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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界对于《西游记》的题旨归类、美学价值、哲理反思、形象塑造、叙事方式等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但是，把《西游记》看作一部神话小说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任何的争议。从理论上说，对于“神话小说”的定位应该是不存在任何学理性问题的，然而，正如康德所言，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往往行不通。对《西游记》是“神话小说”这样真理性质的概述就遇到这样的尴尬，这不仅仅因为神话究竟是什么，至今尚存在争议，而且，中国的神话与西方的神话概念之间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现代中国神话学研究又直接移植于西方民族神话学的思想体系，当代神话学的勃兴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全面移植，又具有密切的关系，即使作为中国神话学研究先驱人物的现代学者茅盾，也是在西方人类学的启示下展开中国神话学研究的。
直到今天，学界仍然存在中国只有神话而没有神话概念的说法，关于中国的神话概念来自西方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非只有神话而没有神话概念，只不过中国古代人把神话称为远古历史而已。他们直接把神话当做历史，用“历史”的概念包括了“神话”的概念。而且，既然古人把神话当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创造一个“神话”概念来指代这种叙事内容。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今天的学界对《西游记》神话故事阐释必然存在两种语境上的分歧，其后果则直接导致了看起来都是在针对同一个文本故事，但是在逻辑思维的起点上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结论当然不可能统一；退一步说，由于中国远古神话与后来的神话在自身内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和转型，即使对《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阐释同在中国语境下进行，也存在着原创意义上的“彼神话”与封建时代被“历史化”后的“此神话”以及现代理性思维下的“当下神话”的内在区分。
这些问题显然被忽视了。那么，如果想彻底恢复对《西游记》神话故事的本土化阐释，首先面临的逻辑命题就是在中国语境下重新阐释神话的内涵。这也许是任何一个试图接近中国神话学领域的现代学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从表层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视角的选取，因为《西游记》作为一部神话小说，对其相关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尤其在神话学方法论多元化的时代，为了更深入而集中地研究问题，避免阐释过程中的变调或跑题，有必要选择一个视角。正如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所说的，世间的一切认识，包括人的认识，都是一种特定的视角，借助这种视角，人发现他的状况的范围。因此，认识是受人支配的，人能够超越它。但是人自身是不完善的，而且不可能达于完善，他被托付给宰他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他通过思想所能做到的事只是照亮自己的道路而已。
在视角选择以前当然需要了解这个视角的本质和内涵，即使这个视角自身并不完美。显然，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国语境下的神话内涵，需要对已经作为中国神话概念衡量最重要的标尺的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以及对中国神话学研究先驱者影响最深的西方人类学神话理论，进行一次粗疏的梳理工作。《西游记》作为中国神话小说中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之一，在我们解读文本深层内蕴之前，也需要廓清先验存在的两个神话学研究语境。
马克思对神话的理论阐释并没有像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那样形成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在一种在只言片语中进行“结论式的判断”，这对于今天的神话研究者来说，既可以逼近马克思神话论的思想精髓，同时，也容易流于断章取义式的浮泛空疏。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神话思想作为一种可以具体指导世界神话学研究的理论思想，必然具有其科学的普遍性，这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神话的时候，从来自非本土经验的马克思的希腊神话理论中汲取营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马克思的神话论在微观叙事上侧重的是古希腊、罗马、埃及的神话，而并非中国神话，再加上西方神话土壤与中国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和断裂性，对其神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解读就不应该死板教条。考虑到这两个前提条件，我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对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中国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重新阐释：
其一，马克思神话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人类本质力量中“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主体能动性，而《西游记》神话哲学因为充斥着儒道释多种思想，并不可以简单地用一种哲学观念来统领其思想内蕴的全部。
