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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革命、建设主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但是，有一个方向是不变的，中国艰难地从传统的、静止的农业国家向现代的、流动的工业国家转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变动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城市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都市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人们生活的便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整齐的街道、游走于街上的电车、各种名目繁多的商品，无不令人感到现代化的便利。另一方面，都市快节奏、规律化的生活把人们纳入一个机械化大生产中，人们被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所笼罩，他们不得不被囚禁于一种铁笼子式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是碎片化的、浅薄式的人生体验。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
人们改变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是以稳定的、静止的、闲散的方式为特征。“一般来说，乡村社会是封闭的，内敛的，并抱有一种持久的耐心。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
但是，都市化的生活把一切都打乱了，“在乡村，绝对不会出现‘人群中的人’，人面对的是邻人和家族权威。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同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
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后果就在于都市的扩大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的萎缩，前工业时代乡村包围城市。其主导生活方式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大家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他们的全部。工业时代恰恰相反，城市蚕食乡村。其主导生活是一种流动的、迁徙式的漂泊生活。
人们为了生活或者理想，纷纷主动或被动走向城市，于是乡下人进城就成了现代性的一种症候。
二十世纪中国城乡流动虽然一直存在着，20 世纪说 20 年代到 30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后来被连绵十几年的战争所阻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阻断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在给社会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当时资源奇缺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国家采取了农村支持城市的措施。为了保证上述策略的有效性，国家采取了强制措施限制了乡下人进城。1953 年、1954 年、1955 年、1957 年，国家先后四次发出指示，限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束缚乡下人进城的一道瓶颈。195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将人口分为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并在二者之间设置了重重屏障，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60 年代，国家严格控制企业机关招收新职工名额，限制了乡下人向城市的流动。1977 年 11 月，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徙的规定》指出：“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要严格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户籍制度对乡下人进城的束缚作用，一系列新的户籍改革政策的落实，使得乡下人进城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民工潮，人数大约有一亿五千万，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有两种原因导致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其一，农村土地稀少，劳动力过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带来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民不需要在田地里谋生存，成为自由劳动力，这部分人必然要去城里谋生。相对而言，农村的人均收入与进城打工的收入相比，进城打工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若干时间中，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严峻的生存现实。九十年代农民生活日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矛盾。种地成为农民无法承受之负担，很多土地荒芜，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孤身来城市谋生存。中国每年庞大的人口流动成为一道奇异的景观。90 年代再次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以出口加工经济为导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亟须大量廉价劳动力，经济产业以“世界工厂”为特色的现代化，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的直接驱动机制。另外，90 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众多新型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城市化为乡下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了大量的乡下人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受到社会学界、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也成为众多作家城乡书写的对象。
