的土地，他们一般也不会开发了，因为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就近开发，就是地力相对贫瘠也无所谓了。其实，由于当时人口稀少，根本就不需要大量开发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族群，于是空余大量具有可开发潜力的土地也是必然。如果人口发展到一定数量，犹如现在的人口，就是依然还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我想土地不管是肥沃还是贫瘠，也不管是附近还是远处，都会进入人们开发的视野，而且会表现人随地走，以便解决其中难以解决的相关问题。具有大量可开发土地的事实，不仅可以为土著的发展提供后劲，也可以为可能的入贺者提供耕地供给，从而也就为清朝时期客家人入迁贺州准备了基本生存条件。事实上，这也确实成为客家入贺的其中一个原因，不管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还是个人的个别行为。个人行为者如前所述，而官府组织迁徙者主要发生于“广东西路土客斗案”中，广东巡抚蒋益澧所议入桂之地，都是拥有相对较大开发潜力的县郡，如当时广西的贺县、贵县、容县、武宣、平南、马平、柳城、荔浦、修仁等。正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就为客家人进入贺州开垦土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客家人在贺州立足提供了生存前提。
如前所述，贺州具有丰饶的物产是不容置疑的了，不管是地表的动植物，还是地下的矿物，都远远高出当地族群的生存所需，虽然其中不能实现具体的人均量化计算。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虽然就二元思维来说，我们可以划分二元世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但归根结蒂还是一元世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附属物或曰生长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自然界的原生物产也没有人类社会。一个地域自然界原生物产的状况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这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较低之时，虽然人类的努力可以在某种程度改变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创造文明，但不可能主宰或决定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物产的丰饶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社会发展进程，也就影响着当地族群的发展状况。这就是物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贺州之能拥有如此丰饶的物产，根本原因在于它拥有自然地母丰富的生命信息。首先，它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区域是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随之往南北两极推移，总体就呈现逐渐递减的态势。当然，具体到时某一时空区域会有所差异，但总体态势确是如此，某些地质时代也许这个地域物产丰饶，但现在一片荒漠，也许现在物产丰饶，以后变成一片荒漠，这都存在着可能。不管怎样，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知识程度与现实状况看，确实存在着由热带为中心逐渐向两极递减的态势，因此可以说贺州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其次，贺州得自然气候之优。由于贺州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因此形成它的亚热带气候。亚热带气候与热带气候一样，也是非常适于植物生长的气候，能够满足植物生长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植物种类特多，拥有仅次于热带地域的植物种类。据可认知范围内，地球植物达到 45 万种以上，其中高等植物超过 20 万种，它们相当部分就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广西是我国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广西已知的野生维管束植物有 8354 种（含亚种、变种及变变型，下同），隶属288 科、1717 属，分别占全国已知野生维管束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79. 17％、50. 60％和 28. 5％，仅次于云南（约 14000 种）、四川（含重庆，约 9254 种）两省，居全国第三位。其中：蕨类植物 56 科、150 属、900 种，分别占全国该类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88. 9％、66. 1％和 40. 9％；祼子植物 7 科、21 属、48 种，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70. 0％、61. 8％和 24. 9％；被子植物有 225 科、1546 属、7406 种，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77. 3％、49. 3％和 27. 6％。广西有 3600 多种药用植物、1000 多种材用植物、320 多种油脂植物、460 多种纤维植物、350 多种芳香植物、180 多种栲胶植物、800 多种保健饮料植物、1200 多种饲用植物和 1400 多种观赏植物均来自森林。广西丰富的森林植被和植物多样性，保育了十分丰富的动物种类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广西现有野生陆栖脊椎动物 916 种（含亚种），占国内目前已经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总数（2464 种）的 37. 2％。其中：鸟类有 19 目、57 科、536 种，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 42. 7％；兽类 11 目、36 科、146 种，占全国同类总数的 28. 5％；两栖类 3 目、10 科、75 种，占全国同类总数的 30. 0％；爬行类 3 目、19 科、159 种，占全国同类总数的 39. 7％，蛇类资源十分丰富，全国十大毒蛇中，广西就分布有 9 种。”
如前所述，贺州也拥有相对丰饶的物产。第三，具有肥沃的地力条件。植物的丰茂必然带来地力的肥沃，因为植物的枯枝败叶就是不可多得的有机肥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累积，从而形成肥沃的地力。这种肥沃的地力，开始之初主要集中于森林山地，但是随着河流冲积平原与盆地的形成，森林山地的肥沃地力的一部分就会逐渐转移到这些平原与盆地。贺州各族群的主要安居之所选择在平原与盆地，因此也就为他们的社会发展奠定的地利基础，由此不仅自然可以提供丰饶的物产，而且人类自身也便于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人与自然就都统属于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循环系统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状态。
