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话语有纯粹个人的,也有机构的,其中“国家”可以看作是“机构”的一种特别形式(胡范铸等,2013)。不过话语活动中,应该还存在这样一种话语:它既是个人的,同时又不仅仅是个人的,譬如国际赛事运动员的获奖感言。在这里,运动员的话语既显示了其个人的风范,同时也是某个国家、某种文化、某种意识形态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对此,也许可以定义为“超个人话语”。这类话语也是国家形象修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范铸,2011)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 1978/2001:109)将语言系统视为语义的潜势系统,认为话语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意义选择的过程;因此,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话语与话语建构主体的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费尔克劳则特别关注话语的实践功能及意识形态作用,“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特定形式”,“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话语研究侧重于话语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费尔克劳,2003:34)。
可是,“超个人话语”建构过程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参数是什么?本文试图根据对《中国体育报》和《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上的中美运动员奥运会部分获奖感言的调查而展开分析。
笔者从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的中美运动员奥运会获奖感言中分别选取了50篇作为语料,为保证数据分布的平衡性和数据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每届奥运会分别随机抽取10 ~ 15篇,采取描述性和解释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2.态度资源的分析
态度系统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是,我们以为,在日常个人会话中,尤其是简单会话中,态度系统的分析也许是一种“奢侈”的过程;而在机构会话的分析中,首先从态度系统出发又未必是中肯的。也许,对于“超个人话语”的分析首先就需要态度的分析开始。
德里达认为一个文本的语言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没有超验的真理,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这样,文本就没有内在的确定的意义,意义只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杨卿2009;2011)。基于此, Martin (2010:5)把“话语发生”阐释为“阅读地位的自然化,以及对外界事物的顺从、抵制和策略的反应”。
Martin (2000;2003)为完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功能而创造的词汇评价系统,恰恰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评价系统的核心——态度系统实质是对复杂的社会行为用多种语言资源表述进行的分层次分析,它有三个层次:情感、判断和鉴赏,它们都可以阐释出话语中对外界事物的顺从、抵制和策略的反应。情感层次分析的是事物过程的感情话语资源,判断层次分析的是基于体制标准和意识形态从道义上评价的话语资源,鉴赏层次分析的是事物过程和结果中与文化和社会行为相关的审美话语资源(王振华,2010:8)。
那么,在中美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态度资源是如何分布的?二者的态度资源分布是否有异同?
评价系统中的态度意义作为一种主观意义,主要是从词汇层面体现,词的选择反映了说话人对事物的态度。因此,笔者在分析过程中主要关注语言要素怎样携带包括情感、判断和鉴赏在内的评价意义,这三种要素是态度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举例如下:
(1)2008年北京奥运会,庞伟取得男子气步枪冠军后说:“我希望[情感:+倾向]自己的金牌[鉴赏:+价值]能够带给中国射击队更多的好运气[判断:+社会制裁(行为正当)],让中国代表团在后面的比赛中多拿金牌[鉴赏:+价值]!”(《中国体育报》2008.8.10第5版)
(2)2008年北京奥运会,美国菲尔普斯获得游泳冠军后,说:“Growing up, even though breaststroke was my worst [鉴赏:-反应] stroke,I wanted [情感:+倾向] to swim it.I wanted [情感:+倾向] to race in it.I didn’ t care [情感:-满意].I like [情感:+倾向] challenges [判断:+社会尊重(坚忍不拔)].”(August 12,2008.D7, New York Times)
从上面的两则感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中不同的态度语义。中方运动员的中心语义是希望给自己的队伍好运气,态度上以正面积极判断为主,体现了东方式的集体主义意识;而美方运动员则偏向于情感的表达,通过一系列积极倾向性“like”的小句,表达出该运动员专注自我爱好的个人主义意识。
完成对所有语料的态度资源标注后,笔者对情感、判断和鉴赏三种要素进行了分类统计,图示如下:
表1 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的态度资源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三种态度资源中,美国运动员运用情感资源最多(40%),而中国运动员运用判断资源最多(47%)。归纳起来,中国运动员用到的表示积极判断的词有:“回报,汗水和辛苦,努力,幸运,完美,奇迹,对决,努力的结果,助威的功劳,默默付出,机会,成熟,梦想支持”等,在语义上多是把金牌成就归功于教练和家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努力。美国运动员用到的表示积极情感的词有:“want, care,excited, happy, blessed, emotional, speechless, on the top of the world”等,多表达的是自己的希望、兴奋等情感语义。
“判断系统是解释语言使用者按伦理/道德和规范对某种行为做出评判的评价资源”(王振华,2010:8),它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制裁,作为评价资源用来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诚实可靠,是否正当。众所周知,中国运动员的成功得益于举国办体育的机制,再加上中国人强调谦虚内敛的传统文化,运动员在获奖感言中做出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集体的判断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美国运动员的成功多依赖自己的天赋,增强专长训练需要自己去寻找教练和体育队。所以,得金牌后表达自己的兴奋和喜悦的情感资源是他们的特征。
