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目前学界对《西游记》的研究，尽管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与小说本身“四大经典据其一”的地位相比，我们也许不会沾沾自喜于目前已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与“红学”研究相比较，“西学”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不是说《西游记》研究一定要像“红学”一样大红大紫，毕竟文学经典的价值不能以研究者的数量和“人气”作简单评判。正如海德格尔曾说的，在现代的世界灾难中必需的是：少谈些哲学，多注意去思；少写些文章，多保护文字。在消费文化横扫一切的背景下，与其恶性地损耗有限的文学经典资源，把经典的微言大义践踏为人手一册的通俗商品，还不如少人问津，如它深藏于大山，待喧嚣尘上的一切浊气消退之后，再细细挖掘与鉴赏。因而，当我们为《西游记》研究的滞后而焦虑之时，也不要忘了这很可能是这部经典小说的幸运和造化。

然而，在以解构与颠覆为中心的后现代学术中，《西游记》也难免被越来越刺耳的西方话语搅扰得丧失安宁。西方理论框架的强行比附，影视娱乐作品的肆意改写，非本土话语的非法阐释等，使一部张扬着中国民族鲜活生命精神的经典文本正在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妖魔化、色情化和庸俗化，其严重后果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就《西游记》再生产的整体而言，则是越来越远离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经验，越来越“西化”、“欲望化”以及“当代说书人化”，与中国固有的智慧、精神与气质越来越不相干；二是以《西游记》的神话学研究而言，则是西方话语直接切断了小说与中国民族早期经验和集体创伤经验的内在联系，使我们世世代代关于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审美享受与文化记忆日益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污染。

张兴龙君的《〈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一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表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作者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现代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围绕生死智慧与母性崇拜等题旨，将《西游记》置于本土性的经验场域与文化叙事中，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其次，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架构贯通明代叙事文学与原始艺术，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个体成长历程联系于人类最初生命孕育的虚空状态，使历练成长的人生之路升华为一曲黄金童年永逝的悲歌，从中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情与力量。再次，作者将个体性的文学文本置放于广阔的人类文化广场上，推动了关于《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本书以马克思的西方神话学理论始，终于世界性的母性崇拜，与一般的同类研究不同，小说只是引线与建筑材料，作者真正想做的是在具体文本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之间建构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经验，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其主旨是“人本”而不是“文字”。所有这些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与鼓励的。至于本书的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是对中国文化本体的把握尚嫌笼统，在具体的解读与研究上，也有一些不够深入之处，偶尔也会出现偏颇之论。但瑕不掩瑜，学人成长也需要时日。兴龙君为人勤勉，一心向学，正值蓬勃发展的向上阶段，相信通过不断的学术历练、多方面听取批评意见，以及更为深入刻苦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与更优秀的成果。是为序。

刘士林
2012 年 1 月 11 日于春江景庐 kwQMtc7bry9d9TTKH5psuculabc8nlahMks8xOlXZmS3yTUflblLMkEGvUuzd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