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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个类的集合体，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族群或社会群体，只要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不管相互之间的社会生态关系是矛盾还是和谐，都不可避免地形成相互影响，因而具有共生的意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同族群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的地理空间内，也就必然存在交流，正常交往是交流，矛盾冲突却是一种特殊的交流，交流就是一个趋利避害、求同存异的过程，因此必然生成一个和谐的交集。这种交集既是基于基本人性，人类都有追求实用、合理、美好的品性，它根源于潜意识，并不根本受制于显性的地缘政治；又是植于社会生态，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各个族群作为要素不能独立存在，必然产生“1 ＋ 1 ＞ 2”的系统质，从而黏合整体系统。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运用怎样的语言体系进行思维，就会受制于该语言的世界观察视角，从而体现该族群特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最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就在于语言，它连接着过去且指向未来，融入民族的血液，使得个体无法摆脱民族文化的印痕。语言是情感的引线，每个词语都融注着民族的情感，都是情感的生发点，因此语言能够牵引着犹如自由飘荡天空的风筝个体，使得每个个体节点都能够归属民族系统。
在标志客家人各种符号中，最为客家人所推崇者就是客家话，大家都说“宁卖祖宗田，不卖（忘）祖宗言”，显示一种强烈的语言坚守。确实，客家话不仅成为客家人的骄傲，也成为非常显性的民系特征，成为维系民系团结的一根纽带。但是，客家话是否真的就是那样“不卖祖宗言”的纯正如一呢，现实告诉我们，绝对不是，它不仅自身存在着变化，还受到所在地域方言的影响。在贺州，客家话本身就不统一，至少存在着长乐声、河婆声和河源声三种，虽然都能够进行无障碍交流，但语音与词汇还是存在某种差异。“在《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收录的 1230 个词目中，广西贺州沙田客家话和广东梅州客家话相比，相同的方言词语共 582 个，占 47. 3％；有同有异的方言词语共 177 个，占 14. 4％；相异的方言词语 471 个，占 38. 3％。如果我们把 177 个有同有异的方言词语按照同异各半拆开统计，那么，词目的总数共 1407 个。贺州沙田客家话和广东梅州客家话相比，相同的方言词语共 759 个，占 53. 9％；相异的方言词语 648 个，占46. 1％。”
同是客家话，为何存在如此差异，显然就是在迁徙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生存区域不同，于是受到当地语言影响所致。如果说，那还只是限于某种理论的猜测，那么贺州客家话的现实告诉我们，客家话确实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存在着相互借鉴的现象。在考察与梅州客家话比较情况之后，“我们把剩下的506 个词语与贺州的白话、官话和本地话相比，发现其中有 263 个词语分别与贺州白话、官话和本地话的词语相同，有 243 个则是沙田客家话独有的词语，我们暂且称为特色方言词。”“贺州沙田客家话与贺州白话、官话、本地话相同的词语共有 263 个，大体可分为以下七种情况：1.沙田客家话与贺州白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50 个。2.沙田客家话与贺州官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52 个。3.沙田客家话与贺州本地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23 个。4.沙田客家话与贺州白话、本地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32 个。5.沙田客家话与贺州白话、官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27 个。6.沙田客家话与贺州官话、本地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 22 个。7.沙田客家话与贺州白话、官话、本地话的词形相同，此类共有57 个。”“综上所述，贺州沙田客家话与梅州客家话的词汇相比，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关系：既有直接传承的客家方言词语，也有受当地方言影响形成的方言词语；既有客家通用的方言词语，也有特色方言词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说明了语言具有稳固性，同时也印证了族群的迁徙必然会导致语言的接触。要保持族群的文化特征，必然会产生一些特色方言，这样就会导致语言出现差异性。”