表1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运动员的鉴赏资源用的最少,美国运动员的判断资源用的最少。原因是中国运动员无需对自己的赛场表现进行过多评价和欣赏,金牌足以说明一切,鉴赏留给观众就可以了;美国运动员则是无需对自己的赛事进行社会审判,他们付出了情感,陶醉于自我欣赏无可厚非。
3.国家认同、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
情感决定认同,身份认同是“超个人话语”建构的又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参数。其中包括国家认同、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
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隶属于意识形态;它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同时包括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民族同胞、象征文化等的文化认同(郭忠华2011:161)。国家认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它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动态价值体系。它和意识形态一样,可以通过话语分析得以阐释和建构。
关于集体认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涂尔干,2000:42)。简金斯认为,群体认同指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 Jenkins, 1996:87)。由此可见,集体认同的内涵与国家认同相比,认同范围小得多。它还可以概括成一名集体成员对自己所归属的集体的承认和忠诚。
关于自我认同,英国社会学吉登斯认为,个体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吉登斯,1998:58)。也就是说,自我认同主要指“行为体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它超越于身份,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产物”(Mattern, 2005:196)。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自我认同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决定了在各种情境中自我支持的或反对的立场。
从上述相关概念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们多是从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等角度探讨认同这个概念,鲜有用语言学理论分析认同的。而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认为,语言具有权力(power),语言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主体间认同是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在实践中需要通过语言的叙述来维持和发展(孙吉胜,2008:27)。因此,本文意在于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发现语言实践中的各种认同层次。
那么,中美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的国家认同、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是怎样分布的?二者之间有哪些异同?其中,态度资源和各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语言造就一种叙述结构,约束行为体的自我认同,影响行为体的集体身份和行为。在本研究的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语料中,可以发现中美运动员的话语中蕴涵着不同的认同层次,蕴涵着不同的声音。众所周知,巴赫金的“复调”概念用以文学批评时,指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们有机地交错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讨论、争辩,构成众声喧哗的景观(杨春时,简圣宇2011:177 )。语言学者“ScaPoline (2004;2009)提出的‘复调’概念为分析语篇提供了一套综合的方法。该方法涵盖一系列语言学现象,认为语言学描述的各种层级的元素都对复调结构做出贡献,比如:代词、连词、副词、否定式、预设和信息结构等。研究这些语言元素便可以在一个复调概念的意义中,发现语篇里不同的声音是如何显示的”(杨敏,2011)。在本研究的语篇中,中美两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所包含的国家认同、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比率不一样,图示如下:
表2 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的身份认同
3.1 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的国家认同语义层次差异
在现代社会中,国际大型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体育实力甚至国力的较量,是用来宣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育成就可以促进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激发国民振兴国家的爱国热情。优秀运动员在弱国甚至被看作为国争光的英雄,是青年人的楷模。他们的获奖感言对国民的国家认同有极大的感召力。
在50篇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有19篇(占比38%)提到感谢祖国,为中国赢得荣誉使他们感到骄傲,说明运动员们把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比如:第28届雅典奥运会邢慧娜获女子10000米冠军,“我感觉为我们中国人争了光[+判断],我很高兴[+情感]。最想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太棒了[+判断],中国人是最棒的[+判断]”(2004.8.28第二版)。本句话中用了一个修辞格的递升排比“中国人太……,中国人最……”,暗示画外音有人在评论中国不那么“棒”,讲话人是在进行反驳。另外,“为中国人争了光”也暗示“中国人不是那么光辉夺目,需要金牌得主来争光”。这些话语显示出的复调层次一方面显示出运动员们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心里的希望祖国强大的焦虑。
