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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证明了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对《西游记》等神话小说发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原生态神话的异化或者变形，那么，在厘清了神话的历史化之后，还需要对神话小说进行回归神话精神文明源头，或者中国文化母体精神的内在机制探讨，即在今天的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是后现代文明语境下，如何尽可能地回到神话研究的原生态神秘图式中去。
前文已述，神话是早期人类向世界发问或征服的思维方式。从西方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学说的角度上说，其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民族记忆，这种种族的记忆必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反复再现。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的，神话是记录人类进化史的最好载体。神话在看似最荒诞的幻想之下埋藏着“秩序”，而这种“秩序”体现为“一再于全世界重复出现”的形式化了的“故事”。因此，中国的神话也应该可以让我们从中发现中国民族心理发展的过程。
从中国民族本土的精神深层结构的角度上说，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一种原创性、普遍性、深邃性为重要特征的文化元典。例如，鲁迅把神话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茅盾把神话作为中国短篇小说的源头，实质上证明了神话在中国民族精神深层结构上的文化元典价值和意义。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因此，中国著名的神话学研究专家叶舒宪先生认为，中国神话研究的中心应该转移到“把神话作为前理论阶段的思维方式，作为前哲学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研究”。
换言之，神话的天马行空式的文学创作是民族文化精神深层结构的表象或现象，作为神话现象背后的“纯粹的现象”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其积淀着深厚的本民族精神的原结构。
很遗憾的是，学界对神话的关注，往往更集中在文学创作的表现或现象层面，或者资料的整理、收集和考证上，就前者而言，往往导致了对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原结构的忽视，而就后者来说，则容易将神话的鲜活内容机械化、板结化，甚至是一种“作茧自缚”，“治中国神话的学者们埋头于神话材料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自本世纪 20 年代的古史辨派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当人们把神话仅仅当作神话来考据和研究的同时，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作茧自缚了。”
这种激进的观点固然值得商榷，但是把神话学从考订主义的狭隘视界中扩展开来的观念，的确不失为一种神话“元叙事”的有益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就是“深刻地影响合作有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的“文化酵母”。
明确了对神话可以而且应该追本溯源的理论论证之后，剩下的问题则是中国诗性智慧的阐释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诗性智慧，二是中国诗性智慧。
所谓的诗性智慧最早是由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在其《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但是他并没有对诗性智慧这一概念做出明确而直接的定义，而是从其具有的功能上做出多角度的阐释。在维柯看来，所谓的智慧是“一种功能，它主宰我们为获得构成人类的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要的训练。”
维柯认为，智慧的功能在于实现人的理智和意志，他从古希腊柏拉图对智慧所下的定义“智慧是使人完善化者”的角度上指出，人作为人，在他所特有的存在中是由心灵和精气构成的，或者不如说是由理智和意志构成的。智慧的功能就在于完成或实现人的这两个部分。
而这种功能是和神有着先天的血脉关联，智慧简言之就是神所启示的关于永恒事物的科学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维柯提出了诗性智慧的概念，一方面，诗性智慧是一种人类智慧的早期形态，具有粗糙的玄学特征。“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
“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象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的这些感官和想象力）。”
另一方面，这些智慧是人类认识最初文明或者说后来文明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它们从根本上说，只能属于原始民族，他说，诸异教民族的原始人，即正在出生的人类的儿童们，就以这种方式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念，创造了事物；但是他们的这种创造和上帝的创造绝不相同，因为上帝凭他的最纯粹的智力，能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中就同时创造了该事物。而原始人由于他们强壮而无知，却凭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才创造出事物。而且因为完全凭肉体方面的想象，他们以惊人的崇高气派创造了事物；这种崇高气派伟大到使凭想象创造出事物的那些人物格外震惊，因此他们被称为“诗人们”。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维柯的诗性智慧之根本内涵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所谓的诗性智慧就是人类早期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在我看来，诗性智慧的意义并不在于为人类早期特有思维方式作出一种界定，而是由这种界定导致的其在现代思维语境中存在的价值比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今天的理性思维有根本的不同，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属于人类的童年那个特定的时代，随着特定时代土壤的消失，这种思维方式就不复存在，例如神话思维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彻底的诗性智慧，而在今天即使还有神话，但是这种神话思维方式已经不再与当初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另一方面，诗性智慧在人类思维历程中也面临着一个继承发展的问题，换言之，在理性智慧时代取代诗性智慧时代的时候，其中也有着思维内在精神的传承，或者说对原始思维形态的变异与转化，虽然这种变异无法保持、也不可能保持最初智慧的全貌，但是，相通性是存在的，或说无法被彻底变异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理性智慧时代下也能够从诗性智慧中获得某种启示的原因所在。因此，两种智慧在价值判断上就根本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尤其是不能用今天的理性思维强行比附拆解诗性智慧。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神话研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远古神话就是一种诗性智慧，如果从现代文明的立场下进行真理性批判，不仅完全遮蔽了神话的本质，而且违背了人类思维发展的科学。
