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乡下人进城可以从事很多职业，不仅仅是上面的三种职业，就笔者所搜集到的相关小说，还有以下几种题材：第一、拾荒者题材。如贾平凹的《高兴》、张抗抗的《北京的金山上》、鬼子的《瓦城上空的城堡》、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等。第二、服务员题材。如《北京候鸟》、《娘家侄儿侯赛因》、《大声呼吸》、《白水羊头葫芦丝》等。第三、犯罪者题材。如《子弹》、《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等。但是，这些小说并没有形成一种内在联系的一种系列、或者谱系。零散化、无序化成为这些小说的特点，故很难做一种系统的研究，不得不放弃。
总体而言，对乡下人进城小说人物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小说并没有成功地刻画出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尽管有吴顺手、富萍、程德珍等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并不能具有代表性，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隐喻还尚未单薄。我们可以用原型人物的缺失来概括相关题材的作品。其次，小说人物多带有符号化、类型化特征。人物往往成为小说主题的附庸。主题先行成为小说的主要特点。我们很难发现一类人物中彼此之间的深刻特点。他们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刻画出来的。
相当一部分作家已经放弃了塑造小说人物这一主要任务，开始经营情节。一方面说明，作家对于人物的职业并不熟悉，他们无法深入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他们喜怒哀乐。我们可以以贾平凹的《高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平凹曾经在《高兴》后记中不断提到自己如何深入到拾荒者的群体中，采访他们，描写他们人生。但是，小说本身并不是后记所写的那样深刻。刘高兴的人物性格中仍然有着许多知识分子想象的东西。在刘高兴身上有着一种过于浪漫化、乌托邦化的知识分子情怀，而这种情怀恰恰不恰当地拔高了拾荒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拾荒者的细节，比如吃玉米糊糊、骑着单车收拾破烂等，但是却看不到拾荒者的内心。更毋用说那些待在书房里写作的作家了，由于缺乏相当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们往往先预设一个二元对立的主题，然后再依照主题塑造人物。人物性格丰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类型化人物是否服务主题。“农民工题材小说也注重人物的言行，但与传统的经典塑造方法不同，农民工题材小说的人物言行描写不是完全指向人物个性，而是指向作品意欲表达的思想或主题，即农民工题材小说没有全部采用‘情节或事件——人物个性——典型形象——主题’的表达流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品并不试图通过人物个性去‘表现一个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或某些社会关系的本质’，既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依靠人物个性去反映现实或展示主题。因此，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基本主题表达流程是：‘情节或事件——人物命运或人物生存情况——主题”。
在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小说的先预设了城乡二元对立主题，分别以“他”、“她”代表农民工和城市妇女，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性格，人物完全成为一种符号。无论是《太平狗》中的主人、还是《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人物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是都市受难的对象。
当然，想象题材与实际题材比例的差异可以证明作家想象的写作。但是，文学毕竟不是现实社会的调查报告，与现实出现差异，实属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作家形成的模式化而写作，由此造成人物形象的集体雷同化现象，这种现象值得忧虑。这种现象背后有着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现实的原因。从作家自身来讲，很多作家远离底层，对于上述底层人物并不熟悉，他们生活在书斋里，靠想象来完成写作。这样造成他们与底层人民的疏离，底层成了他们想象的景观势在必行。很多作家对于底层人民并无深刻的感情，写这些小说完全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人物只是他们编制传奇情节的道具，因此，大量扁平式、符号式人物的出现，不能不宣告着乡下人进城小说艺术的溃败。最后，作家自身写作功底的浅薄也使得小说人物的描写单薄化、平面化。即使是名作家贾平凹、王安忆等，写其底层人物生活，都有很多“隔离”，贾平凹的高兴充满着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想象，而王安忆的“富萍”一直沉默不语，我们无法走入她的内心，这些都现实了作家缺乏丰盈的艺术塑造功力，更遑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从社会上讲，整个社会弥漫着轻视底层的不良风气。八十年代以来，加快改革开放，全民致富成了社会的共同追求，而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人文气息的追求，都不够重视。尤其是九十年代，面临着新一轮的转型。以金钱为圭臬带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底层的妖魔化。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底层在“被沦陷”，成为一个可怜的群体。另一方面，底层又“被消费”，成为作家猎奇的景观。带着貌似人文关怀的面具，揣着冷漠的心灵，这不只是一个作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症候。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转型期社会精神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