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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是我国古代应用文的稳定发展时期。应用文的各种体裁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成熟，唐宋时又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相比之下，元明清时期既不可能在体裁上有重大突破，也没有出现唐宋时期那种强手如林的景象。但这一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公务文书制度更加系统和严密；私人书信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对应用文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刘熙载的《艺概·文论》。
元代应用文种类与制度与宋代大体相似，在文书与档案分工上更明确。这一时期的应用文汇编有《唐文粹》100 卷，《宋文卷》150 卷，《文章正宗》44 卷，《元文类》70 卷。
明清时期应用文是我国封建应用文由稳定发展到没落时期。应用文的名目空前繁芜，文种又增加了很多。明代下行文有“诏、诰、制、刺、册、谕、书、符、令、檄”等；上行文有“题、奏、表、启、章、书状、文册、揭、制对、露布、译、事本”等；平行文有“咨、关、牒”等。清代应用文类别基本沿袭了明代，康熙年间因告密而发展起来的奏折，成了给皇帝上行文的主要文种。其它许多文种有的衰退、有的废止。明清应用文集古代应用文之大成，主要有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代的《古文辞类纂》等。
这一时期应用文也有过一些名作。如明代嘉靖时海瑞的《治安疏》，指责时弊，语言非常尖锐，甚至引用民间讽刺性的话语：“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崇祯时祁彪佳的《陈三大弊政疏》批评明代的特务统治，语言尖锐泼辣，“虽曰朝廷之爪牙，实为权奸之鹰狗”，“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愤充塞于京畿”。清代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会奏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私人文书也有不少佳作，如明代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夏完淳《狱中上母书》、清代汪中的《哀盐船文》，都是传世名作。
刘熙载的《艺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它的广博和慧深为后代许多学者所推崇，使得它成为一部古典美学的经典之作，而刘熙载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艺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 年）写成的，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 100 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这些辩证关系很多方面对应用写作都有借鉴意义。用古与变古的对立统一，是刘熙载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他继承了自刘勰以来的这个进步传统，主张在用古中变古，也就是在继承中革新创造。《文概》云：“《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樵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消息和生活内容，所以文学创作应因时而异。何以又要用古呢？刘氏解释是“善用古者能变古”。他把“善用古”作为“变古”的前提条件，是极有见地的。
《艺概·文概》。其中说：“辞命体，推之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又说：“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把刘熙载的这两段论述联系起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由此推之，“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海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和好官。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清廉正直，节俭朴素，言行一致，关心人民疾苦，不屈不挠地和贪官污吏、大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连皇帝也不例外。在地方官任上，他拒绝向上司行贿、取消知县的额外收入，改革赋役，清丈田地，勒令大地主退还侵占的民田，兴修水利，昭雪冤狱。在吏部右侍郎（中央人事部门副长官）和右都御史任上，下令取缔南京各衙门无偿要求市民供应物资的陋规，建议恢复贪赃满八十贯（千）处绞刑的法律，等等，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博得当时广大人民的歌颂和支持。他打击豪强的故事，直到现代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这篇文章是 1566 年（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任户部主事时写的。海瑞写这篇文章的时代，明王朝已趋于衰落，土地大量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军备不整，俺答（鞑靼族首领）、倭寇不断侵扰，官吏贪污成风，百姓困苦不堪，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世宗朱厚熜，却一心修道，不理朝政。海瑞眼看这种情况，怀着满腔愤激，写成这篇历史上出名的奏疏。
在明朝，文臣直言是一种道德标准，来体现士大夫的风骨以及对皇帝的忠心。比如明世宗登基初期的大礼议问题就有数百位官员跪在宫门前死谏，最后受到的处罚也是极其残酷的。一般御史上疏都是巧妙地避重就轻，只为博取名声，而不会真得罪皇帝，祸延子孙。所以海瑞的治安疏在当时看来无异于求死申请书。首先，他指责朱厚熜迷信道教、妄想长生、错聩误国的过失，指出天下弄得“吏贪将弱”、“民不聊生”，都是由于他的“误举”所致。甚至讽刺他的年号“嘉靖”，意味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另一方面，对一般官吏阿谀逢迎、只顾个人身家禄位的卑鄙自私行径，也尽情地加以揭露。最后提出自己改革政事的具体意见，希望采纳。
海瑞虽然在上奏疏之前已经托人买好棺材表示死谏的决心，但明世宗并没有杀死他，而是在大发雷霆之后听说海瑞决心赴死的气概转而沉默不语，只是下旨把他关押起来听后处置。明世宗到死都没有真的处置海瑞，在明世宗驾崩后，狱卒为海瑞准备好饭菜预祝他出狱，海瑞以为是杀头前的送行饭所以大快朵颐，哪知是皇帝驾崩了，痛哭流涕，把吃的饭又都全吐出来了。体现了那个时代以忠君为最高道德准则，海瑞的上疏并不是要与皇帝为敌，而是用直言的方式表达忠心。