乡下人进城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潘漠华的《乡心》、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栀子花》、萧军的《第三代》、丁玲的《奔》、老舍的《骆驼祥子》，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再到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作家一直致力于表现城乡流动的小说想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了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此后逐年增多，到了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根据徐德明先生的统计，仅2000－2005 年的 11 种文学刊物，“有 224 篇／部小说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其中：《人民文学》51 （篇／部）：《山花》34：《北京文学》31；《上海文学》26：《十月》22；《收获》18；《当代》12：《钟山》11；《芙蓉》11：《花城》6；《天涯》2”
大量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涌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症候，是一种身份进入另一种身份而引起的生存危机、文化碰撞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的文学体现，是当下作家试图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文化回答，表达了作家的人生焦虑。乃至于出现了与“乡下人进城”相关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话题的持续、热烈、广泛的讨论。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客体。
乡下人进城小说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需要加以辨析。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内涵、生成过程、适用语境的分析，本书试图找出概念之间的差异，廓清论题的边界，确定选题的视域。
中国当代文坛近期引起争议的无疑是“底层文学”的大讨论了。关于底层问题的争论是 1993 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唯一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论争。“底层”原是社会学概念，最早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原意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处于从属地位的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群体，主要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20世纪 80 年代，印度的“庶民”研究，将“subaltern”翻译为“属下”、“底层”、“下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根据人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程度，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商业服务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构成了底层的主体。这种区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在社会结构中，产业工人阶层占22. 6％左右，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或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占 44％左右，商业服务员工阶占 12％，失业、半失业人群占 3. 1％左右，这样，底层占到全国人口的 78. 7％，以全国人口 13 亿来计算，就是 10. 23 亿。也即中国人口要有 78％以上被划为底层。”
底层问题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出版了段若鹏、钟声等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孙立平的《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吴波的《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李培林、李强等人的《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等社会学专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文学界的底层书写表现出迟钝性和被动性，甚至是滞后性，与其说是文学界对现实的主动发言，不如说是受巨大现实存在的推拉拽行。”
1996 年文学批评家蔡翔在《钟山》第 5 期发表《底层》一文，“底层”二字正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98 年《上海文学》第 7 期发表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说道：“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
与此同时，他们呼唤知识界应该倾听底层的声音，应该拒绝以高傲式的怜悯态度倾听底层。他们呼吁应当以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对待底层，并相信底层的声音终将成为坚持平等和公正的强大力量。
2004 年，“底层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很多学者纷纷参加到“底层写作”的论争中，其中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把“底层写作”研究推向高峰。
2005 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论文进一步拓深了底层文学论争的领域。
打工文学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肇始于深圳，后逐渐向南方沿海城市蔓延，并向全国各城市渗透。打工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群分部在以广东为中心中国南部城市，主要代表作家为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等一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发表在《特区文学》《打工族》《大鹏湾》、《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南叶》、《打工知音》等刊物上。
学者杨宏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学”概念。但是，学术界对于“打工文学”内涵的界定一直歧义丛生。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从写作者的主体角度定义“打工文学”。而在主体方面又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必须是打工者写作的作品才是“打工文学”。白烨就主张，“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
雷达也持相似同样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打工文学”的主题未必囿于打工者之内，李敬泽就说“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
