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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生态的直接主导是地方政府官员，因此地方主官一般都采取异地任职的方式，清廷如此，新中国也一样。但是，地方士绅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治生态，族群的整体文化程度同样能够潜在地影响着地方政治生态，他们通过影响主官及其他行政人员等方式影响着政治生态，也可以由族群文化生成的生态场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态。“有研究表明，影响政治参与感的重要变量主要有教育、收入和职业状况等，随着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机会和动机会随之增加（Beeman1984：14 ～ 15），反之亦然。”
贺州客家人能够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当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教育所起的作用。古代社会已经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特别是隋唐开启开科取士制度之后，不仅在思想上强化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而且在现实上开辟了加官晋爵的路径，长期地引导着普通百姓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虽然能够真正登上“天子堂”的人寥寥无几，但其所引发追求文化修养的理想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能够提升族群的文化素质。“富川白沙乡的客家人，还具有远见卓识的浓烈文化意识，历来喜欢兴学育才，造福后人代，提高客家人的素质，他们不断洗涤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送子女上学读书。如白沙的洞屋村，全村才三百多人，但为国家输送各类人才占全村总人口的 50％，其中大部分从事教育事业。”
“据统计，客家人在贺县只占少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涌现的人才却占多数。……清代贺州涌现 4 名进士，就有 2 名是客家人。一是刘宗标，贺街双莲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进士（已经查明，刘宗标是具有客家血统的本地人，父系本地人，母亲为客家人，引者）；二是林世焘，莲塘永庆人，光绪三十年甲科殿试，赠二甲第二名进士。民国时期，贺县涌现的文化界、军政界和经济企业界的想出人物中，客家人也占较大的比例。”
诸如，革命战争年代涌现黄土韬、罗奋平、官平洋等一批客家籍革命烈士，以及黄一平少将（曾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区政协副主席）、苏丹、吴冠凡、黄研真、黄朴心、黄传林等名人。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贺县莲塘镇新联村黄姓家族，其开基祖叫黄威和，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从广东丰顺迁贺县，在新联落脚。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出过举人、贡生、庠生、大学生、留学生一百多人。今属黄威和后裔的约 1900 人，而具大学文化的近百人，一个家庭中父子、兄弟、姐妹数人同为大学生的也不在少数。
说到科举，就不得不提到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的秀水村，被称为状元村，是为汉族民家人毛氏家族，目前只有 2000 多人，历史上人口应该更少。从唐开元到清光绪 11O0 多年间，毛氏先后考取进士 26 人（其中状元 1 名），举人 27 人，秀才不计其数，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家族。元朝，广西科举登第者仅得 7 人，秀水村毛商却居其一。明朝，毛章彦于明朝万历乙未科登进士榜，后任四川布政司参政；秀水村举人先后出了 22 人，其中解元 1 人。清朝，广西只出状元 4 名，文进士 587 名（含恩赐进士），秀水毛氏仅出了为数不多的秀才，进士则空留遗恨了。
因此，如果以科举论文化，那么贺州其他族群并不逊色于客家，甚至还远甚于客家，在贺州甚至难以找到像秀水村那样能够延续千年的文化家族。
其实关于客家人进士的统计，以上资料存在一定失误，据《贺县志》记载，清朝之时，贺县共考取进士7 人，先后分别是张培仁（客家人？）、刘宗标（本地人）、于式枚（本地人）、李孝先（本地人）、于式棱（本地人）、何振清（本地人？）和林世焘（客家人），
本地土著居民占多数。考取进士人数当然能够说明重视教育，但也不是唯一的指标，关键还是学习文化氛围。相对而言，客家人从中原入迁，他们有着良好的传统，较之入迁更早的本地人也是从中原过来，同样有着良好的学习氛围。正因为如此，才有着这样的成就，也促进客家人的追赶意识，更强调耕读传家。
“贺州民间私学的历史悠久，私塾遍布各个乡镇村寨，明清时期全贺州估计有数百所之多。……相对而言，在土瑶社区，私塾教育只是在个别山寨时断时续地进行，私塾先生主要是从峒外汉人村寨中请来的。一般是村寨中相对富裕的家户联合起来聘请老师，时间通常在非农忙季节，一年中也就上三四个月的课，当村民们没钱支付老师的工钱时，就自然停课了。……据 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前狮狭瑶族村没有一所初级小学，也没有一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人，99％的人是文盲，而在土瑶妇女中，文盲率则达 100％。在土瑶山寨，许多老人没有数学概念，每当问起他们的年龄时，他们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只知道自己是‘壬子’年或‘甲午’年的冬季或秋季出生的。另外，不少土瑶妇女的时间概念也相当模糊，她们不知道一天有多少小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4：76）。”