对比之下,美国运动员的50篇获奖感言中,只有3篇(2%)提到国家。比如Stevens Lopez在获得雅典男子跆拳道金牌后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est country [+鉴赏].It’ s the strongest country [+鉴赏],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鉴赏]——and everyone’ s envious [-情感].It doesn’ t matter if it’ s the Olympics, World Cup, world championships.Everyone always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lose [-判断].”(Section 8, April 29,2004)本句话用语义强烈的积极鉴赏词语,鲜明地表达了讲话人对美国的国家强大的认同;用负面情感和判断反衬美国的强国地位。
尽管两国运动员都有对自己国家认同的表达,但是比例差距明显(中国38%—美国2%)。
3.2 集体认同语义层次差异
“族群归属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这种归属感往往来自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信仰等原生的文化因素和情感纽带”(庞金友,2007:71)。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不乏对族群的忠诚,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理应获得认可。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里不乏对集体、对教练、对亲友的感谢和认同。
比如:丁美媛获悉尼奥运会女子举重75公斤以上级冠军,“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特别感谢祖国人民对我的关怀[+判断],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教练与队员的帮助[+判断]。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判断]”(2000.9.23第二版)。类似的话语表达共有28篇,在50篇里占比高达56%,高于对国家表达感谢(38%,见上文)。原因应该是周围集体的力量和支持比较具体,能使运动员们切实感受到来自教练、团队等的关心,所以在表达感谢的时候,较容易表达。
相比之下,美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里几乎没有提到教练或者领队的,句中提到“we”的,仅限于集体项目,如篮球、足球、双人划艇等,比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足球金牌得主,美国足球队的Mia Hamm赛后说:“It’ s been a long road, and it’ s been tough at times, but it’ s brought us so much closer together.We needed to be a team to get through tonight, because we got tested in every possible way .”(D1, April 27,2004)类似表达共13句,都是强调队友之间的配合。单人项目的运动员没有一句话感谢运动队带给他或她的支持。
由此可见,美国运动员的群体归属感并不像中国运动员那样强烈。
3.3 自我认同语义差异
“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费尔克拉夫,2003:34)。因此,话语建构社会主体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体对自我的感知,即对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一致性的感知,同时也是对自己与他人差异性的认识。
在50篇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有14 (28%)篇是在描述自己获得金牌后的激动,感恩自己的辛苦和努力。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3米板跳水金牌熊倪说,“我现在要充分享受冠军的荣耀。这块金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回报,远远超过我过去得到的一切。我这两年多来的辛苦和汗水没有白费”(2000.9.27第2版);这句话里,“冠军、金牌、辛苦、汗水”等判断语义词语构建出了运动竞技的文化语境,即这种竞技既有辉煌,也有艰辛;“充分享受、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没有白费”等情感语义词和词组建构了说话者的情景语境,即他对自我成绩的充分认可。这句获奖感言里的文化语境判断词和情景语境情感词构建出了该运动员的身份:对自己充分信任和自豪的冠军得主。
相比之下,50篇美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34 (68%)篇是在讲述自己的激动心情。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Nancy Johnson说,“ Winning the first medal is pretty cool.It’ s extra special no doubt”,“I adjusted and everything was better.I was very calm and composed for most of the event really .”“I went out there with a smile, determined to do my best .”(D7, September 16,2000)在这几句话里,“winning the first medal, the event, went out there, do my best”等词组构建了话语中所含的竞技比赛的文化语境;“pretty cool (鉴赏), extra special (鉴赏), with a smile (情感), determined (情感)”等词组构建了话语中的情景语境,即对赢得比赛的自信和激动。这组获奖感言构建了运动员的自信和对竞技水平高超的自我认同。
后现代(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身份是在社会中通过语言建构的,也即身份并不是人们有生以来就拥有的某种东西,或者是后来获得的某种东西。 Stuart Hall (1996:6)明确提出“身份是话语实践为我们临时构建的”(参见鞠玉梅,2011)。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中,对自我认同的不同表述是有历史文化原因的。在传统中国,存在着某种总体性生活秩序和礼仪秩序,这种秩序的一般表达式是:个人从属于集体、私人伦理从属于公共伦理、低级规范从属于高级规范。每个人都既对自身的角色地位规范有明确的认识,知道处于自己所在位置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与此角色有关联的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因此,中国运动员的感言中才会突出国家认同和集体认同,弱化自我认同,以便顺应个人服从集体的文化语境。
