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语符号历史模态重构当代中国国家认同

1.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认为，语言是一个特殊的意义系统（黄国文，2010：29 ～ 30）；“系统功能语言学始终致力于解决有关语言的和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最终建立功能语义学和‘意义系统’（semiotic system），实现对意义的普通描写”（ibid： 26）。而中国亟须“获得更多的语料，做更多的描写，考虑更多的理论问题的”普通语言学者（ibid： 28）。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意义系统已经引起我国许多语言学者的关注，本文即对此关注的响应。

本研究运用Halliday ＆ 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历史模态（ Martin 2010：2 ～ 18），分析不同时期《中国体育报》上登载的运动员获奖感言话语，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三个层面揭示话语意义中所蕴含的国家认同及其不同时代的语义变迁，以及重构当前全球化社会中的我国国家认同话语。

2.理论背景

2.1 话语符号历史模态的渊源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雅各布森和韩礼德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等都持这种观点（王铭玉，宋尧2003）。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动物，语言是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是隐喻，表示人类种种经验；海德格尔认为原初的语言是诗；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胡壮麟，1999：2）。雅克·里纳尔认为，人与语言的日常关系建立在推理过程明确揭示意义的公设之上，因此是建立在它的使用价值之上；理解一部作品，就是阐明它与世界观的一种关系，而解释一部作品，就是在整个社会学结构中论证这种世界观的功能；叙述悬浮在历史与思想两矩之间；对一部作品的分析方法包括：（1）意义结构；（2）意识形态的嵌入；（3）阶级和历史结构（雅克·里纳尔2000：17）。

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说生存充满“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巴赫金1989）。巴赫金（同上）认为“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决定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一。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马丁的评价理论应该与此有天然渊源。

关于话语符号，福柯（1970）认为应该把文本置于话语活动中去考察。话语（discourse）是比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更丰富的东西，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和语境等多种因素。更为特殊而重要的是，福柯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通过话语去运作。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从而话语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而这些观点正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的主要来源。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包括，其一，历史并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过去的事件”，而始终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过去并不能以真实的面目现形而仅仅存在于“表征”形式中；其二，不存在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历史实体，而只存在非连续的和矛盾的历史；其三，历史研究不再是纯客观的和独立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境遇，过去只是从与我们的特定历史关怀相一致的所有已写就本文中建构起来的东西。这些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

阿尔都塞也是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塞尔登，1989：104）关于意识形态与想象态、物质存在和主体的“质询”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和文化表征的种种见解，为新历史主义者提供了性能精良的武器，使他们能够透过文本去分析背后的学术教规、经济再生产、物质机器和主体异化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来尝试理解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主张和特征：“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颠覆了对文本的现成的传统理解，从而形成对本文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机器、权力结构或文学惯例的批判。

巴赫金的“对话”，洛特曼的“超文本”，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等，表达了超越语言学狭隘视界而走向文化、历史的努力。本研究者认为，这些都为话语符号历史模态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

2.2 话语符号观

人类对话语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语言符号是文化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符号是逻辑表达的工具；中国春秋时期有“名实之争”，思想家老子持有“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语言哲学观；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开始；符号批判和话语论述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后结构主义从多维角度审视语篇的性质。首先，福柯（1970）从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语篇是整合知识、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语言借助于某个特定语域（如医学和刑罚领域）的知识系统在实际当中的应用。在这种观点下，语篇是随着历史而演变的知识、信仰和权势的一种文化系统。其次，语篇反映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根据后结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语篇是一种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一种简单反映，它包含着表述、建构、再建构、协商甚至是反对（Litosselitil 2002：49）。第三，语篇是情景下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的社会互动。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语篇是用来在特定场合下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包含着人与人和集团与集团在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互动。