由此，土瑶族群既没有参与地方政治的热情，也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本和能力，更不能影响地方政治生态，他们成为了时代政治边缘人。
支撑客家人文化追求者，既有科举取士的思想牵引，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影响，还有举办学堂的现实基础。之前是私塾，西学引进之后，则致力于举办新式学校。“客家人还联合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在贺县办起了师范学校和几所中学。例如，1905 年，就创办了贺县师范传习所。1909 年高雁秋等联合县长李孝先经两年多的筹备，于 1921 年创办了贺县第一所中学—贺县中学。1930 年又在贺街文庙左侧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和一所女子中学。1940 年，客家人黄研真、黄德占等人在专员胡天乐的支持下，联合矿产界人士，创办了蜚声中外的临江中学（今改为贺县高中）。1945 年，公会镇吴冠凡、谢立三、吴公让等客家人又创办了‘私立大公中学’（1952 年改名贺县大公中学，1956 年改称贺县第三中学）。”
贺州作为长期以来岭南相对先进的地区，历来就重视文化教育，客家人重视办学，本地人也同样重视。文献资料中提及的李孝先，其本人就是本地人，以其县长之职积极倡导新式学堂。又据《贺县文史》记载：“李孝先……光绪庚子年（1900 年）任临江书院院长，主临江书院讲席。光绍癸卯年（1903 年）李孝先与书院院长钟石君筹划将书院改办贺县高等小学堂，由李孝先任监督，兼主经史讲席。后与钟祖良、李炳文等在县城外建高小一所，被举为校长，学生至五，六百人之多，信都、昭平、富川、钟山等县学生皆闻风负笈而来。至‘民国’十年，创办贺县县立中学，复举为名誉校长，兼授公民课。”
客观地说，贺县第一所中学主要之功当是李孝先，当然一些客家人在其中做了一些实际具体工作，但不能只归功于客家人。同样，现今贺州市最为著名的中学：贺州市高级中学，其前身即临江中学，也是在专员胡乐天的支持下兴建，因此应当也记上主要功劳。这充分说明客家人在举办新式学堂层面虽然做了一些先启工作，但也不是独自完成，而且借助官府力量，且还有本地人的努力，大家共同致力于贺州教育事业，都对贺州文明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还有，贺州之前也有一些著名的学堂，例如明代万历五年创办鸣阳书院，九年后又创办昂霄书院，清雍正十三年再办起临江书院，一直办到废科举兴新学。这充分说明贺州作为岭南曾经领先的文明之地，历来都重视文化教育，客家人的入迁更加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之于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并不完全在于当地为官，而是塑造一种文化氛围，造就一批文化人。具有文化的人士肯定会得到地方当政者青睐，因为这些民间士绅，在地方上拥有某种话语权，地方当政者要实施政治治理，处理各个族群关系，往往需要拜访民间士绅。一般而言，文化人比较知书达理，能够较好地遵章办事，因此可以较好地助推地方政治生态的平衡发展。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族群，也容易吸引地方主官的关注，因为这些主官基本上也是科举出身，自然喜欢附庸风雅，也就偏好文化族群，于是可能做出相对有利于该族群的政策，为其创造相对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贺州不仅客家人具有耕读传家传统，其他各个民族（族群）也大多具有这样的意识，只有个别族群相对关注不够，例如之前列举的土瑶族群。贺州市一个偏僻的壮族山区乡南乡镇，“在 1982 年人口普查时，每千人中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数都超过邻近几个汉族乡，12 周岁以上很少识字或不识字的人口百分比也低于毗邻的几个汉族乡，许多指标还超过全县水平。
附表：南乡与县及其他乡受教育率统计表
南乡壮族自 1975 年起越来越多的村庄自筹资金办起了学前班。南乡中小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一直很高。以 1987 年为例，南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 4％，巩固率达 98. 2％，初中的巩固率达 86％。而同期贺县小学的入学率只有 92. 7％，与南乡毗邻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宁、步头两个乡只分别是 81％和89. 2％，都低于南乡。1982 ～ 1987 年小学按期学完毕业的，全县是 50. 4％，与南乡比邻的大宁和步头两乡是 55. 2％和 22. 6％，南乡则达到 56. 8％。”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客家人具有浓厚的文化学习意识之时，也不能贬低或者忘记其他民族（或族群）的学习热情，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中华大地之上，都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追求文明进步的愿望。即使极个别族群的文化学习意识不强，例如贺州土瑶，也不是族群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恶果，只要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那么其文化诉求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土瑶现在就有了自己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