4.权力资本分析
权力资本也是“超个人话语”建构中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参数。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场域”理论,即每一个场域都有各种资源构成的不同形式的资本,资本又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特定的资本分别结构形成特定的场域,而不同的场域作用于不同的资本则形成不同的权力关系。同时,布迪厄把语言的使用看作是语言市场上的资本交换。他认为,每一次语言交流,不管多么个人化或者无关紧要,都负载着社会意义。语言的经济资本包括:交换的要素,交换所在的市场,价格,语言投资,生产者,消费者,利润,所积累的资本,等等。布迪厄认为,每一次语言交流的权力关系都包含着整个社会结构(布迪厄,2005:67;陈佳璇,2011),同样的语篇在不同的语言市场会有不同价格,这取决于市场上的不同权力之间的关系( ibid: 69)。好的语言模式被认为是符号财产,能根据不同的市场获得不同的价值。社会学意义上恰当的语言学差异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例如语法、措辞和发音等都反映了社会与经济的差异。为了使得语篇被成功接受,讲话者有必要事先期待社会的许可,他应使用某种讲话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期待是场域的另一方面,换句话说,讲话者发出话语的最有利润的方式是什么?讲话者必须自我审查他的话语,比如,我应该用哪种语码?我该说什么?我该怎样说?(ibid: 77 ~ 78)一种讲话方式是在我们将要说的话和我们被允许说的话之间做出妥协,即我们的话语是委婉语( ibid: 78)。一系列安排使得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方式行动或者做出反应。
那么,中美两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在相同的比赛获奖语言市场生产和销售,但是语言投资者、消费者、交换要素不同,产品价格和利润又会表现出什么不同?
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即是在国家直接领导下的政府领导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相结合的体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各方面都需要金钱的情况下,体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投入、后备人才、场地设施、科研等方面得到了保障,短时间内洗刷掉了一百多年来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在振奋民心、改善国家形象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此,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在语言市场上的投资人是国家,消费者是全体中国人民,如果运动员讲话中把自我价格定得过高,成绩的功劳都归自己,就会导致该话语销售不出去的结果。因此,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把话语产品分成国家、集体和自我资本三部分,通过降低自我资本,获取更多的社会购买,即社会认可。
美国体育采用的是分权型管理体制,其政府中没有设置管理体育运动的机构,只通过总统顾问委员会形式过问体育运动事宜。整个国家的体育运动主要是各社会团体来承担,政府基本不对其拨款,也基本上不干预其管理事务。美国职业体育劳资关系中包括劳方和资方两个方面的构成要素,资方主要包括职业体育联盟和职业体育俱乐部,是独立的以营利为经营目的的商业实体;劳方主要包括职业体育运动员及其代理和职业运动员工会。职业运动员是体育竞赛的直接生产者,追求的目标是福利待遇的最优化,资方追求的最终目的是最优收益最小成本,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关系(刘同众,刘连发,2012)。因此,美国运动员获奖感言这项语言产品的投资人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在的体育俱乐部,产品利润很大部分的收益人是自己,因此自我价格就可以比较高。
5.结语
根据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比较结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比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可能出现明显的自我肯定效应( Heine &Lehman,1997)。从态度资源的使用中即可看出,中国运动员的判断资源用得最多,美国运动员的情感资源用得最多,说明中国运动员多从社会角度理性看待自己的金牌,美国运动员则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各种身份认同的研究数据清楚地表明:68%的美国运动员在获奖感言中鲜明地表达自我认同,而只有28%的中国运动员涉及自我认同,说明中美运动员受到的社会制约力量不同。
继而本研究对话语权力资本的分析表明,中美运动员话语产品中包含的投资、消费、利润等都有较大不同,从而导致两国运动员话语中的自我价格的不同。
但是,数据也表明,并非百分百的美国运动员仅仅表达自我,也并非百分百的中国运动员不认同自我。这说明,话语行为体具有由所处的社会物质结构决定外生利益的同时,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以何种方式达到话语目的。体现在语言建构方面,话语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所感知的机会来判断其行为的可能性范围,进而选择适当的叙述和行事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意图和偏好。
本书从态度资源、认同概念和权力资本概念等角度多方位阐释了中美运动员获奖感言话语的价值及其之间的不同,说明“超个人话语”行为主体选择何种语言来建构叙述,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语言结构、特定的语法和他所建构的社会群体的逻辑。但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对话性的,不同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对话问题,导致话语行为体的不同独立性和不同内在自由性,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所感知的机会来判断其行为的可能性范围,进而选择适当的叙述和行事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意图和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