Van Dijk （1990：163 ～ 183）认为语篇是语境中的话语，它既带有语言使用的具体形式，又有社会互动的特殊形式；它是一种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真实生活的社会结构，知识以及社会的理性行为的模式。这种社会互动体现着参与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身份、双方共通的生活经验及习惯、相同的社会背景以及愿意共同分享的情感、想法和感受的程度。通过这种互动，互动关系中的成员来交流和理解话语的含义。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话语的各种体裁都具有某种文化中具备社会价值的特定符号功能（1978/2001：145）”；语言学研究，必须重视意义与语言符号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潜势由表示某一语境特征的选择所表示，一个特定的语境即是一个符号系统。语境的符号结构包括三个社会符号成分：语场、语旨和语式。语场是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活动，反映讲话的内容，如话题等；语旨是谈话参加者之间的角色关系，表明参与者所持的态度；语式是交际时所选择的渠道，体现讲话者勾画语篇的方式，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则被称为话语（1978/2001：109）。

语言的符号属性和符号特征一直是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探讨的重要问题，符号学为语言学者将社会学、民族学、文学等与文化相关的材料纳入研究的跨学科态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语言研究者对语言个别单位和语言整体的功能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了描述话语符号的动态变化，韩礼德和马蒂森（马丁，2010）参考发生学，创立了一个“符号发生学”模式，表明时间发生轴上话语发生符号变化的历史模态：种系发生（研究语言学特征历时的演变，源于福柯思想）包含并且影响个体发生（考察个体不同阶段在语言学上的发展，源于拉康的思想），个体发生包含并且影响话语发生（单个语篇中语言特征的变化，源于德里达的思想），这三种发生又都通过语言投射给语场、语旨和语式，从而形成语类、语域（体现为语场、语旨和语式）和语言（由人际、概念和语篇体现）。另外，在马丁的语境学说里，语类即意识形态（Martin， 2000）。图示如下：

2.3 话语意义角度阐释和建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隶属于意识形态；它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同时包括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民族同胞、象征文化等的文化认同（郭忠华2011：161）。国家认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它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动态价值体系。它和意识形态一样，可以通过话语分析得以阐释和建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研究和分析，绝大多数是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例如，国内学者郭艳（2010）从后发展国家的认同危机角度探讨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韩震（2010）从文化意义和民族认同角度探讨强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国外学者Carlo Celli （2010）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电影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国家认同， Alexander Bukh（2007）通过对二战受害人的访谈分析，试图在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真伪辩论里找到日本民族国家认同。

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者们多是从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角度探讨国家认同这个概念，鲜有用语言学理论分析国家认同的。本研究拟用话语分析历史模态理论，分析我国不同时代运动员的获奖感言里蕴含的国家认同语义。

3.语料选取

本书以《中国体育报》（原名《体育报》，1968 ～ 1976年曾经停办，1978年开始用现用名）从1956年建报始，到2011年所刊登的国内外重要体育赛事后，中国运动员所说的获奖感言为语料，分析话语意义中所蕴含的国家认同语义的变化。研究中，获奖运动员们被按照时间分成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00后、2010后七代人。研究的假设是，不同时代的运动员有不同的国家认同语义的表达。

选取运动员获奖感言为语料的原因是，该语料具有构建国家认同概念的独特优势。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国际大型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体育实力甚至国力的较量，是用来宣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育成就可以促进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激发国民振兴国家的爱国热情。优秀运动员在弱国甚至被看作为国争光的英雄，是青年人的楷模。他们的获奖感言对国民的国家认同有极大的感召力。然而，如此有特色的话语类型，在国内外语篇分析领域却研究得比较少。

因此，本研究采用的运动员获奖感言语料，对话语分析的实践和国家认同的研究都具有拓展意义。

4.语料分析

本研究从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的“话语发生”、“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三个层次分析所选语料里的国家认同语义。

4.1 话语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根据Halliday ＆ 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发生学，单个语篇中语言学特征的变化叫作“话语发生”。这种思想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Martin，2010：5）。德里达认为语言意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受指对象的“缺席”，一个文本的语言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没有超验的真理，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这样，文本就没有内在的确定的意义，意义只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杨卿2009；2011）。

