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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发生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人类原始形态，小说《西游记》中的神话创作则出现在中国封建文明如日中天的明代，从远古神话的产生到封建文人主动积极地创造神话，这中间充斥着不同社会文明形态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道德思想等等，神话在这样的社会中穿行、保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渗透和影响。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释道思想，在明代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如果站在社会伦理思想历史发展的立场上看，小说《西游记》中的神话现象，很容易被厚重的社会伦理遮蔽原始人类思维的特性，披上浓厚的政治伦理、道德说教的色彩，这样小说中的神话就不再是原始形态意义上的远古神话，而是承载了政治伦理色彩的艺术。
发生于人类原始形态的远古神话，本来并不存在任何道德理念的，只是一种近乎纯粹本能行为的想象活动。在历史必然进入一个理性化和道德化的时期，所有早期的神话都必然面临着这个特定的历史区间中道德和理性的重新审视甚至阉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文明历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文明，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文明，显然都受到强大的中国伦理文明的冲击，虽然相对于长期作为封建中国政治统治中心的北方来说，南方受到政治伦理精神的控制程度远远比北方受到的影响更为虚弱，但是，就这种政治伦理精神对于中国民族强大影响的角度上看，中国神话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都与儒家思想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这样一来，一切与神话相关的文人创作出来的神话文学作品，就必然牵涉到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神话的“历史化”。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指的是The Theory Euhemerus，汉语译为神话历史化理论，是以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作家犹希迈罗斯（Euhemerus）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神话学理论。犹希迈罗斯认为神话的起源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神话中的神和半神最初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是远古时代的帝王或者英雄。国内学者对神话历史化的理解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神话历史化理论解释了神话与神衹的起源，即神话源于历史，神祗来源于人类；另一种观点认为，神话的历史化，本意是指对神话做出历史化的解释。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是神话溶解于历史之中，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处于历史叙事的需要，神话的内容被纂改得面目全非，这种情况最终导致神话的消亡。
。本文中的神话历史化，指的是第二种解释，在这种理论框架内，神话的历史化实际上指的是“原生态”意义上的神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洗涤中，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即“次生态”神话。也就是说，在中国以书本形式流传下来的神话除了《山海经》等几部少之又少的神话外，其他的神话几乎大都是在原生态神话基础上变形加工而来的，这其中当然包括明朝的《西游记》。正如西方学者马伯乐在 1921 年出版的《书经的神话》中所说的：
中国的学者只会用一种方法去解读传说，那就是历史解释的方法。他们藉口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排除自己不能接受的奇异的、超自然的成分，只保留死板僵化的渣滓——其中的神灵和英雄被转化为圣明的皇帝和睿智的臣子，而妖怪则化身为叛乱的王子或邪恶的官吏。……这种作品只是徒有历史之名而已，事实上是一些传奇故事。
马伯乐对于中国神话的解释显然并不全面，但是，他提出的中国神话文学作品渗透了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观点，还是非常符合中国神话发展的历史，也切合了封建时代神话文学创作的现实。但是，马伯乐的神话历史化的解释，也常常给后人解释《西游记》带来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过于强调神话的“历史解释”，而忽视了这些“次生态”神话与“原生态”神话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脉关联，事实上，小说《西游记》的神话创作既包含着“原生态”神话的原始思维，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次生态”神话的社会历史观念，对此，本文将在下文专门阐释，此处不再赘述。
单就这种历史化的神话特征而言，目前学界的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神话的历史化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神的欲望世俗化。由于人的欲望驱动而出现的世俗化倾向，神灵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与世人日益接近，也像人一样充满欲望。神灵的世俗化使它脱去恐怖的性质，不再是令人敬畏的对象，人神之间的关系变得轻松；二是神的婚姻情感化。受传统婚姻观念和阴阳学说制约而出现的伉俪化倾向，许多原生态神话中的独身神灵，有了自己的配偶。神话演变过程中出现伉俪化倾向，有的一目了然，非常明显，有的则比较隐晦，处于潜藏状态；三是神的老年化。农业文明影响而出现的老龄化倾向，许多原生态神话中年轻力壮的神灵变成老年神灵，欲以此强化神灵的权威性。
其实，上述的三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神从身体形象到情感欲望都逐渐世俗化、日常化、人性化。这种历史化的特征在中西方神话中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就中国而言，在中国神话叙事中明晰地存在着。甚至过去学界一度普遍认为神话的历史化就是中国神话最突出的一面。“历史化代表的是原生的神话在后代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改造的情形，应该算作神话失去其古朴特质，而发展为生成熟性。现在面对异常童稚的、完全非历史化的原住民神话，我们只能说中国神话中保留了从最古朴稚拙的形态到发达成熟的形态之间的丰富样态变化。”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时间稍后的书籍中记载的神话就一定是次生态神话，因为所谓的次生态神话是否存在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相对于原生态而言的。换句话说，如果作家根据早期口头流传，在书中以原生态形式进行叙事，这种神话仍然有可能是一种原生态，或者至少切近原生态。因此，在许多神话叙事中，往往原生态和次生态神话同时存在，例如，《楚辞》中关于土地神就属于原生态神话，而河伯的神话则是次生态。这是我们在解读《西游记》神话叙事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类原始神话思维与文学艺术创造两个本质区别的事物。当然，越是接受封建文明洗涤时间长的社会时代，出现的神话叙事就越远离原生态神话，对于处在中国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明朝中期的《西游记》神话来说，想完全保存原生态的清白之身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学界研究《西游记》神话之时，往往忽略了“原生态”神话对小说的影响。