二是人类原始思维的特有方式决定了此后人类的文明发展。这就是维柯创立的“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的理念。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早阶段，诗性智慧与后来的现代理性智慧具有血缘的纽带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原始思维看做理性智慧的母体，现代智慧的精神基因就是在诗性智慧中确立的，虽然在发展演变中出现了种种变异或者转型，但是，它们不是完全矛盾对立意义上的关系，而是母体孕育与后来者部分传承、部分变异的关系。这是我们对后来文明的本质需要从母体文明中寻找的合法依据所在。
三是如学者刘士林先生指出的，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文化。以这种诗性智慧为精神方式的实践活动，在把这一套内在意象运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一种与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原始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性文化。
正如维柯所说的，“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就象从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从一肢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
虽然，维柯的诗性智慧思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先天缺陷，但是，这对于解释包括中国民族在内的文明精神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演出中国诗性智慧的内涵。
按照维柯的诗性智慧理论，既然人类各个民族最早的一种文明形态都是一种原始思维，那么，包括中国民族在内，都存在一个理性智慧对最初的诗性智慧究竟如何继承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各个民族由于文明起点是相同的，如果没有地理、种族、历史等各种客观原因的差异和制约，世界文明应该是大同的。但是，事实上当然并不如此，单就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在诗性智慧的继承上，就表现出了根本性的差异性。根据刘士林在《中国诗性文化》一书中精辟的考察，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阐释中国诗性智慧。
一是从根据人类文明精神结构上的发展过程来看，只有中国民族在对原始文明的诗性智慧保持着持续性的继承和吸收关系，作为轴心时代人类精神觉醒的最高环节，死亡意识问题可以成为中西在诗性智慧继承或断裂上的根本标志，关于死亡意识问题，本书将在下面的生死智慧一章中专门论述，因此，这里只笼统地概括为，中国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在诗性智慧继承上，更多地吸收了原始信仰中的生命一体化理念，从而一开始就建立了文明精神结构深处的生命伦理学意识，而西方则从文明精神结构的深处建立了死亡哲学，由此造成中国民族的文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与原始诗性智慧更加具有血缘纽带关系的诗性文化，因此，包括了原始神话在内，外在性他虽然发生了变异，但是，内在思维却被根本性的保存完好，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形态从表象上看，由于儒家伦理精神对神话强烈地压制和历史化，使得中国神话远远不如西方古希腊神话那样声明显赫，但是，从接近原始神话原生态的意义上说，只有中国神话才具有真正的诗性智慧的意义。
二是从人类生命活动方式的角度上看，诗性智慧的本体内涵即“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具体来说，中国诗性智慧作为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它的内涵至少有两个向度：在时间意识上，它是一种自由的时间直觉；在空间意识上，它是一种生命化了的空间直觉。正是以这种时空直觉为起点，中国文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与西方物质文明截然不同的诗性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从自然的角度讲，它生成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氤氲境界；而从人类的角度讲，它则是一种“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生命活动节奏。
与之相对应，其外在特征也相应地呈现出两方面：“在主体角度的非主体化和在客体角度的非对象化。前者导向表现为自然的血缘关系的重建，即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胞也，这就不可能产生西方文明中那些绝对孤独的个体；后者表现为以审美的方式建造世界，它意在圆融人与自然在历史实践中必然出现的对立关系，把天人对立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让世界成为人的诗意活动的家园。”
工业文明以降，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尺，与此同时，人类对于原始思维的贬低和排斥更加严厉，原始思维往往被作为愚昧黑暗的同义语。从这个角度上说，在高速发达的现代科技面前，谈论任何所谓的诗性智慧问题多少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味。如果把这样的逻辑图式移植到中国明清四大经典小说作品的解读中，其结果颇为耐人寻味。在这四部经典中，《西游记》中充满神奇玄学意味的诗性智慧，具有明显的反现代理性思维的特质，这种特质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往往显得幼稚可笑。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经典语录，他说，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在这种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生活中，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其实，不仅人类在吃破烂马铃薯的行为中丧失自身的需要，在吃所谓的高级马铃薯中同样容易丧失自身的需要。对于生活在苦难的黑暗社会中的人来说，工业文明无疑是最灿烂的曙光，理性思维和科技革命让人类充分享受到了文明的温暖，对于这样高级的马铃薯，人类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贪欲，而且在嗜好中逐渐丧失了生命最初的与自然圆融、和谐质朴的诗性智慧。如此一来，孙悟空这一形象必然被看做人类社会进步中追求顽强奋斗的缩影。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但是，这既非小说神话价值的全部，也不是我们对充满诗性智慧的神话小说应该关注的焦点。对于神话，只要我们还记得尼采这样的评价，神话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神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再低估《西游记》中的诗性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