基于此， Martin （2010：5）把“话语发生”阐释为“阅读地位的自然化，以及对外界事物的顺从、抵制和策略的反应”。 Martin （2000；2003）为完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功能而创造的词汇评价系统，恰恰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

根据王振华（2010），评价系统（ appraisal system）分为态度（ 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 graduation）三个语义系统，它们又分别次系统化。态度次系统化为情感（ affect）、判断（ 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介入次系统化为自言（monogloss）和借言（heterogloss），级差系统化为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另外，语势和聚焦又可再次系统化：语势次系统化为强势（raise）和弱势（lower），聚焦次系统化为明显（sharpen）和模糊（soften）（见图3）。

本研究关注态度系统，分析语料中运动员们如何在获奖感言中判断他们的成绩归属，如何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激情。态度系统实质是对复杂的用不同语言资源表述的社会行为的分层次分析，它有三个层次：情感、判断和鉴赏。其中，情感层次分析的是事物过程的感情话语资源，判断层次分析的是基于体制标准和意识形态从道义上评价的话语资源，鉴赏层次分析的是事物过程和结果中与文化和社会行为相关的审美话语资源。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正面积极意义的话语，也有负面消极意义的话语。图示如下：

就评价理论的功能而言，笔者同意李发根（2006：1 ～ 3）的观点，评价具有三大功能：（1）表达说话者或作者的意见，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系统；（2）建立和维护说话人与听话人，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3）组织话语。评价系统的功能是可以分析出作者或说话者对某事的态度与感受，而这种话语态度行为表达了社会共有的价值系统，评价的行为都趋于建构这种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又反过来成为蕴含于每个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成分。因此，确定作者的看法实际上显示了语篇生成的社会思想意识。

评价系统中，态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主要通过评价性词汇来评判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现举例分析运动员感言这种话语资源里的话语态度，评价话语里面所构建的爱国主义态度。在上一章的2.4中，笔者介绍了语料选取方法，即每个年代（10年为一代）随机抽取两到三名运动员的赛后话语，运用评价系统进行分析。在评价词前，用“＋”表示积极语义，用“－”表示消极语义。

本研究搜集的语料多达300多条，不能一一列举，只能按十年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举一例分析运动员感言这种话语意义里的国家认同意义潜势。

（1）1958年游泳运动员穆祥雄打破世界纪录后，兴奋地说，“胜利归功于党［＋判断］！有党的鼓舞教育［＋判断］，我有信心［＋情感］创造更好的成绩［＋鉴赏］，向全运会献礼［＋情感］！”（《体育报》1958.12.22第1版）本句话中，抽象无生命的“党”被判断为具有“做事才干”，如“鼓舞教育”、“胜利”，从而导致讲话者“有信心”，即没有党的鼓舞和教育，他可能没有“信心”创造更好的成绩。因此，本句暗含了对党的“行为”的正面“判断”态度。本句获奖感言鲜明地表达了讲话人的政治立场，用对党和全运会的感激与政治忠诚表达了对国家的认同。

（2）1963年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说：“我的技术来自集体［＋判断］，光荣应归功于党［＋判断］，归功于集体［＋判断］，我个人只是一个代表罢了［＋判断］。”（1963.5.6第1版）该运动员通过对党和集体的做事才干的判断，对自我的渺小化判断，显示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政治认同；

（3）1976年11月，中国女子篮球队获亚洲女篮锦标赛冠军，队长方凤娣和队员罗学莲说：“今后一定要发扬成绩，不断进步，为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判断］，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做出自己的贡献［＋判断］。”（1976.11.15第4版）。该运动员通过对政治领袖的体育路线的服从判断，表示自己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4）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李宁夺得男子体操三枚金牌后，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判断］报答［＋情感］祖国人民，十亿人民会和我们一样欢笑的［＋判断］。”（1984.8.6第1版）本句获奖感言与前几句不同的是，把“人民”当作了判断对象，把对民族同胞的认同视作对国家的认同。

