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客家参与地方政坛状况

生活区域的地方政治生态对各个族群发展可以发挥直接作用，因为地方政权直接管理着地方事务，协调处理着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作用简化的归纳，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抬升，二是打压，三是平衡。抬升与打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抬升一方就意味着打压另一方，正如国民党时期的贺县县长岑孟达就是故意抬升本地人打压客家人，企图制造族群矛盾从中渔利。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平衡，既不抬升一方也不刻意打压另一方，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生态游戏规则处理族群关系，给予每个族群平等发展的社会生态位。只有各个族群都拥有这样的生态位，他们才会沿着自身发展轨迹前进，才能获得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

一、地方政坛可以平衡族群关系

一个族群在当地的政治生态可以通过多个层面体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参与地方政坛。一般来说，参与地方政坛质好量多，那么这个族群的政治生态就会相对良好，因为可以在政府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诉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如果在地方政坛中参与度不够，就会相对缺乏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族群所处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处于弱势，甚至被边缘化，贺州市鹅塘镇土瑶族群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土瑶人在历代强势族群驱逐下，几个世纪前就定居于大桂山脉深处，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穷困生活。在区域人口的分布类型上，他们处于边缘地带，远离地方政治中心，这时所说的‘远离’不仅仅是指地理空间上而且包含人们对于政治的参与程度。尽管他们的聚居地离镇政府仅有几十公里，但实际上他们在政治空间上与基层地方政府的‘距离’已远远超出他们与基层地方政府在地理空间的距离。在行政管理上，他们受基层地方政府的管辖，但地方的政治活动却很少波及土瑶社区，除村干换届选举时他们象征性地参与外，平时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村干可以说是连接土瑶人与基层地方政府的纽带，他们是当地政府的代言人，土瑶人正是通过他们来获悉‘国家’的信息，而基层地方政府则通过对他们的委任来管理土瑶各山寨。”

至于广东土客械斗，虽然于法理上官府还是希望持公允平衡战术，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依然出现某些偏袒，也导致械斗的持续。在械斗初期，叶名琛“他不可能去支持当时的土民（因为有许多人加入洪兵），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客民一边，他采取的方法是，允许客民募勇‘讨贼’，对于客民乘机报复土民之举，持默许态度。” 这种表面公允，实则偏袒的态度，一者纵容了客民的掳掠行为，二者加剧了土民对客民的仇恨。由此，“在土客斗祸期间，土民尤其是士绅曾经屡屡上控，由县由府，之省之京，其目的一般都不是要求官方加以客观调解，而是请求官方派兵驱逐、镇压客民。客民方面也有控告的个案，但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长期处于被围追堵截的境地，其控告数量甚少。随着斗祸的蔓延，土民的控告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不时派军队围剿客民。当然，也有个别官员如郭嵩焘对土民的控告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皇帝而言，虽然也有土客双方‘皆吾子民’的念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求地方官员清剿客民的。” 确实，“皆吾子民”的思想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土客械斗问题上，基本上采取剿抚兼施政策，以剿施抚，以抚定安。“在当局者看来，土客双方原来都是良民，‘仇衅有所，自开斗恨，有不得已，其愚顽甚可悯伤。’所以，如果有‘公谦仁恕’的官绅委屈开导劝谕，便可以使双方‘释干戈而登衽席，小民当却未有不乐从者’”， 希望致力于实现土客两大族群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平定土客械斗，安插客民之时，“同治五年十二月上谕称：‘瑞麟、蒋益澧派兵弹压，剿抚兼施，将客民给赀遣散，分赴高雷廉琼及广西之贺、容、贵等县平南、戎墟等安插。该客民沿途行走，俱属安静，办理颇为妥协。著瑞麟、蒋益澧、张凯嵩督饬委员并各地方官，妥为经理，务令土客相安，毋任别滋事端。……所有新迁客民，准其附入各该州县，另编客籍，一体考试。……此后土客各民，倘有自分畛域，互启争端者，著各督抚饬令地方官秉公办理，但分曲直，不分土客，毋许稍存偏袒，以期日久相安。’” 这道上谕就成了客民安插地地方官府处理土客政治生态的基本原则，也有效地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土客械斗的发生，同样也确保了贺州土客之间政治生态的总体平衡。

