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进城女性而言，身体是欲望，是耻辱的标记，是对城市的屈服来完成身体的出卖。作家往往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来完成对于进城的想象。而妓女恰恰为女性躯体的展览提供了绝佳的题材。妓女这个生活在都市最繁华、最隐秘的角落的“亚文化圈”的群体是最难写的。一方面，作家的生活离妓女的圈子最远，他们缺乏深切地生活体验，因而，小说容易陷入模式化写作的困境。另一方面，妓女题材又最容易博得读者眼球，满足读者的审美想象。作品很容易迎合消费化的社会环境，成为洛阳纸贵的商品。
妓女成为很多作家处理题材的共同想象。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描述了妓女在都市生存的迷惘，她们因遭受歧视而无法言说的隐痛，终将成为一群迷失的流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遭遇都市的侮辱和损害，这种被剥离的伤痛也隐喻了乡下人进城的艰难。
方格子的《上海一夜》深入到妓女的内心，描写了她们生活的精神苦痛。杨青在上海一家酒店做妓女，每天要忍受酒店的歧视，她们不能像其他员工一样从正门进入酒店，甚至清洁工都可以堂堂正正从正门进去。杨青以从正门进入以示抗议，马上遭到被停牌的警告。这种歧视甚至绵延到乡村，杨青不得不面对回到老家后姐妹的指指点点，“你们别看杨青的脸光彩夺目的样子，她的皮肤是松的，夜生活太多就是那样的。”可以说，以杨青为代表的妓女是乡下人在城市漂泊无依的灵魂，所以当她母亲打电话要她中秋回家，已经为她铺好温暖的棉胎时，杨青呜呜地哭。杨青的哭泣说明她还有柔软的内心被抚摸，而同为妓女的阿眉因为得罪客人而被扇耳光时，只会借酒买醉，没有眼泪。妓女的辛酸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杨青又是对爱渴望的，她也有美妙的初恋，家乡男子等了她十年才结婚。杨青遇见研究生网友，并在旅店渡过缠绵悱恻的一个夜晚。“杨青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活着的女人，是需要的，然后又是愿意给予的。”杨青第一感觉到了被爱与温暖拥抱的性爱，这里只有尊重，没有交易。一个都市的卖身女子所渴望的就是一次被尊重的、真诚相拥的性爱，这是多么奢侈的盼望。阿眉也盼望爱情，她要离开上海这座冰冷的都市，回家开饰品店，找个男人，生个孩子。
她们注定是都市的弃儿，正如小说描写道：“杨青抱起了婴儿，她就那样抱着，然后她把嘴唇贴在婴儿的脸上，她听到旁边有人说，是谁丢了这个孩子，多可怜啊。杨青想，他和我一样，被谁丢了。”小孩终会找到自己的父母，而杨青在都市的丢弃是命中注定的。她们注定是一群居无定所的候鸟，无依无靠。回家真的可以找到幸福吗？当杨青的列车在暗夜中呼啸而去的时候，阿眉正坐着另一辆列车向上海呼啸而来。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市终究是妓女的最终归宿，杨青的回家注定是一次个人休假，最终要回归上海。
方格子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以俯瞰的视角冷冷地注视这些被鄙视的人群，也没有把妓女生活作为消费主义的佐料，而是以平视的态度写出了都市妓女敏感而痛苦的内心，一种无法言说的伤痛。这种同情、理解的态度在作家群中显得弥足珍贵。
妓女的身份总是受到周围人无形中的歧视，由此而产生刻骨铭心、难以启齿的隐痛。《上海一夜》中妓女杨青工作的酒店就充满着对对妓女的不屑：
她们有专门的通道，在酒店的后面，是个半深的隧道，低陷着，有点像地下室，长幽，显得很宽敞，杨青和同伴们上下班都从这里进出，当时，她也犯过一欠错误，她想，从酒店老总到部主任，每次开会都说，你们是公司的一员，你们为公司的繁荣昌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你们为酒店创造了良好的信言誉，自身而言，你们脱贫致富，对社会安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员工那样从正门进去，由穿着红黄蓝伺衣的男生为我们开门，享受一声“小姐早上好”，连清洁工都可以从大堂出入，杨青于是有点憋气。杨青那一天背着包从正门走，侍应生笑眯眯地对她说，下午好。事情仿佛是不动声色的，但是，当天下班时，她就被叫到了主任室，告诉她，如果不想再被扣除当天提成连续三天停牌，最好遵守公司的规定，该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