以上是专家学者所作的学理分析，这就有力地科学证明了语言接触的交流交融，这是共处一个地理空间社会生态关系的必然。
当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如此专业性的知识可能不在行，但每个人都可以从感性层面充分感受语言接触的现实存在。“以都人为主要族群的新、旧平安寨及
塘 78 个报导人中，71 人（占总数的 91％）会说客家话，68 人（占 87％）会说白话，39 人（占 50％）会说桂柳话。还有少数人会说湖南话、铺门话等。以本地人为主要族群的车田寨 48 个报导人中，48 人（占 100％）会说客家话，48 人（占 100％）会说白话，20 人（占 42％）会说桂柳话。以铺门人为主要族群的凤鹅塘 50 个报导人中，除会说铺门话外，45 人（占 90％）会说客家话，42 人（占84％）会讲本地话，40 人（80％）会说桂柳话，19 人（占 38％）会说白话，15 人（占 30％）会说都话。各族群杂居的松木岭，在其 97 个报导人中，95 人（占98％）会说客家话，97 人（占 100％）会说白话，76 人（占 78％）会说桂柳话，55人（占 57％）会说都话。”
这种活态的语言共生现象，就打破了族群的某种界限，从而能够融入区域社会生态关系当中，也就奠定了和谐社会生态基础。如果相互之间在显性的意识层面就拒绝学习与使用对方语言，都只是死守自己的语言，那么交流将很难发生，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也将难以建立。从这个层面分析，贺州客家人主动学习和使用其他族群语言的人不多，且在意识层面具有某种排斥学习和使用其他语言的倾向。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是出现语言接触现象，这说明交流是一种历史必然，并不以个人意识为转移。“一般客家人除说客家话外，顶多会说贺县的普通话，即桂柳话，而且平常也不太说，客家人一般都不学其他语言，什么广东白话、鸬鹚话、都话、梧州土话，他们都不会。其他族群的人从来也不计较这一点。他们都学习客家话。在与客家人交往中就都用客家话与其交流。”
从显性层面看，客家人确实具有很强的语言坚守意识，普遍坚持只说客家话，且要求他人迁就自己，族群沙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从语言所蕴含的内在文化心理看，贺州土著族群具有相对开放的心态，拥有较为宽广的心胸和包容的气度，从而为贺州土客之间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态做出独特的贡献。
婚姻是族群繁衍的手段，更是构筑族群社会生态关系的基本纽带。在人类的婚姻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同姓不婚的习俗，这不仅保证了生育的质量，也形成了文化的族群心理和禁忌，因此在贺州普遍得到遵守。同姓族群不婚，那就只能在外姓族群当中通婚，不同姓氏的族群通婚就构筑了两者之间紧密的社会生态关系，因为其中蕴含着血缘的联结。在历史上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之下，血缘成为联结不同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和亲就是基于这种思想的政治化，从而可以化敌为友，构筑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各个族群之间相互通婚，且相对固定于某个族群，那么他们之间就构筑一个亲缘关系，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族群之间就会相对和谐，形成一种共生的社会生态关系。
贺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主要有汉族、瑶族和壮族三个主要民族，各个民族之下还有许多非同姓氏族群（民系），据不完全统计多达 20 余个，这些族群民系基本上倾向于相互通婚。“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土客之争’，‘客家’族群同‘本地’族群一般没有婚姻关系，流传在望高一带客家人中‘黄牛不和水牛伴，客家不和本地人’的民谣，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八步区的土瑶也是如此，其女子原则上不允许外嫁其他族群的男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及民族经济的差异，等等。不仅大族群由于歧视少数族群而不跟他们通婚，各少数族群也因反抗压迫和歧视，为保全自己的族群传统和特点也禁止本族群成员与其他大族群成员婚配。”