马克思对神话的阐释始终奠基于人类主体对于客体征服中显示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高扬“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依据这个神话观念，很容易让人把思维想象论看做马克思神话论的哲学基础，其实不然，因为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标明了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来征服大自然的。也就是说，“想象”在神话中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最终只能是神话的一种工具而并非目的和终极，而神话存在的真实意义则在于“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必然结果，作为人的能动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借助想象的工具对自然界进行对象化生产。这和西方人类学更认同于生物学意义上解读神话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作为人类高级阶段属性之一的想象，早在人类低级阶段就发生并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原始人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而人的主体能动性又驱使着人不断地改造自然界，这种改造自然的斗争过程正是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但是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不得不更多地屈服于自然的压力之下，当人类主体能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诸多愿望之后，作为一种具有补偿或美好愿望的心理活动，人类的想象力就必然产生了。它可以有效地弥补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遭遇强大客体压迫后的沮丧心理，不断鼓动人类在困难面前敢于显现人的征服力量，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限制了人类主体的物质实践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往往受到这种压制显得非常活跃。事实上，原始人不仅不能在实际上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而且在意识上也不能够完全理解自然。面对自然的伟岸险恶，人类的理想显得愈发脆弱和渺小，于是，精神幻想的功能获得充分的膨胀，这就加重了人类主体按照主观意识解释自然规律和现象的功能。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纯粹的妄想胡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具有真理的意义，是人类解放自身、发展自身、生产自身的必然结果。
同时，在这种不断向大自然征服的劳动生产中产生了神话，往往意味着一旦当人的生产力水平非常高，或者能够比较清晰理性地解释、揭示身边的物质世界的时候，神话的土壤也就消失了，至少不可能再出现远古神话了。那么，这是否可以说，只要人类一天没有支配自然、征服自然就具备了神话生产的土壤呢？并非如此。神话产生的前提是人类对自然的生产能力相对低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生产力水平低下就可以产生神话。工业文明之后，科学技术日趋发达，但是，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不能够做到完全支配自然，征服自然，于是，近些年来学多学者宣称神话产生的土壤并没有失去，文学艺术领域将产生新的神话。
直至今天，我们人类仍然不能在伟岸的大自然面前骄傲地宣布已经完全征服控制了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越发达，引发的人与自然危机越严重，受到自然新的压迫也越明显，但是，从人类社会存在无数个不同的“历史区间”上看，后来“历史区间”上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神话产生的那个历史阶段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人类虽然一直保持着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的生产实践活动，并且在生产劳动中显示着“人的本质力量”，但是，过多地借助、依赖科技而不是原始想象，也就无法再次创造出远古神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的发生离不开人的主体能动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只要人的主体能动性一天不消失，就一定会生产出神话。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内在生产观念”。这个“内在生产观念”是早期神话为什么产生于人类自配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同时为什么也是一种“艺术加工”的合理原因。它一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神话论与后来的西方人类学派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则保证了神话理论与人的自然属性之间的无法断裂关联，这也是其理论具有真理意义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神话哲学观对于《西游记》的解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神话的产生和创造也遵循着“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规律，就《西游记》来说，唐僧师徒不畏艰难险阻西天取经的故事模式就是人类主体“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最好证明，如果没有了人类主体征服自然力的哲学基础，我们又怎会从这样一支小小的西行队伍、在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之后，生发出如此崇高的赞美情感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取经之路看作是人类主体战胜自然进而支配自然的象征。另一方面，在《西游记》这个神话故事中，并不可以如同西方古希腊神话故事那样，简单地以人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社会主体劳动生产论完全概括。中国神话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受到作为中国思想主导形态的儒家观念的强烈渗透，也充斥着道家思想观念。马克思强调的主体征服自然的神话哲学，儒家思想与之更为切近吻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把不断征服自然的孙悟空看作世俗伦理精神的代表，而对于道家思想来说，更倾向于返归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虽然这两种思想通过互补的方式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叙述，但是，如果简单机械地用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神话哲学去强行比附《西游记》，则必然导致语境不统一的后果。因此，马克思神话哲学观对于《西游记》既不能被庸俗化为“过时”，也不应该被盲目地照搬抄写。
其二，马克思神话论中的“自然”客体与主体人类无法调和的矛盾关系，属于典型的西方民族经验，而《西游记》中的“自然”客体并不完全具有“对象化”意义上的、与主体完全对立的客体内涵，在本质上与“非对象化”的中国民族诗性智慧，保持着无法斩断的血缘纽带关系。