每个妓女心里都有无法启齿的痛楚，她们真实的情感往往在残酷的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为了“爱情”而丧失了性命。明惠梦想着成为都市人——“圆圆（明惠）想在城里买房子。……圆圆想，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马强那样的丈夫，甚至是比马强都好的丈夫。……圆圆想，我要比徐二翠更有出息，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要他们做城里人，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为此，明惠成功地做了一名妓女，她无休无止地工作，甚至讨厌例假耽误了自己的工期。明惠很快遇见了都市成功男人李羊群，并靠自己的温柔与美貌成功地转型成为李的情妇。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让明惠俨然体验到了都市人的快感。她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李羊群。“李羊群是个好男人，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呢。过去认识的所有的男人加在一起，或许都赶不上李羊群的一根小指头！”当然，李羊群也给了明惠某种假象，“李羊群就改了习惯，过去礼拜六的日子他也是在外面过，现在改了，现在他回自己的家和圆圆在一起过。圆圆在平常的日子就懒散得很，圆圆每到礼拜六就忙起来，把自己重新收拾得妥妥帖帖，等了李羊群接她出去。李羊群常常把圆圆带去原来的地方，吃饭、喝茶、聊天。”“李羊群是个好男人，李羊群从来都不曾承诺圆圆什么。可谁又能说，日子不会这样一直过下去呢？圆圆想，等上两年，她一定要养一个李羊群的孩子出来。”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圣诞夜，李羊群带着明惠去狂欢，却在一个社交场合，如此介绍他的“女人”：“她叫圆圆，我的伙伴。”明惠终于明白：“她圆圆哪里能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交道？圆圆是圆圆，圆圆永远都无法成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当圆圆提出自己要先回家时，李羊群流露出漫不经心的冷漠足以让她致命。“圆圆倒是有自知之明的，坐一会就说要先走。圆圆说完走就拿眼睛去看李羊群的反应。李羊群这只羊好像回到自己的羊群里。把圆圆给忘记了。刚才还精神头十足地盯她的那双眼睛，现在一下子散了。他这样的神态与这帮人在一起才是合辙押韵的。圆圆以为，李羊群不陪她一起走，至少会挽留她。李羊群……头都没扭就挥了挥手说，那好吧圆圆，你先回吧！”圆圆终于明白任你住进人家家里，穿上贵太太的服装，都不能成为一名体面的都市人。因为她的身份终究是李羊群豢养的一只“宠物”，从来也不能进入李羊群的感情生活。当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一个女的时候，他会主动带她进入他的社交圈子，而不是藏着掖着。圆圆的都市梦被撕碎得体无完肤，她终于在李羊群的别墅中服药自杀。妓女一旦有了从良的愿望，就陷入了自我幻想的谜团，这足以让圆圆致命。
李肇正的《姐妹》塑造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底层妓女宁德珍和舒小妹的情感生活。宁德珍一直有个梦想——嫁给城里人，把自己的孩子从乡下接到城市。为此，他把梦想寄托在嫖客常先生身上，但是，当她和常先生工作时被警察抓走时常先生露出的怯懦倒反衬出宁德珍的勇敢。“在这座城市里，她跟多少男人没心没肺地欢爱，一次又一次心安理得地接过百元的钞票，这是唯一的一次，她想向一个男人罄尽全部的真爱，却被当做卖淫，并课以重罚。这世界对她太不公道了！”在这座城市里，一个妓女的爱情是无根的蒲公英，随风而飘逝。“宁德珍的最大愿望，就是嫁个城市里的男人。”为了达成这个宏伟的目标，她不得不嫁给一个阳痿的都市男人。“这个阳痿的男人能使她衣食无忧。真是天大的讽刺。宁德珍老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主宰的力量，设下了圈套，让她朝里钻。她乐意，因为没了圈套，她会失去依凭，就像是随波逐流的水草。城市就是个巨大的圈套，而且这圈套就是她的根底。”这是一种巨大的隐喻，妓女要在都市扎根，就得找一个“无根”的男人。欲望与生存的矛盾就在于你只能为了生存而阉割自己的愿望。更何况对于一个在欲海中翻滚的女人来说，嫁给阳痿男人或许是一种上帝的惩罚吧！
妓女舒小妹最大的失败是找了一个健壮如牛、性欲强烈的“美男子”老公，而这个老公最大的爱好是把老婆当做摇钱树，自己用色相去勾引中年妇女，骗财骗色。“美男子”一直惦记着舒小妹的好姐妹宁德珍。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自然遭到宁德珍断然拒绝，“美男子”恼羞成怒，做起了向警方密告宁德珍的无耻勾当，自己可以从宁德珍交来的巨额罚款中分得一杯羹。舒小妹终于忍无可忍，在一次欢爱中用她的伶牙俐齿去了“美男子”的“势”。作为代价，这个受辱的女子被投进了监狱。