贺州市三加村萝卜滩的都人与临界客家人的婚姻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都人与客家人一土一客是属于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族群，因而形成了历史上较为激烈的土客之争，两族群之间隔阂较深，互动往来较少，两寨之间几无通婚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情形有所变化。”
这种民系族内婚制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保存族群的纯正性，但不利于构筑相互关联的社会生态，更不利于构筑区域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传统社会是一个讲究亲缘关系家国一体的社会，虽有法制却是人治社会，族内婚制使得各个民族或族群之间只具有法制层面的社会生态关系，但缺乏亲缘的社会生态关系，因此各个族群之间的关联节点是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这种关联节点就会断裂，从而造成社会生态关系紧张。如果族群之间具有通婚关系，那就建立了族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一般的矛盾就会在亲缘范畴内得到较为妥善解决，不会动辄发展成为族群械斗。
族内婚制并不一直严格执行到今天，现在各个族群都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族内婚制，特别是年轻人已经不太计较对方是否为本族群民系，只要心仪，一切皆有可能。贺州市八都人聚居的厦良寨族群通婚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嫁入厦良寨的媳妇中有客家人 75 人，占总户数的 25. 08％；本地（梧州）人 88 人，占29. 04％；九都人 35 人，占 11. 55％；广府人 11 人，占 3. 63％；钟山董家 12 人，占3. 96％；壮族 15 人，占 4. 95％，广宁人 3 人，占 0. 99％；桂柳人 2 人，占 0. 65％；合计 242 人，占总户数的 79. 85％。”
这种复杂的通婚关系，实际上就构筑了一个基于亲缘一体化的族群关系网，这在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中，完全可以化解一些非根本冲突的矛盾，降低族群对抗性矛盾冲突的发生概率。这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当真存在。许多时候，在街市的磕磕碰碰中发生矛盾，双方大动肝火，正准备诉诸武力，这时，只要大家知道我们是通婚的村寨，大家还是亲戚，矛盾马上就可以消解，双方都表现互谅到让，一切重归于好。这就是亲缘构筑社会生态关系的力量，虽然于法理而言应该论个输赢真假对错，但在亲缘关系之下，一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对于构筑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还是有益的。
建筑是物化的意识形态，凝聚着建造者的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民居建筑作为最为普遍且实用的人造物，其关联着每个人，也影响着每个人。任何人造物都必然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民居具有极好的亲缘性，构筑着人类“家”的观念，每个人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生活在民居，因此一定倾注着人类的情感和智慧。民居还必须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人生于斯长于斯，必定要求有益于人，不应该不便于人，甚至有害于人，因此审美要让位于实用。虽然民居建筑凝聚着人的情感与智慧，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但并非完全随性个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民居建筑大体有着共同的取向，表现区域内社会生态的共生关系。
贺州有着许多族群，考察各个族群的民居建筑，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也表现某种一致性。大体而言，贺州民居建筑呈现这样一种发展趁势，由一体化的连体建筑向独立性的单体建筑过渡。过去，不管哪个族群，都倾向于修建连体建筑，一个村寨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房屋之间基本可以做到不见天地走家串户。被誉为江南紫禁城的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的大江屋就是客家围屋的典型代表，整座屋宇占地 5761 平方米，南北长 72. 95 米，东西宽 50. 3 米，建筑面积3669. 39 平方米，四进六纵，其中横屋四纵，每纵 2 ～ 3 层，共有 9 个大厅 18 个天井，底层共 80 间房，全部房间都有廊道连接。整座大江屋只有一个大门出入，西北角开设一个小门，平时一般不开放，整座大屋都被高达 5 米左右的围墙团团围住，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大江屋在防御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除了走廊转弯处设有 72 只枪眼外，有一种让窃贼进得来出不去的特制门闩，其内部结构至今无人破解。全屋楼上楼下可以相互连通，又可以相互关闭，生人进来如入迷宫，没有人指点，别想走出这座大屋。”