杨宏海认为，“所谓的‘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第二，从小说题材的角度界定“打工文学”。洪治纲说，“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
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
这些论争进一步反映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打工文学”的思考，深入了“打工文学”的研究。
从对“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打工文学”，都是知识分子对现有社会现象的一种文学化的命名，从而表达知识分子的人生关怀。“底层文学”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左翼话语的问题。它呼吁知识分子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关心弱势群体，倾听被压抑的底层的声音，从而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警惕和质疑。底层文学更多关注阶层、阶级分化问题，但这更多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对象，而不是文学专长。我们谨防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过于伦理化、道义化。底层问题首先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顶层设计的问题，用文学处理这样的问题，未必是文学之福。从另一方面，“底层文学”的提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焦虑。80 年代知识分子激情高扬，俨然一代民众的领袖，九十年代则在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中被严重边缘化了。与底层的永远被边缘化不同，他们的被边缘化有一种被抛弃了的疼痛感。故此他们借此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对文学公义的看法，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关怀，借此释放自身的人生焦灼。因此，“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就有着旗帜鲜明的“为弱者立言”式的左翼倾向性。
目前学术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聚焦于“知识分子如何代言”问题。这其实重新回到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论争的老话题。对此。鲁迅的回答很坚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有寄托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同路人。鲁迅仍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如何在不受其他阶级文化的影响下而保持自己写作的纯粹性。
“打工文学”的提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试图解决鲁迅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分子无法表达底层，索性不如让身处“底层”打工者写“底层”。但是，问题在于，“打工文学”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写作者主体转换的问题，它的提出背后又有着复杂的主流意识形态操纵痕迹。
写作者很容易在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改变写作立场。洪子诚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了，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了。”
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乡下人进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视野。2005 年徐德明先生在《文学评论》上撰文《“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提出了这一概念：“‘乡下人’……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当下的乡下人进城指 80 年代以来从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农村劳力中走进城来、试图改变生活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上亿计的中国农村人口。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其所有劳作的价值都在一个堂皇的现代化社会命题下被悄悄地吞没、消解了。”
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相比，“乡下人进城”概念无疑稀释了前两者所独具的意识形态内涵，从而把“底层文学”问题转换为“城乡流动”的现象学式的描述。如果说前者关系到社会的公义、公民的维权等方面的政治话题的话，那么“乡下人进城”则成功地把这一问题描绘成为“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阵痛。实际上，我更关心的是乡下人进城的两个维度：其一、城乡冲突的维度，这是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可能被处理成农村乌托邦与城市恶魔化的冲突。其二、底层叙事的维度，“乡下人进城”必然沦为“弱势群体”，在这一点上和“底层文学”又有重合之处。但是，“乡下人进城”又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有着空间流动的内涵，即一个主体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由此而产生焦灼与冲突，而这恰恰为文学的想象提供广阔的天地。“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右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概念即相互区别又互相交叉。底层文学涉及的范围最为广泛，它包括描写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学，涵盖社会各个行业。而打工文学则较为狭隘，则指向作者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而乡下人进城则是从另一个维度思考底层问题，更关注城乡流动。它们之间必然有重合、交叉之处，都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故本文论述的范围是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考察内容涵盖部分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