作者较为出色地写出了一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妓女，写出了她们的内心、她们为生活所迫干起了为人不齿的行业，但是她们是如此之“清白”。她们的隐痛在于当她们想要永久地拥有城市时，却不得不忍受“去势”的痛苦。作者写出了女性的丰盈内心，她们绝望的反抗。
把妓女情感美化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古代小说中出现大量的“贞烈”妓女、“痴情”妓女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无不是痴情加爱国的代表。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沦陷女子的一种想象，也体现了他们身上对弱女子的一种人道主义同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笔下的妓女形象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美好愿望，他们往往把自己身上不能实现的人格愿望重塑在这些妓女身上。
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妓女情感也继承了“忠贞女”出淤泥而不染的传统想象。作家在这一点上呈现出来的惊人一致，颇值得寻味。
才子佳人模式为中国古典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一般为“才子落难后花园，官家小姐营救，二人私订终身，才子高中状元，夫妻团圆”固定情节。这种情节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写作，在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鸳鸯蝴蝶派的影子。
乔叶的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就采用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架构。冷紫为了挽救失足的姐姐不要再在妓女的道路上迷途深陷，来到城里监视姐姐。不料自己反而成为都市人的猎物，最终也变成了一名妓女。冷紫为此而痛苦，她觉得配不上青梅竹马的同学张朝晖，尤其当张朝晖与爱他的叶潇双双考上名牌大学的时候，她更是自卑地无地自容。她在欲海中浮浮沉沉，挥霍着自己的肉体和青春。直到有一天，张朝晖大学毕业回到冷紫卖淫的城市，不断寻找冷紫、拯救冷紫，冷紫终于决定脱离苦海，开始从良。但是，天不遂人愿，冷紫被黑社会杀死。小说在张朝晖失落、痛苦中结束。小说结局颇有“鸳鸯蝴蝶派”的余韵。冷紫被描写成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她的痛苦更多是爱情绝望的痛苦。张朝晖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默默地照耀着冷紫心中阴冷的角落。于是，小说的主题就是变成了言情小说的主题。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世界，可以洗涤一个人的灵魂，即便你对现实生活绝望，也不要对爱情绝望。乔叶是一名女性作家，容易陷入爱情的梦幻摇篮曲中。小说充满着苦难与爱情两大主题，沉沦与拯救成了小说构成小说的叙事动力。小说并没有给我们张朝晖坚守的理由，当他和叶潇双双进城上大学时，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固执坚守的可能性。当他带着身为妓女的叶紫见父母时，我们很难相信老人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场情感。小说完全把这场爱情美化了，显得格外虚假。当作者沉浸在言情小说的迷梦中时，小说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度，而成为现实媾和的宣传品。因为冷紫所有的堕落都成为成全张朝晖“情圣”人格的一个注脚。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里，爱情真的就这么坚不可摧吗？要知道爱情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我并不否认这种坚守的可能性。我只是怀疑作者用言情的虚假来掩饰社会的不公。
贾平凹的《高兴》中也写到了一段浪漫的恋情。刘高兴在城里以拾荒为生，却有着超脱农民的才子气质。刘高兴身上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他相貌清秀、喜欢整洁，追求体面的生活。他不仅能识文断字、还能弄笛吹箫，空闲时读报弹唱，享受片刻逍遥。他梦想着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于是小说由描写拾荒者生活的琐碎转向了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刘高兴起着破三轮车载着孟夷纯招摇过市，买最好得苹果送给孟夷纯。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拯救意识。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在金钱的枷锁中沉沦，刘高兴有一种使命，帮助她渡过难关。为此，他不停地把自己卖破烂的血汗钱交给孟夷纯。小说描写了刘高兴对孟夷纯的真挚的爱——