祁彪佳，明代政治家、戏曲理论家、藏书家。任右佥都御史时上疏，指陈“缉事、廷杖、诏狱为三大弊政”，竭力请求禁止革除。在诏狱内，狱吏称王称霸，恣情枉法，固然令人痛恨。诏狱中的蒙冤者，想活着出去，不啻是难于上青天。这些冤案，“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
姜曰广借此为皇帝草书圣旨，革除三大弊政，但上呈皇帝后，受到太监们的幕后怂恿，弘光皇帝改圣旨后才交给姜曰广，让他发下去。改后的圣旨，自然对太监有利，姜曰广对此予以坚决抵制，拖着不发。太监们虽屡次催促，但姜曰广仍用各种办法予以抵制。高弘图也坚决抵制设置厂卫，对皇帝所改的圣旨坚决反对，并上疏力争。最后，弘光皇帝终于不再坚持，此事告一段落。这件事，表面上以姜曰广等人胜利，但实际上却在君臣间造成很大的矛盾。在封建专制君权第一的时代，违抗圣旨，不能不对姜曰广等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太监们由此不断挑拨，致使姜曰广等人在种种压制排挤下离开朝廷。祁彪佳的绝命词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这是林则徐等人在虎门销烟结束之后，向道光帝总结报告销烟之事的一道奏折。其中说到，五月初销烟及半时，他们曾有过一次上奏。查知那个奏折中，报告了销烟的具体办法、销烟时情况以及截至当时的销烟数量等事。特别是对销烟的具体办法陈述尤详。而从销烟完竣后的这次上奏中，我们可以获知更多细节：①销烟办法仍然是依照前法，即“劈箱过称，将烟土切碎，抛入石池，泡以盐卤，烂以石灰，统俟戮化成渣，于退潮时，送出大海”云云。这是基于前折中对销烟办法的详细介绍，在此作简要概括。②销烟期间，偷窃所存待销鸦片之案不只一起，都因派有员弁严密看管、侦察，将有关人犯及时捕获。③销烟期间，为了起到宣传、警戒作用，让民众前来观看。并且，从澳门前来的美国商人，也让他们到现场观看，要求他们不但自己不贩鸦片，而且还要向其他外国商人做这方面的宣传，他们看似表现出“畏服之诚”。此折叙述了这次销烟的全过程，除林则徐具名外，尚有邓廷桢和怡良的名字，道光皇帝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虎门销烟，使世界震惊，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禁烟决心，揭开了我国近代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序幕。此折具有叙事简洁、线索清晰，态度鲜明等审美特点。
宗臣，明代嘉靖进士。他为人刚直不阿，不肯趋炎附势，尤其反对奸相严嵩专权，结果被贬到福建作参政（参议官）。后来因抵抗倭寇有功，擢升提学副使，不久病死于任所，时年仅 36 岁。其散文《报刘一丈书》，家传户诵为不朽之作。近人称此文是明代的《官场现形记》，颇具十分的胆量，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
《报刘一丈书》是宗臣给其父辈好友的复信。用书信体表示看法，抒发感情，显得自然、真切、朴实。其最大的美学价值在于运用反衬笔法自述个人品行。文章对自己着墨不多，主要是写官场丑态，但作者对那些奔走权门者的幽默讽刺，正面抨击，表现出他的鄙视、轻蔑和义愤，从而烘托出自己的高洁和骨气。两相比较，的确是“清浊异质”。这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对个人品行的抒写，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有以名曲作喻的：如宋玉在《对楚王问》中，用“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来为自己不被俗人了解辩解；有以凤凰与鲲鱼自比，说明自己志趣的高雅、宏伟；有以清莲比喻个人清廉自持的操守：如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赞颂莲的“出淤泥而不染”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性。宗臣这篇《报刘一丈书》则以揭露官场那种奔走权贵门下，以求升迁的丑行，说明自己不能同流合污，烘托自己品德的高洁。读后感到韵味各异，既有新意，又有深意。这是我们学习写作时应当借鉴的。
夏完淳生于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 年），长乐县令夏允彝的独子，继承父亲遗志，参加反清复明义军被捕，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在南京狱中写下遗书给母亲，虚龄 17 岁慷慨就义，史称少年英雄。
信中先是表述了父亲夏允彝以身殉国，自己也即将步其后尘，所以无法再报答慈母之爱的悲痛之情，又念及全家为了抗击清兵，家中男丁几乎全部牺牲，而嫡母（夏允彝的正室）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生母（夏允彝的妾，因妻无后，故又纳一妾）则移居亲戚家中，故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但夏完淳并不仅仅只有悲痛，所以他又写道：“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表白如果有来世，则自己还是要同父亲一起共举反清复明的大旗。综观全篇文字，悲壮凄婉，血泪交融，有亲属之情到民族之恨，有杀父之仇到亡国之痛，可谓既有绵绵无尽之恨意，又有男儿凌云之壮志。他最后写的“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表现了英雄本色，不仅宁死不屈，而且到了来世，也要为国为家报仇雪恨。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那个时代，爱国者往往把忠君作为表现爱国思想、从事爱国活动的形式，这是所有封建时代爱国者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都不能掩盖他身上夺目的光辉，尤其在国难深重的时候，这种光辉就更加灿烂华美。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
《哀盐船文》是清代文学家汪中的骈文，是其作品中的传世名篇。1770 年农历十二月，扬州仪征县江面上盐船失火，毁船百余艘，死伤上千人，当时正在扬州探亲的作者亲眼目睹了这幕人间惨剧，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了这篇哀悼性骈文。文中真实地再现了这场灾难的悲惨情状，对无辜罹难者深表悲哀和怜悯。当时著名学者杭世骏为此文作序，评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此文的审美价值为：一是叙事生动，描写细致。文章描述失火情状，一面以时间先后为主轴，统率整个事件的描写次序；一面又从失火时的环境、氛围、船民垂死挣扎及死后形骸枯焦的各种凄惨景象展开，多方面地再现出当时火焰冲天、烟雾弥漫、群声嘶号、焦尸浮江的惨况；描绘逼真，设喻贴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是情感真挚，抒发自如。此文通篇流贯着哀矜痛苦的悲悯之情，这与作者能熟练运用骈文的艺术技巧密不可分。首先是承继了六朝骈文长于抒情、善于夸饰的特点，讲究对偶和用韵增强了文章的咏唱情味和声调之美，更显凄楚动人；其次是把用典、藻采化解在对场面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