涉及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水涛、轩红芹、王文初合著的《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李新的《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9 年）、苏奎的《漂泊于都市的不安灵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外来者”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6 年）、轩红芹的《向城求生——论 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2006 年）、范耀华的《论新时期以来“由乡入城”的文学叙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7 年）等。上述研究大都着重于社会问题研究，对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把小说内容当做社会研究的一种史料来看待，或者把小说当做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一种研究素材来看待，小说本身的美学、叙事、情节等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其中一些成果虽然涉及文本分析，但尚嫌疏浅，为进一步研究留下广阔的空间。
乡下人进城小说所描述的是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自有其自身的道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既然是小说，就是一个文学问题。我们应当回归作品，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些小说进行细读，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我们做出文学判断的基础。杜夫海纳说：“作家的真理在作品之中，但作品的真理却不在作家身上。那么在哪里呢？就在作品的意义之中。在这里，现象学还告诉我们：任何现象本身都带有一种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主体总是呈现于‘被给定之物’中以便组织它、评论它；另一方面是因为‘被给定之物’从来不会以经验主义所想象的感觉一材料的方式作为原始的和无意义的给定。因此，作品永远有一种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目前关于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于从小说本身出发，进行的审美研究，尚属薄弱。这也构成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洪治纲曾经深刻地反思“底层研究”的不足，他指出：“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底层写作’研究一直注重各自理论的阐述。尽管一些研究者也曾对一些具体的创作文本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论述，或者说是一种主题学评述，其目的还是为了印证各自的理论性思考。像孟繁华、李云雷、贺绍俊、邵燕君、王光明、吴思敬等人的很多评述，都是停留在文本的主题思想层面上，对其中的形式问题只是简略而谈，很难见到颇为精深的文本解析。特别是对于‘底层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问题，不少人都是以‘概念化、模式化、道德化’等进行笼统地评价，并没有对这些文本的内在不足进入深入的艺术分析。只有张清华、徐德明、陈晓明等少数学者进行了一些较为细致的解析，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文本分析不足的现状。”
本书拟从小说修辞和意识形态批评角度来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中国传统的修辞意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
这种修辞观念仅仅指的是修饰辞藻，无疑窄化了小说研究。小说修辞则研究作者控制小说的手段，修辞具有“劝说”意味。戴维·洛奇说：“我一向把小说视为修辞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小说家‘劝说’我们与他同持某种观点；如果成功，读者会沉浸在那种虚构的现实中，如痴如醉。”
这就凸显出修辞在小说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就成为小说批评和叙事研究的一个焦点。“小说修辞就是小说家通过自己在小说中的存在和介入，通过显示作者的主观态度和明确的目的性的手段、技巧和策略，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所宣达的信念和价值立场。”
可见，小说修辞可以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叙事的技巧、主题的安排来完成对于读者的“劝说”，最终达到让读者“信服”的效果。
文学从来不是一场瓶子里的风暴，任何试图把文学完全“纯”化的方式都是闭门造车。因为纯文学的本质审美，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家使用什么语言写作，用什么方式写作，运用何种修辞均为一种意识形态所控制。正如杰姆逊所言：“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
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作家创作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小说修辞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由阐释经典到批判性阅读时代。欣赏和阐释是我们面对经典作品的态度和任务。我们需要一种追求深度的文学，从文本的表面寻求作家广博而深邃的思想。这种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美学分析，“依据自己阅读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再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批评标准，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阐释、分析、评判，进而做出审美价值的定位和审美意义的确认。”
尤斯指出：“文学批评、合理的艺术判断产生于对一特定的艺术品的欣赏之后。批评所评价的是对欣赏的经验的回忆。”
汤普金斯认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是阐释，然后才是评判。”我们面对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神曲》、《战争与和平》、《红楼梦》、《阿Q正传》、《边城》、《骆驼祥子》等人类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时，以朝圣者姿态去阐释其微言大义，寻找文本内部隐藏的属于作家特有的或者人类共有的精神内核，是批评家的任务。
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相对平庸的时代，是大师一个个远去，批评家多于作家的时代，当下文学是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文学没有经典的可能性，而是说经典需要一段时间的陶冶，另一方面，产生经典也需要一个时代的陶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学的宝贵财富，而我们现在尚缺乏这种丰厚的土壤。因此，任何对当下文学做出“经典化”的判断都要冒着自毁名誉的危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文学一无是处。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时代的症候的话，如果我们承认低劣的作品也有其批判价值的话（假象也是真实的一种反映，正如同谎言也是真实的变体一般），那么当下文学必然有其研究的价值。