（5）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取得男子举重冠军后，“骄傲地对全世界说：‘我有了这个实力［＋判断］，该轮到我了［＋判断］。’”（1996.7.25第1版）这句获奖感言中，讲话人通过对自己实力的判断和对比赛形势的判断，自信地表达了获胜的信心，前些年获奖感言中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同胞认同都让位给了自我认同。

（6）2008年北京奥运会，郭晶晶在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后，说：“你们看到我们在比赛中显得轻松［－判断］，其实为了这枚金牌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判断］。从早到晚刻苦训练［＋判断］我们付出了很多［－判断］，每天都要流很多的汗水［－判断］，我们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判断］。好在我们没有受影响［－判断］，把5套动作完完整整地完成了［＋判断］。”（2008.8.11第3版）这句话里罕见地出现了负面判断，“付出”、“汗水”、“压力”、“受影响”等，把判断的对象完全转移到“我们（即运动员）”的辛苦上，对自我的认同取代了对集体和国家的认同。

（7）2010年2月冬奥会，王濛获500米金牌后对教练磕了两个头，之后对记者说：“我一共磕了两个头［＋情感］。第一个是感谢［＋情感］我的教练，第二个是感谢［＋情感］中心的领导和我的队友，所有关心［＋情感］我的人，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2010.2.22第4版）与前几句相比，本句充满鲜明情感色彩的词，尤其“磕（头）”，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经典的表达正面情感的动作，现代社会用的已经很少。王濛坦然地在全世界面前用了这个动作和这个词，表明她内心的激动和虔诚。这句感言里，没有抽象的“党”、“集体”或者“人民”等判断的依托词，而是具体的“教练”、“队友”、“父母”以及“所有关心我的人”，甚至包括自己，成为讲话人的认同对象。

根据前文2.2，国家认同既包括对政治的认同，也包括对同胞和文化的认同。我国不同时代的运动员在国际级比赛后，用不同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时，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国家认同模式：从对党、国家和政治领袖的政治忠诚，到对人民的认同，再到对自我的认同，最后变成对教练、队友、家人和自己的认同，认同对象从抽象到具体，反映了讲话者对国家认同变得非常实际，也证明德里达的思想：语言包括历史的踪迹，语言永远无法把握这个宇宙，人永远只能对它做出阐释。

4.2 个体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个体发生”在Halliday ＆ 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模式中指个体不同阶段在语言学上的发展，这源于拉康的思想——“社会主体性的发展”（Martin， 2010：5）。在拉康的理论里，主体被视为一种依赖于语言意义的独特能指，语言意义系统是一种制度和规约，可以用语言结构的规则和模式来说明无意识活动（钟晓文，冯寿农2008）。拉康将主体的心理划分为想象级、象征级和现实级三个领域。想象域是主体在个体生成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幻想、欲望的世界，遵循视觉或虚幻的逻辑，类似于幼年建构自我的主要方法，有被决定的意味；象征域通过语言同整个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人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客体化，开始作为主体而存在；现实域是一个语言之外的主观存在，是一种主体支配不了的动力，是欲望之源。这三个心理结构领域虽分属不同的逻辑类型，但又互相联系，并呈现出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

在本研究中，运动员个人运动生涯短暂，很难有跨越不同时间阶段的重要赛事之后的获奖感言。因此，本研究把运动员群体看成一个主体，他们整体的话语行为被看成“个体发生”，分析该主体在不同时代即不同阶段的语言意义上的变化，即可分析出该主体自我建构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模式。 Martin （2010：5）认为“语场”、“语旨”和“语式”这三个社会意义是“个体发生”的投射，因此，分析了这三个意义即可发现“个体发生”的变化规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运动员获奖感言都是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即兴发言，绝大多数是感谢性话语，因此“语场”和“语式”变化不大；变化明显的是语篇参与者，即“语旨”。根据研究者对收集到的三百多条语料的量化统计分析，语篇参与者中的“被感谢者”发生很大变化，频率分列如下：