唉，如果孟夷纯是个残疾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娶她了，就是不娶她，同意让我一生专门伺候她也行。我想象我每日去拾垃圾，回家了说：夷纯，我回来了！给她买了衣服，给她捎一个油饼，我们坐在屋里一边手拍打着蚊子一边说话，讨论我们的屋墙上应该重新粉刷了，窗子前得放个沙发呀，沙发要那种棉布的，坐上舒服。对了，买个洗衣机，有洗衣机就不让她洗衣服。
是的，我是在同情她也是在帮助她，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她，爱她。我的钱是拾破烂一分一分攒的，而孟夷纯收下钱后，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了，钱虽代表不了感情，但你爱着一个人你就会想方设法地为她花钱呀，钱是我走近孟夷纯的独木桥。
这种拯救在小说结尾达到高潮，孟夷纯因为特殊的行业被公安局抓去劳教，需要五千元才能赎回自由。为此，刘高兴去工地做工，只求得赎回孟夷纯的人身自由。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情感角逐中，刘高兴处于绝对主动的地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狂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由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孟夷纯始终是“我”刘高兴关注的他者。我们只知道她不断地挣钱为哥哥伸张正义，她的内心世界不得而知。作者对于妓女生活近乎无知，我们无法了解孟夷纯的内心。换言之，孟夷纯始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幻象，美丽、充满诱惑、只知道奉献肉体，而无需索取。孟夷纯的形象符号化了，她仅仅是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小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妓女爱上拾荒者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同病相怜吗？这个理由太过牵强。正因为缺乏现实生活的支持，贾平凹在《高兴》中描写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显得虚假。
《家园何处》同样也是“才子佳人“式的小说。小说描写的是停如何由纯真乡下少女在都市中一步步走向妓女的故事，而深层文本则描述停和方建中的坚守爱情。小说并没有停止对纯粹乡村爱情的赞美。停和未婚夫方建中的感情真是这种乡村爱情的极致。当停把这个珍藏的书包送给方建中时，就是对最美好的爱情的寄托。整部小说的唯一亮色，就是停和方建中的纯真感情。这种情感与停堕落的叙事结构显得格格不入。方建中不断给城里的停写信，让停颇为感动。方建中最终来到城里寻找停，两人在城市遭受冷漠和侮辱后，悄悄离开了都市。言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冲淡或者拯救了了堕落的主题。停就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虽说她在都市的泥淖中一步步走向沉沦，但这明显不是她的错，而是都市的错——“那城市要比戏里那些嫌贫爱富的员外强大得多。”
这种才子佳人式的情感被处理得相当苍白。方建中明明知道未婚妻去城市意味着什么，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个男子应当有的责任感，而只是送笔记本作为纪念——“方建中送给何香停几十块一钱盘缠，还以一个老师的职业习惯，送给何香停一个大日记本和一支钢笔，要何香停别忘了学习。”
小说没有写出方建中对停的思念来，尤其是当停不断地在城里堕落时，方建中并没有去城里照看她，完全没有一个未婚夫的样子。方建中去城里找停并不是为了思念所致，不是为了拯救停脱离苦海，而是为了倾诉自己的隐痛。“方建中原来没打算去，就是去，也只能是放暑假之后去，他不愿丢下学生不管。临到放暑假的前十来天，学校出了一桩人命案，弄得整所学校都停课了，这件案子深深刺激了方建中，伤害了方建中，他悲愤至极，绝望至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去找何香停。”小说并没有对他们的情感基础做较为牢固的夯实，因此他们之间的这条感情线不无苍白而虚假，尤其是当停把自己卖身钱全部交给方建中，“何香停本来应该是你的人，可现在她已经不算个人了，她没脸见你，也没想到你会来看她。她没别的报答你。这是她的存款，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取出来带上，回家去吧。有合适的，赶快再找一个，权当没有何香停这个人。”