我们面临着一种学术研究的转型，我们必须从一种阐释经典的过去式中转变过来，寻求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批评。当下很多作家受到“意识形态”召唤，作品有着太多的功利性因素。批评家所做的就是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文学未必经典，但却是很好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文学本来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产物，但由于今天的文学已被其他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进驻着、占领着、相互纠缠着、进退失据着，审美意识形态也就被裹胁、被绑架乃至被出走或被自杀，而几无藏身之处或活动空间。如此一来，文学的价值观、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的消费方式等等也就比以往更显得迷乱和诡异，由此造成了现象与本质之间更远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正需要我们加大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
我们应当将美学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作品。“如果说美学分析是对文学的阐释，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揭示：如果说美学分析是对文学的附魅（ enchantment），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祛魅（ disenchantment）。从阐释到揭示，从附魅到祛魅，既可以看作面对当下文学研究姿态的调整，也可以看作文学理论的批评范式转换。而只有做出如此调整和转换，我们的文学理论或许才能有所作为。”
纯文学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在八十年代文学中，文学的向内转（审美本体的提出）对于文学摆脱政治化的牵制，走向文学的自律，有重大的转型作用，它重新接续了一个老问题，作家走向象牙塔。周作人曾经在《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一文中讲述知识分子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刻的两种抉择——要么走向象牙塔，要么走向十字街头。作家或者躲进艺术的殿堂里苦心经营“自己的园地”，或者走向社会，“铁肩担道义”，追求“为人生”的文学。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年代，知识分子忙着思想解放，官方忙着领导全民族奔向现代化，尽管仍然有不小的保守声音，但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是改革、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文学本身”问题的提出就是一种时代的症候，它要求文学寻找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遇见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新世纪以来，情况仍未取得好转。在严峻的社会面前，纯文学的高高在上、孤芳自赏成了不合时宜的赘物。文学的政治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解构主义者一再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建构起来的艺术，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文学的定义都不相同。纯文学的背后，隐藏的是精英主义式地傲慢与偏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学向外转，又一次成为现当代文学界、文艺学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乡下人进城”问题、“底层文学”问题、“打工文学”问题等等概念的提出，无不呈现出作家、学者的集体焦虑，在社会转型期急剧变化的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何为？他们不再满足于“皓首穷经”式地经院式研究，而把目光转向广袤的田野和多变的社会。
本书主要从小说修辞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考察乡下人进城小说。笔者将乡下人进城小说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主要是一种小说修辞研究，从人物、情节、叙事、母题等方面探讨作家如何完成乡下人进城的文学想象，这些想象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并试图分析其产生缘由。外部研究则从意识形态入手，试图从左翼、启蒙、消费主义与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乡下人进城小说如何受到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一章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本文按照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职业划分出三个谱系：农民工形象谱系、妓女形象谱系、保姆形象谱系，分别探讨这些不同职业的人物形象建构的共同特征以及背后的原因。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中存在着“污名化”和“温情化”的倾向。作家在描写“妓女”形象时，往往存在着才子佳人式爱情处理模式，部分作品表现出作家把妓女当做暧昧的风景，作品呈现零度叙事特征，显示了作家人文关怀的缺失。在描绘保姆形象时，作家落入鸠占鹊巢式、自立自强式和自甘堕落式的窠臼。总之，作家并未写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大量模式化、平面化的人物形象折射出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化症候——九十年代以来，底层在社会转型期成为一群“被沦陷”的群体，成为被观赏、猎奇的对象，预示着当下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道德滑落的危机。