贺州土著也有与大江屋相类似的建筑，也是相当于一个村寨的居民都居住在一栋房屋里。比如八步区铺门镇浪水村的浪水庄园，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共四进八纵，其中横屋六纵，每纵有小屋 20 间共 120 间，最多时居住人口也在二三百人。贺州本地人的大屋也具有类似的结构，虽然也有多进多纵的结构样式，但更多的是倾向于横向展开，以一个三至五世祖公为单位建造，内住同祖公各房。一个村寨一般有多座这样的大屋构成，然后整个村寨再设置一些防御设施，诸如围墙之类，与大江屋相邻约 20公里八步区沙田镇龙井村“本地人”村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整个龙井村各户大屋独立建造，巷道曲折迂回，纵横交错，布局如迷宫。户与户之间呈“之”字形排列，每隔一至两栋在东西方向设有南北向出口，与村外相通。每户民居都没有正门（或设有正门而不用），只有侧门。每个巷口设门楼一座，门楼与门楼之间有防护墙相连，防护墙上设有枪眼。
这种大屋似结构普遍存在于贺州，所区别的只是规模形制的大小，内在基本功能相似。这种大屋有几个基本特点，即防御功能、聚族而居、中堂礼制。防御功能是指房屋建造或多或少都拥有某种防御设施，提防着匪盗的入侵，守护着屋主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很显然，这是针对社会生态环境恶化所采取的被动预防措施，物化地间接说明人们所具有的防范心理，百姓的日常生活处于某种不安宁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社会里，封建社会就没有间断过匪患，既有官匪，也有土匪，此外还有族群冲突。这种族群冲突不仅发生在土客之间，同时也发生在土著之间，它是社会生态关系恶化的象征。防御功能是对社会稳定程度信心不足的体现，不能作为土客冲突的有力证据。当然，确实可以证明百姓对于社会治安的不安心理，这是旧时社会的痼疾。
聚族而居是指一座大屋内居住着同一祖公的两户以上人家，这些人家在经济各方面完全独立，只是因为血缘居住在一起。本地人一般不超过 10 户人家，以 5 户左右较为多见；大江屋“在人民公社时期，最多有 48 家住户，340 多人，分成两个生产队。目前有 30 多家住户，200 多人。”
这种聚族而居的形制当然与封建礼教提倡大家庭有关，但也内含着安全考虑。在不安宁的社会，单家独户的安全系数较低，容易受到匪盗的侵袭，聚族而居的大屋大户的安全系数较高，匪盗不敢轻易来袭，即使来袭也有力量和胆气还击。这也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印证，过去械斗基本上是族群械斗，即使起初是个人性质，以后也会发展成为族群械斗，因为各个族群都有集体反击的意向，而且不管己方的对错。虽然这是一种显性的间接证明，但也能够说明百姓为了自保而采取的基本策略了。
中堂礼制是各类民居都有中堂的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家族议事和祖公祭祀，居于连体建筑的中轴线，属于家族的公共场所。祖公祭祀具有聚合族群的功能，作为一个讲究人情伦理的传统社会，血缘是维系一个人社会生态关系的经纬线，失去这根经纬线，人将于社会无所依存且被社会所抛弃，因此每个人都异常重视它。正是祖公祭祀具有如此之伟力，它才能有效地聚合人心，也成为人们的精神归所。中堂的议事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具有准行政性质。由于大屋具有防御性质，因此其族长同时也具有军事首长的特性，拥有最高的权威，也具有行政管理的某种职能。如果说，祭祀主要依靠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那么族长就主要依靠行政权力来聚合族人。精神力量依靠的是魅力感染，其作用于人的心灵，因而它的抱团聚合是根本性的聚合，具有最为长久性。行政权力依靠的是行政权威性，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在强制性，可能会引起不服，但是能够直观现实地聚合民众，因为它能够对公然违抗者采取强制措施。深入分析，还是可以发现中堂功能得以发挥的预设前提是社会生态环境恶化，于是三种基本功能也就得到了统一。