作者完全把停想象成王宝钏式的人物，即便她的肉体被城市戳成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停的形象是失败的、干瘪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她丰盈的内心。她只是一个苦情的角色，被生活的大磨拉着一圈一圈地走。作者太急于美化这段情感，太想为乡村式的爱情做一个美好的注脚，但是，由于生活经验的缺乏，这段妓女的情感显得苍白而空洞。
乔叶、贾平凹、刘庆邦描写妓女情感时想象乏力，并没有深入到妓女的内心，展现其丰盈的艺术世界。相反，作家无意识地调动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资源，用才子佳人式的想象填补妓女情感世界的空虚。这也反映了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文不够，情感凑。用情感的浓烈来为小说增加亮色，却不料这种情感处理显得拙劣不堪。
很多作家在描写妓女的生活时，采取一种零度讲述的态度，完全把妓女的当做一种“风景”来描写。妓女是作者审视的对象，好像她们完全生活在与己无关的世界。我们无法得知她们的内心。她们只是一种被观赏的对象，成为一个“他者”而存在。甚至作家的骨子里，有一种对于妓女的蔑视，而这种蔑视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安。
我们可以从吴玄的《发廊》中发现端倪：“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的妹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开发廊，最终堕落为妓女。小说描写了“我”眼中的妹妹方圆的生活和情感，方圆在丈夫成为残疾人之后，与他一番争吵之后，突然决定卖淫的。小说这样描写：
从男人的房间出来，天已经亮了，平时，这个时刻。方圆总是睡觉，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天是怎样慢慢亮起来的了，方圆走在街上，昂着头，心情就像早晨一样稀奇，美好，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就跟天空似的，慢慢地亮起来了。她随便摸了摸男人给的五百元钱，这个价不低了，相当于她替男人按摩十次。方圆想，我做鸡了。其实我也没想做鸡，我只是想他走，就做了鸡了。原来做鸡也很好，以后，我就做鸡吧。方圆想。
一个女子突然决定卖淫，心中的内心冲突完全被忽略掉了，一切都是如此悄无声息，起承转合得妥帖自然，自然得令人生疑。身份的转变、内心的挣扎、生活的痛苦都被作者抹布一般地抹掉了。
再看下面一段：
方圆抿了抿嘴唇，说，我跟一个男人走了，我做鸡去了。
李培林说，放屁。
你不信，方圆说着掏出口袋里的五百元钱，这是我刚赚来的。
李培林说，真的？
方圆说，这么凶干吗？做鸡有什么不好。
如此轻松地叙述这么沉重的事，方圆似乎以此来打击、报复丈夫，但是，丝毫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小说并没有表现这种痛苦。
最令人生疑的是，小说以“我”的视角看待妹妹，“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知识分子），却在讲述时流露出超然的冷漠口吻。似乎“我”妹妹的痛苦遭遇与己无关，与生活不合：
我可能在某些细节，跨越了写实的界限，进入了虚构和想象的领域，所谓合理想象，就我的视角，显然不是目击，我当然是听说的，如果只是我的虚构。我将感到轻松，但可悲的是我的叙述大体上还是可信的，方圆确实从那晚开始当了妓女，她当了妓女确实觉得心情不错。
“本来开发廊和当婊子的界限就是很含糊的。”叙事者并没有成功地完成对这个荒诞无聊世界的反讽。吴玄完全认同他的叙事者。正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事故价值观支配着作者的叙述。小说由此对这个冰冷的现实妥协，妓女只是作者写作的一个噱头，一个与己无关的风景，符号。也许，世界本来如此，但是，我想要问的是，作家只是仅仅如镜子一般反映现实么？如果真的如此，这是小说的堕落，因为文学应该提出一种超越现实反叛性的东西。