对于马克思神话发生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在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同时，如果把自然界与人的主体力量完全对立起来，这是最典型的西方哲学主体认识论的传统，即社会主体与自然客体在人类意识的萌发状态就成为对立的双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你死我活的解放者、征服者与被解放、被征服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人类早期文明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得不面临着大自然对人类的压迫力量，从人类主体能动性角度出发，用生产劳动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在西方神话中的战争神话谱系和中国神话中的洪水主题中都有显示。这是马克思神话哲学基础的现实科学依据和证明。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和西方民族尤其是古希腊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断裂，在同样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改造征服自然的情况下，在劳动生产的方式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作为人类高级属性之一的想象，也因为劳动生产方式的差异而不同，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民族在以生产劳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自然对立关系不如西方民族那样激烈和绝对化，当然这并不代表不对立，而是说在对立程度上并不十分彻底，往往保留着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例如大禹治水的神话，人与自然的彻底对抗应该是其父鲧用填土筑墙的方式导致了直接对立，但是，当人类通过这种典型的西方式的主客对立形态征服自然失败之后，作为中国民族智慧的结晶，只能是避开大自然无穷威力的疏导方法，这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一种妥协。人们往往把这一类神话解释为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对自然的敬畏与可怕，从而以人类的聪明才智战胜自然，但是，西方神话中为什么没有像中国民族那样反复、普遍地展示这类妥协呢？为什么更多的是盗天火遭受永久惩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壮与惨烈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神话中的人与自然的彻底对立并不占主导形态，即使对立也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完全“对象化”意义上的撕裂痛苦与悲壮，更多的却是友好暧昧的温情关系。这正是马克思神话理论对于古希腊战争神话解释的客观精准之处，对于中国神话来说，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社会主体与自然客体对立矛盾存在永恒的法则下，更加重视中国神话中主体与客体“非对象化”的“圆融”形态。
这就是中国神话对征服自然进行叙事的一大特色。以《西游记》中的自然客体为例，阻挡在唐僧师徒面前的每一处险山恶水、幽洞深谷都与人类主体构成对立的矛盾关系，唐僧师徒也通过征服的手段达到了战胜自然的目的，但是，就全书的人与自然客体对立征服之间的叙事来说，真正能够达到西方式的彻底对立的自然客体叙事则极其罕见。一个显而易见的叙事规则是，征服的最终实现往往并不是依靠征服者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来完成的，每当以孙悟空为代表的征服者和强大的自然客体即将临近西方式的悲壮与失败的关键时刻，都因为神仙的介入和调停化解了双方的对立恩怨，悲壮固然不可能，紧张恐惧也立刻转换为滑稽和欢笑，人的主体能动性既无法得到进一步升华的可能，自然的绝对冷漠和压抑也被人情化了。诸如小说对于火焰山的叙事，就把征服火焰山的悲壮崇高转换为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和解妥协，甚至在原本激烈残酷的叙事中加入了大量的铁扇公主和牛魔王之间争风吃醋的“作风问题”故事，如此一来，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根本紧张不起来，至多是有惊无险的虚张声势。这当然并不属于《西游记》的独创，而是中国民族传统思维深层结构的智慧结晶。
其三，马克思神话论中的“形象化”与今天文学创造中的艺术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文学艺术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和内容。对于塑造鲜明人物形象为基本特征的小说作品来说，缺少了鲜活的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神话小说这一类艺术作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直接的对应物，人物形象往往荒诞怪异，如果想吸引读者的目光，必然在艺术形象化方面加一番工夫，否则只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而无法获得读者的共鸣。然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和强调的是，马克思对神话定义中说的“形象化”问题绝不仅仅停留在神话艺术形象化这一层面上，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形象化”。
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早期阶段，语言表达等高级能力较之身体动作行为活动来说，要相对薄弱得多，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说，这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人类属于受动存在物的自然属性决定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诸如有形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无形的精神生产活动，想象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外在特征上具有隐蔽性和内在性，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想象在原始先民那里，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抽象活动的概念，因此，对外界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方式，这就是意大利著名的维柯所言的“诗性”。在今天可以作为一种哲理性象征的想象活动，在原始民族那里都是通过具体形象的活动，尤其是身体语言来传达的，这是原始文化虽然粗简陋但却形象感人的奥妙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象化”特征仅仅是后来的抽象或理性思维的一种初级阶段，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野蛮，而是部族古老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因此，当我们以形象性作为野蛮人对自然征服的想象活动特征之时，其实并不意味着这种形象化与今天的理性化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别，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近似于人类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本能行为与后来的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形象化保持着一定的血脉联系。