贺州具有丰饶的物产就提高了单位国土面积人口生存的可容纳性。地广人稀只具有人口生存的可容纳性，并不必然就能够真实容纳人口生存，因为其中还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地广，但地表动植物匮乏，犹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具有广大的国土面积，但地表动植物极度缺乏，那么在过去的生产力水平情状下并不具有多少的人口可容纳性。于是，所谓的人稀就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生存的饱和状态，因此人稀必须关联着物产一起考虑。换句话说，人稀只有相对于物产丰饶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否则所谓的人稀也就是人稠。人口与物产相比较，一个区域依然还是呈现人稀状态，那么就意味着不管是自然生态还是人类社会，都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能够拥有物丰的自然界，不可能是生态条件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境况，它必然拥有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正因为自然界的自组织自调节功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它能够依据自身的规律运动，从而造就丰饶的物产。人本质上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也必然参与到自然规律的运作过程，成为其中食物链的重要一环。处于食物链高端的生物，需要仰仗处于食物链低端的生物，于是形成一个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关系。因为人处于食物链的高端，因此低端部分食物链的生产情况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它们的供应量不足，就不可能拥有人的充分发展。人作为杂食动物，他的食物来源相对于单一食物的其他动物可能拥有更多优势，但还是不能离开低端食物的产量影响，因此丰饶的物产自然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物产的丰饶不仅表征着自然生态环境的良好，同时还隐藏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就是拥有更多的人口生存可容纳性。这种容纳不仅可以提供土著族群的发展，而且同样可以提供任何一个族群的发展，它具有一视同仁的客观性。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就昭示着贺州具有巨大的生存拓展区间，它不仅为土著族群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入贺族群提供了生存的物质条件，从而在自然生态层面为贺州不同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的共生的必要条件。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聚众生活，但这并不等于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没有物理距离。实际上，根据霍尔博士（美国人类学家）研究，不仅存在距离，而且还有四个层面之多。（1）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 0 ～ 45cm）：交谈双方关系密切，身体的距离从直接接触到相距约 45 厘米之间，这种距离适于双方关系最为密切的场合，比如说夫妻及情人之间。（2）私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 45 ～120cm）：朋友、熟人或亲戚之间往来一般以这个距离为宜。（3）礼貌距离（social distance 120 ～ 360cm）：用于处理非个人事物的场合中，如进行一般社交活动，或在办公，办理事情时。（4）一般距离（public distance 360 ～ 750cm）：适用于非正式的聚会，如在公共场所听演出等。这四个层面的距离处于不断远离状态，也是人与人亲密程度不断疏离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具有一个相容区间，且表现为不断扩大的态势。单体的个人是如此，那么一定的群体或族群之间是否也具有如此物理区间的相容问题呢？应该说，群体或族群之间物理层面的相容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族群边界这一术语的确立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了问题。
巴斯曾对族群问题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他发现“调查的首要焦点变成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虽然也有相应的地理边界，无疑我们更应注重的是社会边界。”
虽然地理边界被巴斯置于次要地位，但毕竟还是肯定了它的现实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族群都必然生活于一定的地理空间，没有一定的共同地理区间就难以形成一定族群，这尤其是在一个族群生成之初更是如此。族群一经产生，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见到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聚落的情况，而是不断播撒形成众多的生活聚落。聚落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会因各种情况不同而不同，总体而言，“中国的地理位置一开始所滋生的便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这相对于西方和游牧民族而言表现出了明显的原始地缘优势，人们在风调雨顺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不需要对周围的民族和地区产生太多的的兴趣和惧怕，更谈不上为生存去进行艰苦的迁徙。”
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一个信息，传统文化具有安土重迁的倾向，也就是各自维持自己聚落的地理边界，从而保有族群之间必要的距离。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就没有迁徙现象，实际上各个民族或族群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自己的迁徙历史，可以说几千年在一个小地域生活的族群几乎没有。游牧民族自不待言，就是农耕民族也一样历经迁徙，如汉族，且以汉族客家民系为典型。定居的族群有自己的生活聚落，自然就有自己的地理边界，游牧民族虽然没有自己相对长久固定的生活聚落，但也有自己的地理边界，只不过他们生活聚落的地理边界处于游动状态而已，如蒙古族的聚落生活。