这种零度讲述不只是吴玄一个人的问题，在巴桥的《阿谣》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阿谣》讲述了妓女阿谣的日常生活，她每天的衣食住行，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阿谣的私生活，比如写她如何接客的细节。作者把人物风景化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漠的叙事者和一种他者化的叙述。阿谣作为一名“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形象从头至尾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感觉，她如同动物园中笼中雀一样被我们观赏着。作者叙事态度的隐退正是一种很可怕的征兆，女性的身体成为了一种消费、展览的对象。比如：
现在，整个上午阿瑶都用来睡觉，什么时候睡醒了，什么时候就到店里，有时李姐会做点晚饭，有时就在外面买快餐，一般到晚上一点，也就关店了。如果没有包夜的客人，阿瑶会在外面吃点夜宵，才回自己的租屋，冲个凉，关灯睡觉。生活似乎变得规律起来，阿瑶很满意现在的节奏，睡眠充足，以前的那些事又渐渐地淡了，阿瑶居然慢慢地胖起来。这个变化阿瑶自己是不觉得的，有一次，客人做完了，头枕着阿瑶的小腹，说：‘好枕头呢。’阿瑶瞥一眼自己，发现是比以前胖了一些，这才几天啊。
最令人感到反胃的是，作者把阿谣的身体当做猎奇的对象，随意杜撰。
当作者把妓女的生活当做猎艳的对象时，似乎不考虑故事的逻辑对表现小说的主题有什么作用。信马由缰、随写随停的意识流写法使得小说的主题拙劣不堪。作者完全把妓女的主题消费化了——看那，那个人！她就是这样生活着的。这样，一个题材就变成了一个噱头，一个人物就成了一座风景。这是我们要严厉批判的。
妓女生活的风景画在王祥夫的长篇小说《米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着力塑造在苦海中挣扎的底层妓女米谷这一形象。但是，冷漠的描写使得米谷成为一道被窥视的风景。米谷是一位漂亮的乡下女孩，为了生存来到城里开始乞讨，遇见了卖羊肉串的小年轻，两人开始同居。苦难从此接踵而来，米谷的孩子福官被人抢走，米谷为了支付五千元赎金，开始卖淫生涯。当米谷把钱交给骗子时，她明白自己的孩子彻底找不到了。小年轻被警察撞断一条腿，为了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米谷重操就业。可怜小年轻又一次因为喝了假酒，住进医院，需要十万元医疗费，米谷再次卖淫。小年轻感到生活无望，数次选择跳河、以头撞煤炉等自杀方式，奈何力不从心。米谷知道亲爱的小年轻生不如死，遂决定帮助他脱离苦海。米谷从医生手中搞到一支安乐死针剂，万分悲痛中结束了小年轻的生命。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铁窗外传来儿子的怨恨：“你为何杀死我爸爸。”
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聚焦叙事，叙事者感情隐退，如同摄影机记录下米谷所有的卖淫生涯。我们无从了解一个底层卖淫者的内心，她好像天生为了卖淫而存在。只不过作者赋予她卖淫一个很光荣而又沉重的任务——为了救赎儿子与丈夫。于是，母爱与爱情成了卖淫的两大借口。当作者把所有的苦难都加注在一个人的时候，故事显得传奇而虚假。很明显，作者是铁了心地往死里写一个人物——似乎这些底层人物生下来就是奔赴死亡。问题不在于不可以不写苦难，而在于必须为苦难一个适合逻辑的理由。一个漂亮的女孩莫名其妙突然成了讨饭的，这在现实中是否可能。当小年轻很自然地把妻子送上卖淫的道路上时，我们丝毫没有感受到一个男人应有的受辱感，哪怕是半点内心斗争。人物完全成为卖淫通途上的一张通行证。所有的叙事都是充着苦难的主题去的。
米谷完全成了一个奉献的肉体机器，作者大量描写米谷卖淫的身体细节，如果不是一个苦难包裹的主题，小说完全沦为一部色情小说。当大量的色情内容充斥着小说的故事时，我们完全理由为这个冷漠的叙事者感到愤怒。因为叙事完全把米谷的身体当做一道一道风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进行着细节描述。作者似乎想要采用一种不介入的零度叙事方式，似乎要在叙事态度与叙事对象之间出现一种反讽。但是，大量的苦难完全压抑了叙事的态度，我们看到的却是叙事态度的暧昧。在慢慢地品味着妓女的苦难，鉴于叙事是一种“可靠叙事”，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米谷》是一部消费困难，拿女性身体来说事的小说。《米谷》写作风格在同类的小说中具有典型性，很多作家都利用底层写作贩卖着不上台面的私货，小说遂堕落为一种黑幕加色情之类的无聊玩意。
当作家以一种零度叙事讲述乡下人进城的妓女故事时，无形之中暴露出他们叙事的暧昧性。他们从来没有也没想要试图走进妓女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完成一种深沉的小说批判，而是仅仅把妓女的苦难当成一种展览品——看那，那些人！这种暧昧的叙事态度反映出作家想象妓女的轻浮与无聊，他们无形之中把这类题材当做吸引读者眼球的一个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