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对《西游记》中的“历史化”神话，做出有价值的探讨之外，是否还具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马克思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是否因为“历史化”方式而彻底消失了原生态的神话基质，换言之，这种远古的生命智慧是否在“历史化”的形态之下继续生长并延伸，虽然其最终要与文学创造互相渗透，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代表其在历史化过程中彻底消失了原生态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原生态神话的基质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与艺术虚构等神话艺术创造并行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对于《西游记》这样一本神话作品进行阐释时候必须首先设置的语境问题，离开了这一语境，不仅我们对于《西游记》神话阐释将无法保持其精神源头的血肉联系，从而彻底隔断了“历史化”的神话也应该从远古神话寻找精神源头，而不是仅仅就当时时代背景、政治生活来阐述，而且，我们对于历史上为何反复再现的神话文学现象，无法做出本体意义上的回答。
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与儒家思想的伦理政治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关系。对于这一点，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十分精确，在他看来，古代中国南方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者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这可以充满神话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楚辞》、《山海经》，以及庄周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层面上得到验证，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中。具体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相比之下，地处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呈现出来的是儒家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不过，这种观点依然有一个基本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神话产生于上古时期，远远早于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先秦和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因此，中国民族儒家思想传统对神话的影响只能是神话产生之后的流传、变异，只能说中国民族的特点对神话完整保留以及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不能说，因为中国民族朴实少想象就产生不了神话。另外，就中国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子本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来说，他个人的因素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于神话也未能幸免。当孔子对鬼神持有一种慎重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时候，神话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孔子个人的思想就可以决定了中国神话在历史中的命运，随着神话研究成果的日益突出，许多学者提出，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并不是造成神话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因为儒家并不排斥神话，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这些都是从述史的角度而言的，其真正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历史与神话的混同”。这种说法当然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即使上述这种孔子述史而非排斥一切神话的观点，也与孔子本人具有相当的联系。而由此导致的正是《西游记》中儒家思想叙事的复杂化，这正是中国神话“历史化”与儒家思想保持上述复杂的暧昧关系的具体体现。
一方面，《西游记》无可争议地对儒家思想进行大量叙事，例如孙悟空身上表现出来的儒家积极进取精神。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把儒家哲学看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对于孙悟空形象有着部分真理的意义，例如学界长期把孙悟空的形象解释为不畏艰难用于进取的典型，这和儒家哲学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颇为相似。但是，如果采用部分学者提出的儒家哲学在本质上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说法，似乎更为确切，因为除了唐僧心甘情愿地求法之外，其他人都属于“逼上梁山”的角色。小说《西游记》在儒家伦常世俗理念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叙事。
另一方面，《西游记》对于儒家哲学的叙事并不是简单而肤浅的，在宣扬儒家哲学的同时，还有大量的道家哲学思想充斥其中，而且，单就儒家哲学思想的叙事来说，也不是完全地站在肯定和拥护的立场上，常常与嘲讽甚至是否定混淆在一起。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大量的并非作者个体独立创作的神话叙事，它直接传承了远古神话中原生态的本质，从这些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的集体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承恩具有了西方荣格所说的并非孤立个体的意义。同时，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活动，具体的社会现实背景、作家个体的独立意识甚至文本自身无不对于神话叙事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主观心理以及次生态神话进行改编，从而成为《西游记》神话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神话叙事并不是和原生态神话叙事完全隔离和绝缘的，而是完全胶着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西游记》的历史化问题不可简单地以所谓的儒家伦常化等话语“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