聚落存在着地理边界，因此族群聚落之间存在距离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为各个族群提供了外拓发展的空间，也为可能产生的族群矛盾提供物理缓冲空间。英国伯特兰·罗素认为：“自然的人把自己部落的成员都看成是善的，除非是在他由于某种特殊的理由与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然而，他却把所有其他部落的成员都看成是邪恶的，除非是在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结成同盟的危险状况下。”
正因为存在着如此心理倾向，于是也就存在着族群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虽然并不必然地表现出来。这种潜在可能性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显性化呢？一般而言，利益矛盾容易导致原来隐性矛盾的显性化。“利益来源于人对生存现实的需要，或者说来源于人对生命要活下去的并且能够活得更好一些的需要：利益由欲望来引导，欲望驱动着利益的消长，而利益的消长扬起了权力的风帆。”
生存就必然需要一定的生存区间，这个生存区间如果完全能够实现聚落人们的生存需要，依照传统文化生成的生存心理，绝大多数族群大都会安于现状，因此，聚落的人们不会特别滋生外拓的心理或实践。两个相邻聚落的人们都持有如此心理，那么他们生成激烈矛盾的可能性就会少却许多，虽然生成矛盾的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但至少由这个方面引发的矛盾概率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同时也是地广人稀的好处，它使得安土重迁的族群聚落之间拥有充足的物理区间，于是消解了因为物理区间狭小而可能引发的矛盾。如此，既能够满足各自聚落生存发展的需要，又可以形成一个缓冲地带，从而于地理层面创造了族群和谐相处的基础条件。反之，如果族群聚落呈现犬牙交错状态，那么引发矛盾的概率就会成倍增加，虽然不是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因为那样的生存区间隐藏着族群利益冲突的因子。正像个体之间存在不同层次距离一样，距离的紊乱隐藏着矛盾的产生，在一般社交场合，两个初次相识的人，如果采用亲密距离，那会令人尴尬且不舒服；就是两个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如果在公共场合采用亲密距离，也是不得体且有碍观瞻。何氏十五世元松公派下承佑公之孙，贺州何氏开基祖宠桢公之子 18 世恭公自叙迁广西缘由：其先祖迁广东揭阳蓝田都狮头约良田河峑居住，顺治二年，买硿口高福元之地，发展形成硿口寨。嘉庆末年，不同聚落之间以强凌弱、大姓欺小姓，动则打杀殴斗，令人无法生存。道光四年，何恭之父只身到贺州考察，发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民风纯朴聚落相谐，于是迁居贺州。
何氏初迁揭阳是因为那里有着相对广阔的地理区间，于是发展而成硿口寨，但随着人口发展、聚落外拓，不同族群聚落之间的矛盾激增，从而迫使其外迁。入迁贺州，也是由于这里聚落之间的物理区间足够广大，他们的入迁没有破坏当地土著的现实利益，于是顺利入主。再如，明末清初，贺州平桂管理区沙田镇芳林村的回龙、柏林还是一片莽林和野草丛生之地。南面与芳林接壤的是栗木寨，栗木的黄姓本地人的祖先于明代宣德年间（1426 ～ 1435 年）从湖南迁来。在清代中期开始，从广东西迁的客家人陆续来到芳林，在这里安家立业，开垦了这一片荒地。客家人之能与黄姓本地人和谐共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芳林原为荒地，属于聚落之间无主的物理区间。由此而知，没有充足物理区间的聚落较之拥有充足物理区间的聚落，更容易生成族群聚落的矛盾。
在客家集中入迁贺州的整个清朝，贺州属于地广人稀，聚落之间拥有广大物理区间已成历史事实，于是也成解决“广东西路土客斗案”之遣散地自在情理之中。广东西路引发土客争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那里的区域人口密度增大，从而压缩了聚落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由此引发生存矛盾。因此，族群之间是否相容且和谐共处，与族群聚落之间相容区间的大小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区域人口密度超过当时生产力水平，造成生存危机或困难，那么必定会引发族群矛盾。如果表面上族群聚落犬牙交错，物理区间很小，但生产力水平较高，并没有造成生存危机或困难，那么也不会引发族群聚落间矛盾。贺州市贺街镇一个小小区域汇集了桂湘粤诸多姓氏宗祠，现存的宗祠有刘氏宗祠、陈氏宗祠、王氏宗祠、廖氏宗祠、罗氏宗祠、李氏宗祠、龙氏宗祠、谢氏宗祠、黄氏宗祠、钟氏宗祠、莫氏宗祠、岑氏宗祠等，还有诸多宗祠，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毁了。这些姓氏与聚落高度集中于一个小小区域（贺街是 1952 年 2 月之前贺县治所所在地），他们之能和谐共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造成其中哪一个族群聚落生存危机或困难。贺州市点灯寨也属于类似情况，这里除何、梁、侯三大姓氏的本地人外，先后入住了十来姓氏的客家人，客家人能够插花般地入住其中，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后来者并没有对土著本地人造成生存危机或困难。当然，贺州更多的情况属于聚落之间拥有广大的物理区间，它们大都属于无主荒地，因此可以接纳后来的入迁者：客家人。并且这种入迁不会引发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入迁者多是在荒地上垦殖发展，如贺州市八步区莲塘白花垌，于是在入迁之时能够与周邻聚落和平共处。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其利益追求行为都以利益互赢为原则：你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同时也要实现与此相关联的他者的利益的获得为实际的结果”，
这也是族群发展应该具备的基本社会生态环境。
从地缘政治层面考察这个地理空间，土著追求的是安全。只要具有足够的地理空间，土著并不感觉受到安全威胁，那么就会容忍外来的入迁者，如果土著的生存地理空间受到压迫，那就必然引发强烈地反弹，甚至于诉诸武力，入贺之前的广东客家人就是对当地本地人形成了生存的地理空间压迫心理，这才引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贺州之能容纳客家人的入迁，地理空间的广阔提高族群社会关系的容忍度，也为社会生态关系的和谐奠定了现实基础。“流浪、迁徙是一个民族的地理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群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不断增强，民族性才得以强化。当然，‘选择’是今人的轻松术语，当时的流浪与迁徙必充满着今人承受不了的艰辛磨难，选择常常是被动的。”
客家人大规模入迁贺州，整体而言就是被动迁徙的过程，有谁愿意迁离已经苦心经营具有良好生存环境的居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