但是，它与艺术想象活动的绞尽脑汁的艺术形象化构思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在今天的艺术创造中，形象化首先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构思活动，是作家主体有意识地“为艺术而艺术”而从事的一种精神活动，而这里的神话只是“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产物。马克思称这种活动仍然为一种“艺术方式”，此“艺术方式”与今天“艺术方式”不同。苏联美学家卡冈根据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上的不同阶段，把人类的艺术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原始集体文化、社会分工后的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新文化。神话则属于原始集体文化，而按照马克思的文艺观念，只有在社会分工后产生的艺术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生产活动，第一社会阶段中的艺术文化，属于艺术生产还没有作为艺术生产活动出现之前的产物，因此，它属于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产物。由于这种艺术生产活动并没有按照今天的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分类进行，因而，原始艺术中的神话活动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思维创造活动，不如说是早期人类的生活活动形式，也就是说，所谓的创造主体完全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自觉的生产，正如卡冈所说的，这种艺术“不被看做某种与实践活动对立的东西，不是被看做特殊的‘艺术世界’，美的世界，休息、娱乐、梦幻的世界；它是现实的生活过程的一个方面，是为它的所有别的方面——劳动、祭祀、战争和道德教育活动等等所必需的。”
这种素朴的生命活动形式呈现出来的正是“形象化”的表象。马克思神话论中的形象化问题，应该首先具有人类的本能行为，而并非完全是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手段，不能脱离当时人类生存的具体状态而抽象拔高。
在今天理性思维的视角下，神话的“形象化”往往意味着低级阶段的标志，或者与想象无关的高级艺术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种对立性的极端化思维方式，都是对原始神话本质特征的一种扭曲。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那么，当我们以现代理性思维去审视“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的原始思维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和扭曲，因此，神话中的艺术形象化问题与今天的艺术形象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产物。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游记》神话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像《西游记》这一类作品自身经历了多个思维阶段，其中的神话思维的变异更是可想而知。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个民族早期文化大都以神话为代表，这正是人类本能行为活动的证明，如果把神话仅仅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后天的艺术想象活动，那么，空间地域差异巨大的各个民族，在早期文明代表的神话上似乎不应该取得如此惊人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不同民族都出于想象的本能行为进行生产活动，这个起点是一致和相通的，只是在想象的内涵、方式、手段上因为地理、种族、时代等等客观因素影响和制约，最终没有也不可能走向大同。而中西方出现这种想象活动根本断裂的时代，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时代”。中国民族在青铜时代表现出来的文明连续性、继承性，非常有利于继承丰富的想象本能活动，对于后来文学的生产活动起着重要的影响。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神话的理解是建立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充分肯定了神话的发生与作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不可分割的一面，但是，在人类学本能意义上的阐释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对于中西文明如何在轴心期断裂的问题，本文将在下面的诗性智慧中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是能够真正把握神话根本内涵的关键，是恢复和还原神话固有本质而不是技艺性层面的根本思路。
可见，马克思关于神话内涵的科学界定，对于准确理解与阐释神话具有普遍的意义。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的，马克思的神话思想生长在西方的土壤上，对于神话的研究更多地指向古希腊神话，而古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之间的本质性断裂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强调过不同民族神话土壤不同，产生的神话内涵具有本质的区别，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埃及神话，就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对于中国神话研究而言，属于一种“宏大叙事”，尤其在古希腊神话过于耀眼的光环下，具有古老的文明历史却缺少西方式的完整庞大、精密复杂神话体系的中国神话而言，仍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宏大的神话概念层面上，还需要对中国本土神话进行微观叙事。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对于神话学的研究，如果以现代社会为始端，至今已历百年，而这一百年又是西方各种神话学思想对中国民族思想影响极其深刻的“历史区间”，从而形成中国百年之间阶段性的神话思想，而且，越是进入新时期文学，西方思想观念与中国本土理念矛盾愈发突出，形形色色的神话阐释粉墨登场。这就需要在中国本土神话的微观叙事展开之前，明确文本研究的具体的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理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代表中国神话最高水平的小说《西游记》，对于我们今天梳理中国神话文学作品，以及民族文化深层结构模式，无疑具有最典型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