二、历代贺县政坛人事

地方的政治生态主要依靠地方官员调控，特别是地方主官，因此考察地方主官的籍贯与族群就显得很有必要。因为贺州客家人比较集中于清朝入迁，且相对集中在贺县，因此主要考察贺县主官籍贯情况。

清代，贺县最高的地方行政机关曰县署，官职沿用明制。设知县 1 人；下设县丞 1 人、主簿 1 人、典史 1 人、敏谕 1 人、巡检 2 人，以辅佐县事。清同治四年（1865）贺县基层行政区划为上中下六里，里辖乡、乡辖村。里设里长统理行政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分下六里地置信都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实行自治制，改里为区，贺县分 6 区，区设团练局，下辖团，团统段，段统寨；信都厅设4 个区，设团练分局，区辖段，段管寨。据统计，清代贺县历任知县共 109 人，其中 7 人籍贯不明，没有 1 人属于贺县籍。信都厅历任同知 4 人，其中 1 人籍贯不明，没有 1 人属于信都籍或贺县籍。民国时期，贺县历任知事、县长共 35 人，其中贺县籍 7 人次，占 20％概率；贺县籍具体名单：李孝先（2 次，土著本地人）。古宜今（客家人？）、梁培英（2 次，土著本地人）、岑孟达（2 次，本地人）；贺县参议会历任议长共 5 人，其中贺县籍 1 人，即张肇律（本地人），占 20％概率。信都县历任知事、县长共 37 人，其中信都籍 8 人次，占 29. 6％概率，不明籍贯 14 人；信都县籍具体名单：罗彩林、罗孝兰（3 次）、黄瓒（2 次）、罗春芳、陈贞。信都县参议会历任议长共 5 人，全部都是信都籍，占 100％概率，其中罗春芳（2 次）。具体名册见下表：

清光绪十六年版《贺县志》按：（嘉庆）十二年以后县册无法考谨就访闻所及列之：李通、王辰卿、倪济远、吴扶曾、董作霖、张缙圭（云南人）、杨时行、史浚（江苏人）、宁本棫

从以上地方主官统计情况看，清朝时期，不管是贺县，还是后来成立的信都厅，全部都是非贺县籍或信都籍人士，就是广西籍人士也很少；民国时期，不管是贺县，还是信都县，都开始任用本地籍贯人士，但绝大多数主官还是外地人，这样一个任职安排应该说有利于平衡地方政治生态。也许，清廷并不有着如此自觉的政治意识，而是从全国人事布局的角度任命官员，倾向于异地任职而不本地升迁。这样一种官员任命体制，从朝廷角度考虑，可以有效地避免本地官员培植地方势力，也避免清廷可能虑及的做强地方势力的问题，从而有效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对于地方政治生态也有好处，可以避免本地主官可能的处事偏袒问题，可以有效地维持地方政治生态的平衡。如果出现族群纷争，非本地籍贯主官就能相对公允地处理事件，易于保持地方社会生态的和谐局面，因此，贺州虽然存在多个民族和族群，土客之间也发生某些利益矛盾，但基本上能够执行同治的上谕，确保了总体上的平衡态势。民国时期，虽然开始任命本地籍贯人士，但也还是少数，流露新的政治生态平衡策略。事实上，地方主官籍贯并不绝对影响公平公正处理族群事务，关键在于中央的民族政策，以及地方主官的公心，只要有着公心，籍贯并不必然影响公允。当然，在过去时代，虽然民国政府也提出“五族共和”，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族群歧视，因此能够规避因为籍贯可能带来的不公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考察贺州能够有着相对和谐的族群关系，地方官府主官的任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上级党委和政府更是五湖四海的用人，不搞政治小圈子，更不搞政治山头主义，而是致力于德才兼备的原则任命（或选举）地方政府主官。据统计，1949 ～ 2011 年间，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历任共 26 人（次），其中贺县籍 2 人，占 7. 7％概率；贺县籍书记具体名单：朱尚遥（桂柳人）、陈彬全（本地人）。1988 ～ 2006 年间，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成员历任共 50 人（次），其中主任共 8 人，副主任共 42 人；贺县籍主任 6 人，占 75％概率，贺县籍副主任22 人，占 52. 4％概率。1949 ～ 2009 年间，县长历任共 29 人（次），副县长共 134人（次），其中贺县籍县长 7 人，占 24. 1％概率；贺县籍县长具体名单：陈国章（3次，本地人？）、谢金华（客家人）、陈彬全（2 次，本地人）、黎志逘（本地人）。贺县籍副县长 57 人，占 42. 5％概率。1981 ～ 2008 年间，政治协商会议组成成员历任共 50 人（次），其中主席共 8 人，副主席共 42 人；贺县籍主席 6 人，占 75％概率，贺县籍副主席 15 人，占 35. 7％概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历任主官共 71 人（次），贺县籍主官共 21 人，占 29. 6％概率，即近三分之二的主官属于非贺县籍人士，充分体现五湖四海原则。四大班子历任副职共 218 人（次），贺县籍人士共 94 人，占 43. 1％概率，即一半强属于非贺县籍人士，两者基本相等。具体名册见下表：