客家围屋的核心在于“围”，这个世界主通外界的通道就一个大门，另有的一至两个小侧门并不经常使用，于是大门就成为进入围屋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的作用在于身份认证，确认是我族之人就予以通行，否则就拒之门外，其他人想进入则难乎其难也。具有血缘关系当然就是自家人，可以通过关卡的身份认证。能够操持客家话，那么也属于我族，因为“天下客家是一家”，于是也能通过身份认证。其他人士则不能轻易进入围屋，只有认同我族才能通过身份认证。由此，关卡就同时伴生两种相对立的情感意识：自家人与非我族类。非我族者就强烈排斥，其于情感上不能兼容，于事件处理层面就不分是非对错青红皂白，本能地倾向于排斥而不能理性分析。对于自家人或操持客家话者则表现为情感上的主动接纳，力图与自我融为一体，在事件处理层面则呈现一边倒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倾向于自家人。“这使客家民系有极强的自我和家族保护意识，重视家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却失去更广地域的文化交流以及近现代产业技术交流，这是导致民系保守怀旧、心胸狭隘的社会生态的原因。”
这时，自家人的我族观念就转变为身份认同，既然大家是自家人，那么就不分你我与彼此，围屋的连体建筑就反映这种心态。在围屋之内全部相通，你我都对大家敞开而不存隐私，大家通体透明不设防。于是，这又过渡到另一个层次，那就是身份消解。因为这时似乎每个人都是一个单体存在，但同时大家又都是通体透明，因而其精神世界并没有获得个体性的独立生存，全然消融于群体当中，于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身份也就于无形之间消解了。因此，一个围屋就是一个存在，整个围屋内的族群就是单位“1”，一个整体的“人”，围屋内没有单体的个体存在。
具有半军事防御性质的民居建筑并不止于客家围屋，许多民族或民系的建筑都具有类似的功能。广西贺州市既居住有客家人，也有当地土著“本地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激烈的生存斗争冲突，于是大家都建筑自己的半军事防御民居。“本地人”的防御思想的重点落在各家各户的单体防御，但是相互之间又不是各自为战，而是相互支持形成整体防御。贺州市桂岭镇竹园村的陈姓聚落，整个村寨就是一个防御体系，内容巷道纵横交错，各家各户既相互连通，又各自独立，形成既能单体防御，又可整体防御的结构布局。客家人采取与“本地人”迥然相异的防御思想，他们重在整体防御，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独自生存，必须与整体共存亡。这是客家人整体规模迁徙所决定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下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求得生存。“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一种爱种爱家的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
客家人相通的连体建筑就充分贯穿了这种防御思想，假如对方突入围屋，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敌手而不能自存，这就促成客家人必须生成抱团意识，如此才能不仅获得族群的生存，更可以获得个体的生存。当然它在获得抱团意识的同时，其物化思想也限制了个体的个性表达。虽然围屋内有几十上百间居室，内住几十上百户人家，有着几十成百上千人口，但是因为居室内部相互联通，因此其于心理层面与一家一室一人无异。于是，一家人的我族观念在连体建筑当中得到物化巩固，围屋就是一家，一家就是围屋。围屋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是这种众志成城的精神，才使得客家民系傲立于世。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大家庭逐步解体，经济独立的小家庭日渐增多，一家一户，多是以夫妻为中心，上养父母，下抚儿女，形成数人或十多人的小家庭。常人祈求的‘四代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是比较少见的。”
单体式民居既是适应这种变化的物化审美思想，更是社会生态环境和谐友好的直观反应，百姓已经不必担心匪盗，也不必担忧族群械斗，于是脱离连体建筑而趋向建造单体式民居。核心家庭居住一栋房屋，且是单家独户的建造，不仅没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还能够享受个性化的自由，谁人何乐而不为？单体式民居较之于连体建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意味着父辈可以从家国一体的专制独裁意识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表现在民居建筑当中就呈现出审美心理的微妙变化，原本崇尚横向发展的“大”建筑：大家族共同居住的建筑，现在崇尚“小”建筑：小家庭居住的建筑。“小”建筑因为具有物理空间的独立完整性，因而就凸显了个性，原本父辈于宗族（家族）大系统当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层级，现在因为层级的极大减少，于是自我就得以极大凸显。原本父辈消弭于宗族（家族）大系统当中，于是个性无以呈现，由于尚“小”的审美变化，就使之作为构成要素的地位得到突出，从而争取到了宗族（家族）事务的基本话语权，因而个性也就得到了进一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