从图例可以看出，“党”和“国家”以及“领袖”在20世纪50 ～ 70年代出现的频率百分比非常高，之后则逐年递减，到了2010年几乎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集体和教练，最高值的是提到自己，2010后达到96％，几乎言必谈自己。

综观运动员们的认同线路图，大致是党→国家和人民→集体和教练→自己和家人。如果把党、国家和人民归类于政治意识范畴，集体和教练属于集体意识范畴，家人和自己属于自我意识范畴，运动员们在获奖感言中的认同变迁则是政治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看不到自我，它深深地掩藏在“党”和“祖国人民”的后面，功劳属于党，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服从和政治忠诚。20世纪80 ～ 90年代，运动员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减弱，个人主义越来越明显，尤其20世纪90年代涉及感谢集体的词汇下降到9％，而描述自己的话语意义则猛增到58％。这说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开阔了青年一代的视野的同时，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对集体的迷茫。2000年后，运动员们的讲话风格越来越随意，“党”、“国家”和“人民”几乎不再出现，代替的是对教练、家人和自己表达感谢与激动之情。这说明国民对国家认同不再充满着政治想象和期待，不再期待着国家“回应”自己的忠诚；在个体本位基调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显著下降，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明显不足，视角偏低、境界不高，出现了功利主义膨胀的现象（房宁，2009）。

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的变化中所包含的国家认同，体现了拉康的三个层次的主体心理结构：想象级、象征级和现实级，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幻想建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客体化象征域，再到2000年后的充满欲望的现实域。这些话语意义的变迁，代表了我国国家认同在不同时代的演变。

4.3 种系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在Halliday ＆ Matthiessen话语历史模态中，最深最广时间框架里的语篇发生叫作“种系发生”，这个理论来源于福柯的话语学说（ Martin，2010：5）。福柯（2003：13）认为，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话语是由意义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意义去指称事物来得更多。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福柯认为，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

从这个角度分析语篇，就可以理解语篇的深刻语义了。任何一种语篇，都是由历史文化组成的话语活动，都应该包括社会历史语境、语篇生产者个体成长语境和语篇发生时即刻语境的影响。因而， Halliday ＆ Matthiessen的历史模态的最高级形式和容纳最广的形式是包括上述三种语境的“种系发生”。在本研究中，运动员们的获奖感言语篇中的国家认同语义同样受到这三种历史语境的影响。

就社会历史语境而言，我国的国家认同语义很容易追溯到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比如中华民族凝聚史和政治统一史等。对中华国家的认同，分为对形而上的中华国家认同和对形而下的各历史时期的朝代和合法政府的认同两个层次。始于春秋战国的屈原，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忠臣和奸臣之分，“忠诚”是中国政治要求的基本素质。

从语篇生产者社会历史语境、个体成长语境和语篇发生时即刻语境来看，本研究中的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员们激情满怀地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忠诚与认同，既蕴含着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骄傲，也蕴含着近代饱受强国欺凌后终于建成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的激情和自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式化获奖感言则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国民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忠诚教育的成果。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获奖感言里不再有“感谢党”之类的话语，与国际环境变化有关：苏联、东欧解体打破东西方政治平衡，国际大赛上若言必及“党”势必会招引孤立；同时，也不利于台湾和港澳的回归。2000年后运动员的感言中大量包含对集体和亲人的认同，这应属于国家认同里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族群归属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这种归属感往往来自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信仰等原生的文化因素和情感纽带”（庞金友，2007：71）。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不乏对族群的忠诚，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理应获得认可。但是，2000年后的运动员获奖感言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绝大多数人表现了自我认同，而且对于赢得金牌表现狂热，这应该是当今社会狂热追捧金牌所导致的结果。

由此可见，从种系发生即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理解话语意义的活动，语义会更加明晰。

5.重构目前全球化视野中的国家认同

Sahlins （1993：1 ～ 25）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威胁着国家认同，因为国际经济、文化、贸易以及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不仅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更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使得各国民众的思想空前活跃，国家的统治变得空前复杂。