新中国在任用干部方面，始终坚持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并举原则，既考虑籍贯因素，又不唯籍贯，重视班长的选用，重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副职任用方面，既充分利用本地籍贯熟悉县情优势，可以有效协助主官工作，又注重非本地籍贯不受地域影响的特点，可以开拓工作新思路，如此充分调动两者的优势，尽力避免两者的不足，达成两者的最优化工作效率。回顾历史，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界政府都严格执行中央民族政策，致力于民族团结，因此创造了良好的族群政治生态，也取得了明显效果，贺县成为广西乃至全国著名的民族团结模范地区。贺州本地人和客家人在地方政治生态层面处于动态平衡，处级以下的行政人员，客家人和本地人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没有明显的绝对优势。但是，细细考察还是可以发现本地人和客家人的不同，客家人比较团结，相互之间有着比较亲密的往来，对于某些事情倾向于相互关照。本地人则比较个性独立，或者说较为松散，没有形成一种团队意识，因此许多方面没有形成合力。两相比较，感觉上客家人稍为处于政治生态的优势，能够较好地发出客家人的声音，这也有一些事实可以佐证。诸如，1965 年 8 月成立的贺县文艺队，从组建到 1982 年的 17 年中，“文艺队走遍了贺县的村村寨寨，深入每个乡镇、村、机关、厂矿演出，共演出 2550 场，观众达 300 多万人次。1980 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文化部下发通知要求精简一部分县级文艺团队（有特殊剧种的可保留）。不少县级专业文艺团体都纷纷解散了，广西各县根据可以保留的特殊剧种，纷纷改名桂剧团、彩调团。” 贺县文艺队决定更名为“贺州山歌剧团”，其中理由是民间艺术资源丰富，有瑶族、壮族、汉族的本地歌，信都的茶姑调，客家歌等乡土文化气息浓郁文艺宝库，1982 年 11 月得到上级部门批复，贺县山歌剧团正式成立。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贺县山歌剧团主要作品基本是客家山歌剧，诸如《客事风韵》、《赶圩》、《卖桃》、《一李千金》、《跳农门》和《农家乐》等，成为客家文艺的一张名片。还有贺州电视台开办的《客家》频道，如此等等。虽然它们都没有根本动摇贺州族群的政治生态，也没有造成其他族群的利益损害，但还是可以感受客家人政治生态的活力。

其实，政治生态的生成并非只局限于官方政府，一定程度上还来源于民间，主要是民间的文化人。贺州客家文化人具有比较明确的族群意识，能够依靠民间力量从事族群文化研究与传承，正因为民间做了功课，因此正当时机到来之时，也就可以上升政治层面，上升成为官方意志。贺州民间文化的客家族群文化研究，比较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应该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非正式的初步形成一些研究团队，主要从事着客家文艺的传承与创作，于是逐渐实现官民的融合，开始了贺州的客家文化研究热潮。 Kq+aebhJij769nnMVtE1fEvRJsAMpJMBO568wEDb4eXd+Y6JHFZa9jInqDb/f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