第二章拟展开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情节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在情节组织方面呈现的两大趋向——戏剧化和非戏剧化。很多作家为了表现乡下人进城后的痛苦，往往设置特写式的舞台化场景，这种设计很明显把乡下人生活戏剧化了。作家因此而完成一种修辞术，舞台化的场景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有些作家在情节上巧设悬念，从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效果。悬念的设计往往体现小说“欧·亨利式”的结尾，作家通过这种情节修辞安排，使得读者在震惊之余开始反思乡下人进城命运的悲剧性。戏剧化的核心是矛盾冲突的设置，非黑即白的矛盾双方，必然是简化的，矛盾的构成双方一旦简化，必然成为某种观念化的刻板印象的符号。戏剧化矛盾是以牺牲复杂性与深邃性为代价的，将生活结构化了、固化了。戏剧化情节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模式化的写作，部分小说情节离奇、荒诞不经，无形中迎合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非戏剧化恰恰是对戏剧化的反驳，它追求的是生活的本身，非戏剧化拒绝将生活结构化、典型化的努力，关注的是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性，“变”中之“常”。非戏剧化情节处理主要包括诗化的语调、反高潮的叙事、民间的口述等三个方面，通过对魏微、王安忆、林白等作家的作品分析，我将阐述非戏剧化在乡下人进城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非戏剧化情节的处理方式比戏剧化情节更贴近生活，更能表达乡下人进城的精神状态，但是，过分诗意化的描写把乡下人进城“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这种知识分子式的想象遮蔽了真正的底层生活。有些作家通过口述体的写作方式表现乡下人进城，较为真实地呈现民间的原生态生活，为乡下人进城小说提供另一种想象空间。
第三章主要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人称的选用是作家处理小说修辞的一种方式，使用不同的人称会产生不同的劝说效果。因此，从人称角度切入小说修辞，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效果。本章采用“独白”和“对话”来概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第一人称旁观者叙事的修辞特征。概而言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我”充当了叙事者和主人公双重角色，很容易形成独白性的叙事话语，强烈的独白性使得小说呈现浓郁的抒情风格。当作家用“我”来讲述乡下人的故事时，给人一种“底层发出自己声音”的修辞效果，但实际上这种写作也是知识分子语言对于底层语言的改写过程，真正“底层”的声音被遮蔽了。第一人称旁观者叙事则产生“对话”的修辞效果，叙事者“我”注视着主人公，通过聚焦的转换，让读者产生一种“我”的观看过程，这种叙事方式显示了作家试图走进底层，与底层展开平等对话的努力。第三人称叙事叙事者隐藏在故事背后，通过俯瞰的角度来控制故事叙述，这种叙事方式努力呈现底层人的“真相”，这其实是一种“自然化”的修辞效果。当作家用第三人称叙事讲述乡下人进城故事时，往往存在着一重尴尬。作家并不是底层人民，当他用第三人称来叙事时，势必在小说产生一种悖论——即在作家的声音和人物的视角之间产生一种叙事裂缝。作家的声音往往不由自主地遮蔽了人物主体的声音，这也是底层小说无法摆脱的命运——自己的声音会被另一种声音压抑、改造。过分地依赖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很容易产生熟悉的效果，叙事者无法摆脱紧贴主人公的宿命，传统的叙事方式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形成拟真化的效果，从而把叙事“自然化”了。有一些作家试图寻找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方式，通过动物视角、鬼怪视角，多重人物的有限视角、儿童视角讲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我将举例论证作家在运用上述叙事修辞方面的得失。
第四章我将从母题方面入手研究该类题材小说。乡下人进城小说同样表达了作家对于母题的理解，本节把乡下人进城小说分为四类母题：分别是追寻母题，苦难母题，异化母题，悲悼母题。乡下人进城，必然面临一系列的追寻，和迷茫，失落。追寻母题就是乡下人进城的一个过程。苦难是乡下人进城遭遇的基本挫折，乡下人进城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事件，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转移，很多作家借此表达对消逝的农村田园乌托邦的悲悼。这样，“追寻——苦难——异化——悲悼”就构成了作家对于城乡变迁的人生叩问。接下来我将探讨作家表达母题的两种手段：风景和隐喻。通过对小说风景的描述和隐喻的使用进行细致的分析，我想揭示作家在想象母题的思维共同性。“风景”与其说是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再现，毋宁说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作家表达城乡变迁母题的必要手段。很多作家使用隐喻性的意象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卑微的农民是城市化进程的牺牲者，他们的命运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五章我将从外部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已经成为作家创作的“无意识”。本文把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分为左翼、启蒙、消费主义和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左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乡下人进城小说，这些作品有的传达民粹主义思想，体现民众崇拜和知识分子忏悔意识；有的弘扬底层人民的阶级情谊，呼吁他们奋起反抗、英勇斗争。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启蒙意识充满着悖论，一方面，这种启蒙表现了作家直面现实苦难的勇气，和作家责任的担当。文学需要介入现实，反映底层，成为启蒙主义作家无法逃避的重任；另一方面，部分文本反映出作家高高在上的叙事姿态，暴露了作家的“身份意识”和“阶层意识”。作家始终站在底层圈外描述底层，因此而产生了身份隔膜，这种隔膜进一步会把“底层”丑化、漫画化了，这已经成为这些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部分作品成了被消费的性符号，部分作品宣扬一种“商品拜物教”，在作品场景描绘中无意识地传达了“炫富”心理，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批判。最后，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或显或隐地侵入部分作家的小说创作，通过对精英作家铁凝、张抗抗、刘醒龙以及草根作家王十月等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我将证明这些作家无论出身什么阶层，都受到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小说很容易沦为主流政策的传声筒，缺乏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的批判精神。
我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日新月异的城乡互动引发作家无穷的社会想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乡下人进城依然会成为当下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当下乡下人进城小说有着很多缺陷，重复式、模式化写作仍然困扰着作家，很多作家只满足于传奇化、庸俗化故事的讲述，底层的声音受到压抑、改写。这都预示着作家与真正底层存在着的无法沟通的距离，作家应当走向民间、走向底层，写出真正体现底层人民情感的作品，应当有一种好不妥协的批判、承担意识，呈现出自己的主体性，应当写出反映社会变迁“整体性”的作品来。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作品、作家。