运用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的分析框架分析20世纪50年代至今运动员在重要赛事后的获奖感言即可发现，国家认同在话语意义的语义体现中变化巨大。首先，话语发生层次分析得出语言正变得越来越自由主义，从抽象变得实际；个体发生层次分析得出人们从政治幻想阶段走向现实领域；种系发生层次分析发现人们从单纯的国家认同变成超国家认同——即族群和集体认同以及个人认同。因此，国家认同的语义危机使得重构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认同语义成为对青年人爱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根据评价理论，语篇作者在对某一事物做出评价时也希望读者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态度的表达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单单是个人的事情——作者‘评价’世界——其实质是会涉及他人。作者之所以要表达观点，是因为他想读者做出反应或表示认同”（Martin， 2000：143）。

在本研究中，由于期望视野不同，不同时代的观众对运动员感言的要求也不同。获奖感言的目标观众和报纸读者事实上就是感言的潜在构成者，所以感言只有符合目标观众和读者的期望视野，才有可能成功地实现感染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潮流的碰撞影响下，目标观众和读者期望获奖感言给自己带来的是自身价值观的体现，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对政治的忠诚，表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是对自我的认同，进入21世纪后，自我认同扩大到了对族群的认同。因此，运动员感言中涉及的国家认同语义演变，实际是代表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变迁。

在全球化带来了多元化、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挑战性思潮的大背景下，强调政治忠诚的国家认同是有必要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忠诚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对真理的忠诚、对民主的忠诚、对宪法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样，政治忠诚实际上就是国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也是国民对国家的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左高山，2010：106）。西方国家其实也注重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面对《宪法》宣誓永远效忠等。同时，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理论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过程中面对挑战性思潮时发展国家认同语义的机遇：多元化的个体发生丰富了我们开放的语境；话语发生中的个人主义促使我们形成包容性的语境；种系发生范畴里的历史虚无主义促使我们形成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

因此，我们可以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三个方面来重构运动员获奖感言中的国家认同。（1）个体发生：我国体育属于集约化大管理体系的产品，运动员的成长几乎完全由国家包办，获奖后感谢国家是应该的，虽然不用生硬地说“感谢党、感谢国家”，但是可以模仿美国人的“上帝保佑美国”，我们何妨尝试“天佑中华”之类富有感情色彩的词；（2）种系发生：感谢集体和家人照样体现了爱国主义，这是一种自然情感上的国家认同；（3）话语发生：在集体主义中适当地鼓励个人主义的表达，是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国家认同积极性的中心。

6.结语

本研究运用Halliday ＆ 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理论，分析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1年中国运动员在重要比赛后的获奖感言，从话语发生、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三个层次阐释以及重构了该话语意义中的国家认同语义。

在以德立达的语言哲学为基础的话语发生层次上，笔者用评价理论分析了不同年代运动员的获奖感言，结果发现不同年代的话语里判断和情感实施的目标不同，标志着国家认同语义从政治认同到自我认同的变化；在以拉康的社会主体理论为基础的个体发生层次，笔者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分析感言语篇的参与者，发现被感谢对象的出现频率随着年代的不同不断变化，表达了对国家认同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幻想建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客体化象征域，再到2000年后的充满欲望的现实域的理解变迁；在以福柯的历史文化的话语构造理论为基础的种系发生层次，笔者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发展史做一简单回顾，即可清晰地发现获奖感言里历史语境对国家认同语义变迁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认为，我国的当代国家认同经历了从政治认同到集体认同再到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相结合的巨大变化。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家认同可以从种系发生（超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相结合）、个体发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和话语发生（个人主义与政治统一相结合）等要素中获得重构，这将是一种全球化时代开放、包容和理性的国家认同。

同时，本研究有力地证明了Halliday ＆ Matthiessen创造的“话语意义历史模态”是一个解读和诠释功能强大的语篇分析理论框架。 QqAXGyF9VsO2pLNE00TUTwIEgxs3pdHsiSAJKEHR6diVaSTaZT8cH8Ud4yexwA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